三、当前新疆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堵点

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是新征程下中国式现代化与新疆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长期性难点。同时，面对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安全稳定和深化改革的多重任务，新疆高质量发展还涉及“稳”与“进”的特殊性堵点，有的是过去老问题，还有的是老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很好解决，又在新挑战新形势相互交叉作用下，产生了很多新问题新困难。

（一）巩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难度还较大

尽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新疆呈现出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为迈向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巩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的难度。在国际形势上，由于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大重组的动荡变革期，俄乌冲突、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显著提升，加剧了新疆能源产业、棉花产业等支柱型产业的供应链产业链风险。特别是，新疆的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产业链前端和价值链低端，当前由于国际大宗产品价格冲击，PPI—CPI剪刀差对经济负面影响的传导压力和结构性风险更加严峻。在国内形势上，新冠疫情反复胶着的防控压力日渐凸显，对新疆经济社会冲击不言而喻，稳增长、稳市场、稳就业、稳民生的多重压力使得新疆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繁重，进一步增大了发展成效的巩固难度。

（二）发展的生态环境硬性约束增强

新疆产业现状是以高碳石化资源为主导产业，呈现重工业“过重”，煤炭、石化“超重”和“轻型产业过轻”的产业结构。显而易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高质量发展对新疆重工业化特征的经济体系形成了硬性约束，对南疆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的传统产业来讲影响更大。一方面，过去差别化的产业政策，由于环保硬约束的增强，实施空间越来越小。传统产业发展受到环保瓶颈制约，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诸多要素配套并非轻而易举，新兴产业尚未成型成势，短期内难以形成替代。另一方面，在新疆生态脆弱区，虽然人口绝对密度低，但仍普遍地超过或临近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容易陷入自然退化与人口贫困的不良循环。尽管随着新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生态脆弱区人地失衡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要彻底解决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三）新旧动能转换更加困难

在经济范畴中，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亦是产业新旧动能不断转换的过程，衡量产业新动能的主要标志是“四新”，即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但是，由于新疆空间交往成本相对高昂、知识溢出效应相对薄弱、高端要素支撑力长期性不足，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影响和弱化了产业政策对培育新动能的有效性。所以，在传统增长动能衰减和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双碰头”阶段，多种不利因素造成了新疆传统产业优势弱化，新兴产业技术不强，市场主体缺乏活力。根据《中国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1）》的测算数据，“十三五”期间新疆经济动能转换指数仅为0.067，位于西部各省的后三位，远低于陕西、四川以及重庆等动能转水平。这种成长的烦恼、转型的坎坷、调整的阵痛可能会持续性地叠加存在。

此外，近年来，新疆高质量发展还受到了劳动力、能源、原材料、运费等成本轮番上涨和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影响，导致新疆实体经济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盈利能力大幅下降，弱化了创新投入动机。加之，新疆产业体系的路径依赖性以及高端产业低端化也成为新旧动能转换不畅的另一个制约因素。根据公布的统计数据测算，2020年新疆R&D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45，仅为全国R&D研发投入强度的18.75%；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5.6%和2.0%，远远不及全国平均17.5％和13.3％的水平。“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的困境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难以形成带动力显著的产业集群，产业散、规模小、能级弱的问题亟待解决。

（四）供给要素空间分布不合理

新疆高山峡谷、沙漠戈壁等难以利用的土地类型广布，疆内人口聚落系统分布分散、相互间平均距离较远，加上多民族杂居的人文特点，人口聚落对疆内疆外呈现严重的“分割”现象。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维度，属于空间格局相对低效或空间不经济。这种空间格局低效或空间不经济，使得南疆向西开放通道受阻，远离市场，发展成本高，也进一步加重了南北疆生产力布局严重失衡，总体呈现“北强南弱”的分布特征。具体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相较于天山北坡经济带，当前南疆无论是地方还是兵团城镇，产业基础都比较弱，基础设施、资源要素等产业配套条件差，保障能力不强，产业发展成本普遍较高。这些基础性条件的差异，加剧了南疆产业发展的“离心力”，使得南疆产业联动效应相对较差，结构单一松散，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发育水平相对低下。

第二，市场分享效应相对欠缺，城镇空间布局分散，城乡聚落规模小、密度低、相互分离，统筹三次产业发展难度大，产城融合度不高，使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专业化供应商以及消费者能够有效分享的本地市场规模相对狭小，从而难以有效发展。

第三，劳动力池效应相对较弱，集聚人口能力不强，劳动力素质偏低。尽管劳动力价格便宜，在经济性上是丰裕的，但在供给层面，本地劳动力有效规模（指具备符合企业招工需求的劳动者）常常过小，以至于往往满足不了大规模办厂兴业对劳动力数量及技能的门槛需求，导致招商引资企业具有极高的流动性。加之，南疆城镇化能级较弱，短期难以规模化地通过城镇平台和产业发展发挥人口集聚效应和人口结构改善效应，进一步削弱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匹配机会。当企业突然增加劳动需求时，雇佣到额外劳动力的成本较大，以至于工人和企业之间难以形成良性的循环累积因果互动。

