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消除数字鸿沟已成为当下各国及世界众多机构、组织等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突显互联网技术、数字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亦暴露出数字鸿沟加大、网络碎片化加剧、逆全球化思想抬头等症结。为弥合数字鸿沟，要深入研究问题本身。追本溯源，从源头深刻理解数字鸿沟内涵、发展趋势及研究热点等。

2020年是“数字鸿沟”概念诞生25年，其最常见定义为：可访问和使用数字媒体之人与无法接触数字媒体者之间的鸿沟。最开始，“接入”造成的鸿沟是研究重点，后转而强调“使用”产生的数字鸿沟问题。当接入、使用分别造成的第一、二道数字鸿沟问题得到缓解，使用后果不平等带来的第三道数字鸿沟将成为数字鸿沟研究的热点。

第一道数字鸿沟：物理接入不平等（1995年~2003年）

1995年至2003年间，数字鸿沟研究主要立足于学术观点，以及与媒体、政治和政策相关的社会观点。据悉，《洛杉矶时报》记者Webber、Harmon在1995年7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创造了数字鸿沟术语，描述从事信息技术人士与不参与信息技术人士间的社会分化（Gunkel，2003）。

此后不久，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通过人口普查数据支持、推广了该术语。但当时数字鸿沟仅使用“有”“无”二元术语；解决数字鸿沟的方法，仅为对互联网接入分布不均的简单研究，仅关乎连接互联网用户与未连接互联网用户间的二元区别。此类型数字鸿沟当下被称为第一道数字鸿沟。

由于数字鸿沟概念在最初被定义为“技术接入拥有者与无技术接入者之间的差距”，大多数数字鸿沟研究都聚焦第一道数字鸿沟——物理接入差距。相关研究重心为调查哪些社会因素影响物理接入鸿沟。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DiMaggio等人所指出的：数字鸿沟研究重心应置于研究不平等如何被各种社会因素所影响。这些社会因素包括政府项目、工业结构、价格政策等。因此，经济实力、电信设施、政府决策成为影响第一道数字鸿沟最为显著的社会因素。

大量研究证明了经济发展与数字技术物理接入之间的联系。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自1994年起，便一直跟踪调查数字鸿沟问题。其报告发现，基于收入、教育、地理位置的数字鸿沟虽于上个十年末期急剧缩小，但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互联网接入差距仍然存在。

除经济因素外，一些个案研究也表明，政府政策在改善因特网接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Cullen从国家层面研究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数字鸿沟，发现国家政策是影响数字鸿沟的一大重要因素；拥有较大政策主动权的国家在减小数字鸿沟方面具有较大优势。Wade则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出发，观察、思考这一问题。他指出，欠发达国家在接入方面存在劣势，这不仅与收入、技能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缺乏有关，更与国际体系中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的标准和规范息息相关。

第二道数字鸿沟：技能、使用不平等（2004年~2011年）

社会科学家随后开始使用“超越数字鸿沟”“重新思考数字鸿沟”“重新概念化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作为复杂和动态的现象”等表述，用以描述数字鸿沟产生的另一种情景。Paul Attewell创造性地提出“第一道数字鸿沟”“第二道数字鸿沟”的概念。前者侧重计算机物理接入能力，后者则侧重计算机使用能力。随后，Hargittai提出，应区分互联网接入导致的第一道鸿沟和技能使用导致的第二道鸿沟。第二道数字鸿沟另包括上网技能之间的不平等问题。第二道数字鸿沟表明，不同人群在有效使用互联网所需技能方面存在差异。由于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拥有互联网连接的人口比例高，因此没有网络物理接入不再被视为从互联网受益的主要或唯一障碍。随着宽带互联网接入和数字设备的普及，基于互联网接入的数字鸿沟是否存在，开始受到质疑。数字鸿沟讨论的焦点因而转向对使用技能的关注。

