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家的小故事（精选17篇）

　　数学家是对世界数学的发展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士，专注于研究数论算法、数学建模、理论物理、几何算法、代数变换技巧等。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我国数学家的小故事，供大家阅读参考。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 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 。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祖冲之博览当时的名家经典。坚持实事求是。他从亲自测量计算的大量资料中对比分析。发现过去历法的严重误差。并勇于改进。在他三十三岁时编制成功了。开辟了历法史的新纪元。

　　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祖暅（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即。位于两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文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但这是在祖氏以后一千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大家也称这原理为"祖暅原理"。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公元1902年9月23日，那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对祖辈从福建同安逃荒到浙江平阳带溪村的苏祖善家来说，那是一件难得的大喜、大吉的日子。真是老天有眼，天官赐福。苏祖善家添了一丁，夫妻俩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有了世代务农的“接班人”。可苏祖善夫妻俩从未上过学，尝够没有文化的苦，望子成龙心切，于是给儿子选取“步青”为名，算命先生还说上一番好话，以“步青”为名，将来定可“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名字毕竟不是“功名利禄”的天梯。正当同龄人纷纷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苏祖善交给儿子的却是一条牛鞭。从此，苏步青头戴一顶父亲编的大竹笠，身穿一套母亲手缝的粗布衣，赤脚骑上牛背，鞭子一挥，来到卧牛山下，带溪溪边。苏步青家养的是头大水牛，膘壮力大，从不把又矮又小的牧牛娃放在眼里。有一次，水牛脾气一上来，又奔又跳，把苏步青摔在刚刚砍过竹的竹园里。真是老天庇佑，他跌在几根竹根中间，未有皮肉之苦，逃过一劫。

　　放牛回家，苏步青走过村私塾门口，常被琅琅的书声所吸引。有一次，老师正大声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他听后，就跟着念了几遍。此后，他竟记住了顺口溜，放牛时当山歌唱。

　　苏祖善常听儿子背《三字经》、《百家姓》，心存疑惑。有一次，正好看见儿子在私塾门口“偷听”，为父的心终于动了，夫妻一合计，决定勒紧裤带，把苏步青送进了私塾。

　　温州的浙江省立第10中学的一堂数学课，把苏步青引向通往数学王国的路。从日本留学回温州的杨老师在上数学课时，带着忧国忧民的真情：“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仰仗船坚炮利，对我国豆剖瓜分，鲸吞蚕食。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习好数学。”杨老师的话，打动了苏步青的心。从此，他的兴趣从文学向数学转移。有一次，苏步青用20种不同的方法证明了一条几何定理。校长洪泯初得知后，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学习，将来送你留学。”到苏步青中学毕业时，洪校长已调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但他仍关心苏步青的学习，寄来了200元资助苏步青留学。

　　1919年，17岁的苏步青买了一张去日本的船票，余170元钱要维持3个月的生活，实在很艰难。他每天只能吃两餐饭，无钱请日语老师，只好拜房东大娘为师。最后他用流利的日语回答了主考官的提问，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名牌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24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师从著名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教授。1927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在课余卖报、送牛奶、当杂志校对和家庭老师，用所挣得的钱做学费，免试升入该校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并以坚强的意志，刻苦攻读，接连发表了41篇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论文，开辟了微分几何研究的新领域，被数学界称作“东方国度上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1931年3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荣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成了继陈建功之后获得本学位的第二个外国人。此后，国内外的聘书像雪片似的飞来，苏步青一一谢绝。因为两年前陈建功获理学博士位时，曾约苏步青到条件较差的浙大去。苏步青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系……”这兴许就是苏步青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不愿离开浙大的情缘。

　　走上工作岗位后，苏步青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光辉业绩，除做研究生时发现的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被学术界誉称为“苏锥面”外，后在“射影曲线论”、“射影曲面论”、“高维射影空间共轭网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等方面都取得世界同行公认的成就，特别在著名的戈德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被国内外同行称为“苏的二次曲面”。他还证明了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造（T4），被世界学术界誉称为“苏（步青）链”。因此，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欧美、日本的数学家称他和同事们为“浙大学派”。的确，自1931年到1952年间，苏步青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在国内10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解放后培养的3名院士，共有8名院士学生。在复旦数学研究所，苏步青更有谷超豪、胡和生和李大潜高足，形成了三代四位院士共事的罕见可喜现象。