（五）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依然很重

四、推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对于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性堵点，既要看到由于其自然条件所导致的长期性问题，也要深刻认识到思想理念、深化改革、市场环境、数字化应用以及企业家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变量。为此，未来的五年，要积极谋划“十四五”后半篇，按照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在新征程、新起点上确立新航标，以全面的现代化为路径，绘制新的任务书、路线图。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新疆的资源组合优势、产业空间优势及经济后发优势，逐步缩小与中东部省份的发展差距，平衡南北疆发展格局，扎实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将独特区位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一）解放思想，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且深远，国际环境进入动荡变革期，全球性经济衰退周期临近。与此相对应，当前及今后，新疆高质量发展也步入了十分关键时期。这一阶段，不进行思想的大解放，就不会有高质量发展的大突破和大发展。为此，要从三个方面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基础。

一是树立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的系统观思维。认清高质量发展、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新要求和新特征，将高质量理念与外部形势变化紧密结合，围绕“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切实做到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二是树立开放协作思维，在“请进来”的同时，多在“走出去”上下功夫，加强与内地省份的协同联动，审慎而灵活地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重点环节重点突破，以高质量之“道”，塑发展之“力”。

三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推进文化润疆，促进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和谐交融。

（二）深化改革，构筑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要聚焦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以现代化市场机制和现代化政府治理体制破解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体制和机制。

一是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以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深入推动新疆从相对封闭的内陆向对外开放的前沿转变。

二是将营商环境优化作为重点核心，在政府公共服务、企业商事制度方面下功夫，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标准化的高质量营商环境建设，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等方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三是系统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深化改革，让科技创新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重要手段，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探索适合于新疆自然、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特点的创新道路、创新模式和创新机制。

四是要搭建常态化交流合作机制，形成高位推动、部门联动、政策互动、对口援疆的实质性联动，深化与新疆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全面合作机制。加大技术、人才援疆力度，着力改善要素结构，让市场和企业在更好的要素结构上增强资源配置、人员流动的效率性和公平性，聚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形成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内核动力。

五是构建长效机制引导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的“逆向回流”，围绕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拓展投融资渠道，更多普惠到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同时，围绕金融政策互动创新主动作为，大力推动“引金入疆”，鼓励和支持优质资本、优良企业来疆投资兴业。

（三）调整生产力布局，增强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供给

在调整生产力布局和平衡南北疆发展这方面，主要涉及企业跨地区投资、产业跨地区布局、人才跨地区流动、创新要素跨地区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缩小南北疆地区差距是发展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地方和兵团的紧密配合。

一是围绕兵团“向南发展”战略，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走产城融合发展之路，加快南疆城镇发展的高度和广度、深度和速度，发挥新型城镇化的现代文明聚集地、维稳戍边新堡垒、人口人才蓄水池的积极作用。

二是补齐南疆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进一步完善城镇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医疗、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事业，增强产业支撑、人口吸纳的配套服务功能，提升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供给能力。

三是借鉴内地等省份在省级副中心城市方面的规划布局，充分研讨论证在南疆建立省级副中心城市的区域辐射带动能力，形成“一主多副”的城市增长极核，切实提高南疆经济集聚效应和财政能力。

（四）加强创新引领，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要在创新型经济的方方面面下功夫做改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对科技创新的统筹谋划部署，聚焦新疆科技创新短板弱项持续发力，营造有利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的良好生态。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积极主动作为，强化政策规划落地。在思路上明确科技创新不是政府做出来的，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基础条件薄弱的新疆，要在创新领域把国家“普惠性”政策工具用好用足，在吸引和培育高质量的增长要素上做更多努力，给予个人、企业、非政府机构、科研院校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空间，切实创造良好科技创新环境，更好发挥现代化人才梯队作为创新主体的支撑力。通过深化“四方合作”充分激发科技人才活力，有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开展跨地区、多层次、多形式、多专业的科技交流与攻关，联手攻克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高科技、高附加值项目的研制开发方面，互为对方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二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其幂数效应。新型基础设施是以信息网络为核心基础，综合集成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信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赖以支撑的重要前提条件，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全面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因此，要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物理设施进行深度数字化改造，克服规避新疆低效的地理空间格局，增强对抗突发事件的弹性和韧性。

三是以数字化业态变革生产力，发挥基础性、先导性作用。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既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颠覆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同时又能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将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赛道的关键一环，发挥数字技术纵向渗透、集约高效、开放共享的积极作用，全面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准感知、精确分析、精细管理及精心服务能力，拓展区域竞争力的“超车”路径。以“鼎新”之举着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培育发展新动能，以“革故”之道着力推进产业数字化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加快产业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步伐，缩小与中东部数字鸿沟。

（五）培育市场主体，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活力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少数”和特殊人才。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改革创新、增强发展活力的重要元素。为此，需要在建立透明的市场、优化创新创业的孵化环境、完善企业信用监管体系、规范准则和产权保护等诸多方面下持久之功，为企业在地区间流动和合作提供良好的基础。通过政策规则的标准化、体系化降低要素区域流动的高门槛（高交易成本），消除区域壁垒，实现产品互相准入、资本自由流动、要素自由流动、企业跨区运作的统一市场，从而扩大企业的市场配置空间，在更大范围获得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技术外溢。

作者简介：刘以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新疆兵团党委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责任编缉：祁国燕

原标题：《刘以雷：中国式现代化与新疆高质量发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