第二道数字鸿沟相关思想及评论为：若缺乏必要技能、知识及有效使用网络的能力，即便有物理接入亦无多大效果；数字鸿沟问题首先并非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问题。换言之，拥有同样的物理接入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能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或相同的程度来使用互联网。至此，数字鸿沟的研究开始由第一道鸿沟转向第二道鸿沟。

由于同样上网时长不一定代表人们以相同方式使用互联网，部分学者开始研究人们使用互联网的不同方式。Wilhelm将互联网技术使用缺乏者分为三类。一是技术进步免疫者，此类人群或从未听说或使用电脑；二是边缘接入者，其在物理层面上拥有公共或私人电脑，却未获取互联网接入；三是边缘使用者，其虽使用网络服务，但并不将其作为主要信息传播工具。

传播学者Norris则将互联网使用者分为四类。一是研究者，其为使用电子邮件或出于调查研究目的而使用互联网；二是消费者，其为购物、获取财经资源而使用互联网；三是表达者，其为表达自身观点、看法而使用互联网；四是娱乐者，他们出于娱乐目的（如玩游戏等）而上网。其中，研究者相较而言具备较多政治知识。

Van Dijk则将互联网使用技能划分为工具技能、信息技能、策略技能三个等级递进的技能层次。他认为，一部分人能够系统地将高级数字技术用于工作、教育并从中受益；另一部分人则只能使用基本的数字技术和简单的应用，并以娱乐为主要目的。

Mossberger等研究者将技术使用能力分为两种：一、操作硬件、软件所需技能，如打字、使用鼠标、指导计算机以某种方式键入记录等；二、信息素养，即“识别信息何时可以解决问题或满足需求，有效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

Van Deursen等研究者则将技术能力归类为四种：一、操作技能，即使用互联网所需基本技能；二、信息导航技能，即在互联网上查找、选择、评估信息来源的能力；三、社交技能，即利用在线交流及互动来理解、交换意见，并获得社会资本的能力；四、创造性技能，即需要创造不同类型的高质量内容，并在互联网上发布或与他人分享内容的能力。至此，通过将数字鸿沟重新定义为人们与互联网联系上的差距，产生了第一、二道数字鸿沟。

第三道数字鸿沟：使用效果的不平等（2011年至今）

一些学者认为，数字鸿沟的产生不仅来自互联网访问、技能和使用，也来自互联网使用后果。互联网接入和使用上的差异究竟会产生何种社会影响？对人们生存和发展有何影响？数字技术“贫穷”是否会导致人们社会生活贫穷？由于信息和知识能够被转化为社会、政治力量，人们知识获取方面的不平等，势必直接影响其社会及政治生活。数字鸿沟论述已从关注二元互联网接入转至聚焦互联网技能和使用，继而转向分析互联网使用效果造成的鸿沟，即第三道数字鸿沟。当拥有数字技能、使用互联网不能带来有益结果时，第三道数字鸿沟便会产生。第三道数字鸿沟在加重现有社会不平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一旦互联网接入和使用鸿沟问题获得解决，使用效果导致的第三道数字鸿沟问题将成为人们下一个关注的焦点。

互联网接入、使用的数字鸿沟问题是否会转化为知识获取上的鸿沟，进而导致其他社会后果？厘清此问题对我们理解数字化时代的不平等现象极为重要。事实上，诸多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皆在推测，人们往往通过互联网接入获得商品、服务及其他社会利益，但迄今为止，尚无研究者以经验证据支持这一结论。

正如Bonfdelli所言，现有文献缺乏充分的经验数据来证实互联网使用优于传统媒介使用。此外，从理论角度看，我们并不清楚互联网接入是否会成为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我们甚至无法确知人们接入互联网是否与其生活密切相关。当拥有数字技能、使用互联网无法带来有益结果时，就会出现第三道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被认为是“一种多维现象”，包括一系列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复杂鸿沟。Scheerder等研究者对数字鸿沟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综述。结果表明，对第三道数字鸿沟的研究不足，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点仍为互联网使用方式不同所产生的第二道数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