　　“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在这国难当头，举校西迁时，苏步青接到一封加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把电报交给妻子说：“……你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苏步青妻子苏松本说：“我跟着你走。”但因妻子刚分娩不久，不能随行内迁，苏步青把妻子送平阳乡下避难，直到1940年暑假，由竺可桢校长特批一笔路费，才将妻子和女儿接到湄潭。

　　在湄潭的日子里，师生的生活极其艰苦，大学教授靠工资也难以糊口。苏步青买了一把锄头，每天下班回家或休息日，就开荒种菜，有一次，湄潭菜馆蔬菜馆供应不上，就从苏步青菜地里要去几筐花菜。还有一天傍晚，竺校长来到他住的破庙前，看见苏步青正挑水种菜，苏松本背着儿子烧饭。细心的竺校长见锅里全是萝卜、地瓜干，就问苏步青。苏步青解释说：“我家孩子多，薪水全拿来买米也不够吃。地瓜干蘸盐巴，我们已吃了几个月了。”竺可桢惊愕了。于是，他特许苏步青两个读中学的儿子，破例吃在中学、住在家里（因为苏家拿不出被褥）的特殊待遇。

　　生活上的困难每况愈下，苏步青的一个小儿子因营养不良，出世不久就死去了。苏步青把他埋在湄潭的山上，在小石碑上刻着“苏婴之冢”几个字。然而，生活上的困难吓不倒有意志、有毅力的人，浙大的教学和科研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苏步青也是带着困难走上讲台的。当他回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就会议论苏老师衣服上的“三角形、梯形……”的补丁，还有屁股上的“螺旋形曲线”！晚上，苏步青把桐油灯放在破庙的香案上写教材，终于用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1994年夏，笔者有幸在青岩看到苏步青迁徙途中住过的小庙，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令人难以忘怀。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的一个山村里。虽然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杨老师的课深深地打动了他，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药剂。读书，不仅为了摆脱个人困境，而是要拯救中国广大的苦难民众；读书，不仅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为中华民族求新生。当天晚上，苏步青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一迷上数学，不管是酷暑隆冬，霜晨雪夜，苏步青只知道读书、思考、解题、演算，4年中演算了上万道数学习题。现在温州一中（即当时省立十中）还珍藏着苏步青一本几何练习薄，用毛笔书写，工工整整。中学毕业时，苏步青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甘心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之初，共有246个问题的解法．在许多方面：如解联立方程，分数四则运算，正负数运算，几何图形的体积面积计算等，都属于世界先进之列，但因解法比较原始，缺乏必要的证明，而刘徽则对此均作了补充证明．在这些证明中，显示了他在多方面的创造性的贡献．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十进小数概念的人，并用十进小数来表示无理数的立方根。在代数方面，他正确地提出了正负数的概念及其加减运算的法则；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几何方面，提出了"割圆术"，即将圆周用内接或外切正多边形穷竭的一种求圆面积和圆周长的方法．他利用割圆术科学地求出了圆周率π=3.14的结果。刘徽在割圆术中提出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这可视为中国古代极限观念的佳作。

　　《海岛算经》一书中， 刘徽精心选编了九个测量问题，这些题目的创造性、复杂性和富有代表性，都在当时为西方所瞩目。

　　刘徽思想敏捷，方法灵活，既提倡推理又主张直观．他是我国最早明确主张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论证数学命题的人。

　　刘徽的一生是为数学刻苦探求的一生。他虽然地位低下，但人格高尚．他不是沽名钓誉的庸人，而是学而不厌的伟人，他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温室里难开出鲜艳芬芳耐寒傲雪的花儿。人只有经过苦难磨练才有望获得成功！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爷爷的成功就得益于他的坎坷经历。少年时代的华罗庚家境贫寒，疾病缠身。18岁那年，华罗庚初中时代的王老师从外国学成归来，出任金坛中学校长。华罗庚是他得意的门生。他一心要接济华罗庚。不久，经王校长介绍，华罗庚到金坛中学做了个勤杂工，负责收发信件、报纸做杂务。华罗庚做勤杂工时，手脚勤快，每天忙忙碌碌地干完事就捧起数学课本学习。王校长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为这位勤奋肯学的年轻人而感到骄傲。

　　真是天有不测风雨。华罗庚被一场伤寒病拖垮，医生作出 无法医救的诊断。全家人悲痛万分，王校长更是觉得十分惋惜。但是死神终究没有把他拽走，他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只是左腿僵硬，落下了终身残疾。

　　华罗庚一瘸一跛地又去上工了，做的还是老本勤杂工。一天的劳累，双腿已疼痛难忍，但是他咬咬牙，仍然沉浸在数学王国的遨游中，把疼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对华罗庚来说，枯燥无味的阿拉伯数字就象一组奇妙无比的音符，草稿纸的运算符号好比音乐演奏一样，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他坚信，只要顽强地坚持下去，自学也能摘取数学王冠。由于他信心百倍地不懈努力，终于有一天，他的一篇数学论文发表了。机遇垂青这位下苦工夫的热心人。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熊庆来得知华罗庚的研究成果和不幸遭遇后，邀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这就是为他成为数学家提供了广阔舞台。这就是至今成为人们美谈的熊庆来睿智识英才的故事。

　　1985年，75岁的华罗庚爷爷带着一丝微笑和欣慰离开了他追求了一生的数学事业。他曾叮嘱人们不要忘记他曾是一位勤杂工。

　　女数学家王贞仪（1768－1797 ），字德卿，江宁人，是清代学者王锡琛之女，著有《西洋筹算增删》一卷、《重订策算证讹》一卷、《象数窥余》四卷、《术算简存》五卷、《筹算易知》一卷。

　　从她遗留下来著作可以看出，她是一位从事天文和筹算研究女数学家。算筹，又被称为筹、策、筹策等，有时亦称为算子，是一种棒状计算工具。一般是竹制或木制一批同样长短粗细小棒，也有用金属、玉、骨等质料制成，不用时放在特制算袋或算子筒里，使用时在特制算板、毡或直接在桌上排布。应用“算筹”进行计算方法叫做“筹算”，算筹传入日本称为“算术”。算筹在中国起源甚早，《老子》中有一句“善数者不用筹策”记述，现在所见最早记载是《孙子算经》，至明朝筹算渐渐为珠算所取代。

　　17世纪初叶，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发明了一种算筹计算法，明末介绍到我国，也称为“筹算”。清代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戴震等人曾加以研究。戴震称其为“策算”。王贞仪也从事研究由西洋传入我国这种筹算，并且写了三卷书向国人介绍西洋筹算。她在著作中对西洋筹算进行增补讲解，使之简易明了。王贞仪介绍纳皮尔算筹乘除法，当时读者认为容易了解，但与当时我国乘除法筹算方法相比，显得较繁杂，因此，数学家们没有使用西洋筹算，一直使用中国筹算法。今天读者把中外筹算乘除法视为老古董，采用是由外国传入笔算四则运算，这种笔算于1903年才开始被使用，故我国与世界接轨使用笔算历史只有100年。

　　高扬芝（1906－1978 ），江西南昌人，从小学习勤奋，特别喜欢数学。

　　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由于学习成绩优秀，1930年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大同大学担任数学教员，后成为教授、数学系主任。在课堂教学中，她遵循《学记》中所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所以，高扬芝数学教学一贯是兢兢业业、讲求实效，深受学生欢迎。

　　高扬芝长期从事数学分析（旧时叫高等微积分）、高等代数和复变函数等课程教学与研究。她深知，高等数学比初等数学更加抽象，外行人常常把它看成是由冷酷定义、定理、法则统治着王国。因此，高教授常常告诉学生，数学结构严谨，证明简洁，蕴含着数学美。它像一座迷宫，只要你潜心学习、研究，就能寻求到走出迷宫正确道路。一旦顺利走出迷宫，成功愉悦会使你兴奋不已，你会向新、更复杂迷宫挑战，这就是数学魅力。

　　她在上海大同大学工作不到五年时间里，自身潜在科研天赋很快被唤醒催发。经过刻苦钻研教材，结合教学实践，她撰写出论文《Clebsch氏级数改正》，1935年在交通大学主编《科学通讯》上连载，得到同行好评。解放后，她又著有《极限浅说》《行列式》等科普读物多部。

　　高扬芝是中国数学会创始时少数女性前辈之一。1935年7月25日中国数学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成立大会，共有33人出席，高扬芝就是其中一位。在这次年会上，她被推选为中国数学会评议会评议，后连任第二、三届评议会评议。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了规模空前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高扬芝出席了大会。她是这次到会代表63人中惟一女代表。20世纪60年代，她被选为江苏省数学会副理事长。

　　徐瑞云，1915年6月15日生于上海，1927年2月考入上海著名公立务本女中读书。徐瑞云从小喜欢数学，读中学时对数学兴趣更加浓厚，因此，1932年9月高中毕业后报考了浙江大学数学系。当时，浙大数学系教授有朱叔麟、钱宝琮、陈建功和苏步青。此外，还有几位讲师、助教。数学系课程主要由陈建功和苏步青担任。当时数学系学生很少，前一届两个班学生共五人，她这届也不过十几人。

　　当时苏步青才30岁，看上去十分年轻，因此徐瑞云同学中有人认为苏步青是助教，可是听完一堂课后就不住地赞叹说：“想不到助教竟能讲得这么好。”这件事引起知情者哄笑。徐瑞云在陈建功和苏步青教导下，勤奋学习，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她考试成绩经常是满分。1936年7月，徐瑞云以优异成绩毕业了，被浙大数学系留校任助教。1937年2月，26岁徐瑞云与28岁生物系助教江希明喜结伉俪。新婚三个月后，徐瑞云夫妇获得亨伯特留学德国奖学金，双双乘船漂洋赴德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徐瑞云有幸被德国著名数学大师卡拉凯屋独利接受，由他担任她数学博士指导老师。当时有不少学生想请他作导师，他都没有同意。而徐瑞云这位东方女士因学习勤奋，数学功底扎实，成了卡拉凯屋独利关门弟子。徐瑞云主要研究三角级数论。这门学科起源于物理学热传导问题傅里叶分析主要部分，是当时国际上研究热门之一，在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徐瑞云为将来能在分析、函数论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废寝忘食，广撷博采，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1940年底，徐瑞云获得博士学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数学博士。她博士论文“关于勒贝格分解中奇异函数傅里叶展开”，1941年发表在德国《数学时报》上。

　　完成学业徐瑞云夫妇，随即离德回国，于1941年4月回到母校，双双被聘为副教授，正式登上在战火硝烟大后方培养人才讲台。在艰苦条件下，陈建功和苏步青没有中断在杭州时共创函数论和微分几何两个数学讨论班，这是一种教学相长、遴选英彦科研形式，徐瑞云也参与其间。1944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参观了浙大数学系和理学院，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剑桥！”这更加激励了徐瑞云勤奋工作。她这时教学生曹锡华、叶彦谦、金福临、赵民义、孙以丰、杨宗道等，后来都成了杰出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1946年，31岁徐瑞云提升为正教授。

　　1952年，徐瑞云调入浙江师院，被任命为数学系主任，从此全身投入了艰苦创建数学系工作中。在她领导下，没有几年功夫，数学系已初具规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约有三分之一考取了研究生。他们系也成为全国同行楷模，进入全国同行前列。徐瑞云在建设数学系同时，没有忘记科学研究。她翻译了苏联那汤松名著《实变函数论》。译本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印象中曾听过一个故事：高斯是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他的数学老师因为事情已处理了一大半，虽然上课了，仍希望将其完成，因此打算出一题数学题目给学生练习，他的题目是：1+2+3+4+5+6+7+8+9+10=？，因为加法刚教不久，所以老师觉得出了这题，学生肯定是要算蛮久的，才有可能算出来，也就可以藉此利用这段时间来处理未完的事情，但是才一转眼的时间，高斯已停下了笔，闲闲地坐在那里，老师看到了很生气的训斥高斯，但是高斯却说他已经将答案算出来了，就是55，老师听了下了一跳，就问高斯如何算出来的，高斯答道，我只是发现1和10的和是11.2和9的和也是11.3和8的和也是11.4和7的和也是11.5和6的和还是11，又11+11+11+11+11=55，我就是这么算的。

　　高斯长大后，成为一位很伟大的数学家。 高斯小的时候能将难题变成简易，当然资质是很大的因素，但是他懂得观察，寻求规则，化难为简，却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效法的。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 ，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

　　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茅以升是我国著名铁路桥梁专家，他曾主持建造了杭州的钱塘江大桥、南京大桥等。茅以升从小就很，上学的时候他就对数学有着特殊的偏好，据说他能一口气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多位的数字。

　　要说他立志当桥梁专家的事，那是在茅以升上中学的时候，在他的发生了一起"文德桥倒塌"的事故。当时在桥上行走的人都掉进了河里，死了很多无辜的。茅以升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痛心，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建一座坚固的桥。后来，茅以升终于学有所成，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他还远渡重洋去了国外留学。回国后他被请去作钱塘江大桥的设计师。就这样在茅以升和他的同事们的下，终于建成了钱塘江大桥，他的设计图纸被美国桥梁设计专家华德尔博士看了后赞不绝口。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是我国南北朝时期，河北省涞源县人。他从小就阅读了许多天文、数学方面的书籍，勤奋好学，刻苦实践，终于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杰出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秦汉以前，人们以"径一周三"做为圆周率，这就是"古率"。后来发现古率误差太大，圆周率应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不过究竟余多少，意见不一。直到三国时期，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到圆内接96边形，求得π=3.14，并指出，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的π值越精确。祖冲之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求出π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π分数形式的近似值，取为约率 ，取为密率，其中取六位小数是3.141929，它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最接近π值的分数。祖冲之究竟用什么方法得出这一结果，现在无从考查。若设想他按刘徽的"割圆术"方法去求的话，就要计算到圆内接16，384边形，这需要化费多少时间和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由此可见他在治学上的顽强毅力和聪敏才智是令人钦佩的。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密率，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史家建议把π=叫做"祖率"。

　　张丘建，北魏时清河（今河北临清市一带）人，生平不详，我国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数学家，有《张丘建算经》传世。

　　《张丘建算经》约成书于公元466—485年间，共三卷93题，包括测量、纺织、交换、纳税、冶炼、土木工程、利息等各方面的计算问题。其体例为问答式，条理精密，文词古雅，是中国古代数学史上的杰作，也是世界数学资料库中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后世学者北周甄鸾、唐李淳风相继为该书做了注释。特别是唐代，经太史令李淳风注释整理，收入《算经十书》，成为当时算学馆先生的必读书目。《算经十书》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候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数术记贵》等十种。《算经十书》至清代多已佚失。乾隆初年（1736）以后，戴震致力整理古代算书，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使后人得见古代数学面目。

　　张丘建一生从事数学研究，造诣很深。最小公倍数的应用、等差数列各元素互求以及“百鸡术”等是其主要成就。“百鸡术”是世界著名的不定方程问题。13世纪意大利斐波那契《算经》、15世纪阿拉伯阿尔卡西《算术之钥》等著作中均出现有相同的问题。张丘建在《算经》中较早提出了“百鸡问题”：“鸡翁一，值钱五；鸡母一，值钱三；鸡雏三，值钱一。百钱买百鸡，问鸡翁、母、雏各几何？”这道题的意思是：“每只公鸡价值5元，母鸡价值3元，3只小鸡价值1元，用100元钱买100只鸡，问，公鸡、母鸡、小鸡各可以买多少只？”“百鸡问题长期以来被作为讲解不定方程的入门例子。

　　据传、张丘建小时候才思敏捷，聪慧过人，尤其是计算能力超群，被人誉为“神童“。当时的数学家夏侯阳得知这个消息后，有意收张丘建为徒，但不知他是否真象传说中那样极具数学天赋，于是便找到了张丘建，当面出了道题来考他。题目是这样的：有甲乙两个和尚为寺庙分头去化缘，半个月后他俩化到些银两回到寺庙。此时若乙给甲10两银子，甲比乙所多的是乙余下的5倍；若甲给乙10两银子，那么二人的银两相等，问甲乙各化到多少银两？

　　小丘建略加思考便有了主意，他说：“根据若甲给乙10两银子，那么二人的银两相等，可知，原来甲比乙多10+10=20两银子。再根据若乙给甲10银子，可以判定此时甲比乙多了20两，加上原来多的20两共计多出40两，而这多出40两正是乙余下的5倍，所以乙余下的银子是40÷5=8两，而这余下的8两是乙给了甲10两后所剩下的银子，所以可以得知乙化到的10+8=18两银子，则甲化到18+20=38两银子。”听了小丘建的回答，夏侯阳十分满意，马上收小丘建为徒。这道题目在《张丘建算经》中有记载，故事不足为信，但可以从中加深对该书的了解。

　　以往常认为祖冲之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但他的数学著作《缀术》由于隋唐算学馆的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早已失传，而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两项数学贡献——将圆周率精确到8位有效数字以及与儿子祖暅共同完成的球体的体积公式推导，却都由刘徽为其提供了方法上的解说。

　　魏景元四年（263）刘徽撰《九章筭术注》，至今恰好1750周年。

　　《九章筭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著作，它系统总结了中国先秦至西汉的数学成就，奠定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基本框架及其以算法为主的特点。其分数四则运算、方程（多元一次线性方程组）解法和对面积与体积的计算等长期领先于世界水平。刘徽的注十分难读，长期未得到理解，学术界因此把他看成是依附于《九章筭术》的二流数学家，这是极不公正的。

　　刘徽是中国数学史上批评《九章筭术》最多的数学家《九章筭术注》原十卷，第十卷“重差”系自撰自注，后以《海岛算经》为名单行，与《九章筭术》并列于《算经十书》。刘徽还撰《九章重差图》一卷，已失传。刘徽生平不详，根据有关史料，其籍贯是淄乡，属今山东省邹平县。他大约生于3世纪20年代后期或稍后，完成《九章筭术注》时，年仅30岁上下。

　　汉末至魏晋是我国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时期。刘徽深受思想界辩难之风的影响，注《九章筭术》的宗旨是“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反对谶纬迷信，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如《世本》有“隶首作数”的说法，但刘徽说“其详未之闻也”。汉代盛行谶纬，如大科学家张衡也未能免俗，刘徽批评张衡“欲协其阴阳奇耦之说而不顾疏密矣”，而他自己的数学知识中，没有任何猜测或神秘的成分。

　　刘徽也不迷信古人。《九章筭术》最迟在东汉已被官方奉为经典，刘徽为之作注，推崇之余还指出了它的若干不准确甚或错误之处，他是中国数学史上批评《九章筭术》最多的数学家。

　　刘徽还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寄希望于后学。他设计了牟合方盖，指出得到解决球体积公式的正确途径。然而他功亏一篑，没能求出牟合方盖的体积，便老老实实地说：“欲陋形措意，惧失正理，敢不阙疑，以俟能言者。”正反映了科学家本色。

　　刘徽还善于灵活运用数学方法，反对“胶柱调瑟”，而常常在《九章筭术》的原文之外提出新的方法与思路。甚至有时他明知自己提出的新方法不如原来的简便，但仍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广异法也”。

　　证明割圆术和“刘徽原理”

　　刘徽除了发展出入相补原理、率的思想和重差术的重大贡献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对割圆术和“刘徽原理”的证明。

　　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半个世纪，刘徽的割圆术和对圆周率的计算是中国数学史界讨论最多的课题。但遗憾的是，所有的著述都忽视了其主旨——证明《九章筭术》的圆面积公式，且大部分对其求圆周率程序的表述也背离了刘徽注本身。

　　《九章筭术》提出了圆面积公式：“术曰：半周半径相乘得积步。”刘徽之前的推导方法实际上没有证明这个公式，而他提出了使用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的证明方法。他首先从圆内接正6边形开始割圆，逐步得到正12、24、48……边形。圆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小于圆面积，但分割至“不可割”之时，上述两者便会完全“合体”。另外，如果以圆半径与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心距之差乘其边长，则得到的圆内接正多边形面积大于圆面积。但此两者合体时，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换言之，刘徽从上界序列与下界序列的极限两个角度，求出了圆面积。刘徽说：“以一面乘半径，觚而裁之，每辄自倍。故以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他将与圆合体的正无穷多边形再分割成以圆心为顶点，以每边为底的无穷多个小等腰三角形。由于每个小等腰三角形的高与其底的乘积是其面积的2倍，则将它们全部相加，就是2个圆面积。而所有这些小等腰三角形的底边之和是圆周长，那么一个圆的面积就是圆周长的一半乘半径，这便证明了《九章筭术》中的圆面积公式。

　　接着刘徽说，“此以周、径，谓至然之数”，而此数就是圆周率。刘徽仍从直径为2尺的圆的内接正6边形开始割圆，利用勾股定理，计算出各多边形的边长以及正192边形的面积的整数部分平方寸作为圆面积的近似值，代入刚刚证明了的圆面积公式，反求出圆周长的近似值6尺2寸8分，即“以半径一尺除圆幂，倍所得，六尺二寸八分，即周数”。“令径二尺与周六尺二寸八分相约，周得一百五十七，径得五十”，也就是说圆周率为157/50，相当于3.14。

　　近代数学大师高斯曾提出一个猜想：多面体体积的解决不借助于无穷小分割是不是可能的？这一猜想构成了希尔伯特1900年的《数学问题》的第3问题的基础。实际上，早在1600多年前，刘徽在证明《九章筭术》中的阳马和鳖腝的体积公式时，就接触了高斯猜想和希尔伯特第3问题。

　　中国古代在多面体分割中，开始从一个长方体沿相对两棱剖开，得到两个楔形体，叫做堑堵。再将一个堑堵从一个顶点到底面一边剖开，得到一个锥体，其高的垂足在底面的一角上，叫做阳马；剩下的便是四面皆为勾股形的四面体，叫做鳖腝。为了证明《九章筭术》中的体积公式，刘徽提出了一个重要原理：“邪解堑堵，其一为阳马，一为鳖腝。阳马居二，鳖腝居一，不易之率也。”刘徽仍使用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方法证明了这个原理。

　　“刘徽原理”是其多面体体积理论的基础。刘徽将此理论建立在无穷小分割的基础上，这与现代数学的体积理论惊人地一致。

　　刘徽对演绎推理的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缺乏演绎推理，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事实上，只要读懂刘徽注就会发现，他在数学命题的证明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法，涉及了演绎逻辑最重要的推理形式。比如对“盈不足术”刘徽注云：“注云若两设有分者，齐其子，同其母。此问两设俱见零分，故齐其子，同其母。”这个推理完全符合三段论的规则，是其第一格的AAA式。

　　刘徽注中还有数学归纳法的雏形。比如在对“刘徽原理”的证明中，刘徽首先通过第一次分割证明了在整个堑堵的3/4中阳马与鳖腝的体积之比为2∶1。他进一步认为第一次分割可以无限递推，说：“按余数具而可知者有一、二分之别，即一、二之为率定矣。其于理也岂虚矣。若为数而穷之，置余广、袤、高之数各半之，则四分之三又可知也。半之弥少，其余弥细。至细曰微，微则无形。由是言之，安取余哉？”

　　人们常说《九章筭术》建立了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这种提法似是而非。实际上《九章筭术》仅构筑了中国传统数学的基本框架，直到刘徽完成《九章筭术注》，中国传统数学才形成了理论体系。方法的改变，必然导致一个学科内部结构的相应改变。刘徽的注释不是对《九章筭术》数学框架的简单补充，而是对其的根本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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