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产业转型，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后，经济增长和市场化程度更是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总体上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跨越或正在跨越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这就是说，就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关系来说，当时各地区（或其中的大部分）实际已逐步进入库兹尼茨倒U曲线的右侧，因此，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其内部收入不平等之间应当开始呈现一种负向关系。为此，我们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在21世纪初的经济增长条件下，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就市场化维度而言，因为存在“基于完全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更具包容性”这样的理念，因此市场制度本身对不平等影响总是具有缓解作用，也就是说，随着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社会不平等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助于对非市场因素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产生抑制作用。故此，我们便存在市场化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假设：

假设2：在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

（二）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相互强化

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是孤立的，它与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市场化制度、以及分配政策、社会流动等其他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如果说经济发展（增长）和市场化是一个国家内部作用于经济不平等的两个核心过程的话，那么这个基本逻辑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而言也应是适用的。可以假设的是，一个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共同影响。在一个国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后，国家内部的所有地区都共享着共同的制度环境和改革所积累的经济基础条件，所有地区内部的经济活力也都开始被激发出来，人口总体中的结构已开始远离早期那种低度发展时的同质化状态，这种异质性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较高水平的不平等。依据前面假设1、2的讨论，总体来说，在21世纪初这个发展阶段上，经济发展可以缓解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一种完全充分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不平等也总是能起到抑制作用。但要回答“发展与市场化水平是如何同时作用于不平等的变化过程的”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来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众所周知，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显著特征，由于资源禀赋、社会历史条件、发展基础、产业结构、地区的功能定位特征等等诸多原因，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上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别。从以往的理论讨论和实证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水平对不平等的影响均在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着不同的后果。

假设3：由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增长和市场化对收入不平等都具有缓解作用，因此，二者的共同作用会加速削弱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

假设3.1：处于“低发展-低市场化”类型的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将普遍高于市场化水平更高、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

（三）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

在完全充分的自由市场社会中，个体获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差异，是导致最终报酬或地位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个体能力差异决定收入差异。教育在经济学家那里一直都是解释个体层次上收入差异的核心变量，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遵循这样的逻辑。由于教育是个体能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因此，一个地区内部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同样也将成为衡量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于是，我们遵循经济学关于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关系的基本逻辑，期望在本研究中同样能够验证：

假设4：教育不平等程度与收入不平等具有高度一致性，教育不平等程度高的地区，收入不平等也会相对较高；反之亦然。

三、数据及研究方法

此外，为配合使用上述抽样调查的汇总数据，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公开统计资料中收集了各地市的若干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数据，然后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析取出发展因子、市场化水平因子等两个主要变量。

收入基尼系数是模型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发展因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化因子（市场化水平）为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教育基尼系数是重要控制变量。此外，利用发展因子和市场化因子以均值0为界，得到两维四象的分类框架（发展水平高/低-市场化水平高/低），这个框架是我们进行假设检验的主要工具。

研究方法采用OLS，根据分析需要，不同模型或者引入了发展因子和市场化因子的交互效应，或者根据分类框架对样本分割后进行了相应的分列估计，或者针对教育不平等对发展、市场化因子的调节效应而展开相关的中介作用分析。

主要变量之间的散点分析图如下：

四、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主要见于表6。模型0-1、模型0-2分别是只包含教育不平等系数和只包含发展与市场化两个因子主效应的初始模型。结果显示，教育不平等可以解释29%的收入不平等方差，而发展因子、市场化因子对收入不平等的粗解释力约为11.2%。两类自变量同时加入后（模型1），其解释力提高到30.9%，在加入市场化因子与发展因子的交互效应后（模型2），解释力进一步提高到33.5%。

从模型0-1到模型2，估计结果都稳定地显示出一个地区内部的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正向关联，假设4（教育不平等程度高的地区，收入不平等也会相对较高，反之亦然）在这里得到了明确验证。

表6中的模型也验证了本文最关心的两个主要研究假设（假设1、假设2）。模型结果显示，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都将有利于缓解区域内的收入不平等。表6中的模型显示，发展因子、市场化因子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系数都是负向的，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越低，二者对收入不平等都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如模型1所示，控制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后，发展因子提高一个标准差将使区域内收入不平等降低0.8%；市场化因子提高1个标准差则可使收入不平等降低0.4%。

模型3可以说是市场化—发展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联合影响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后，市场化-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有可能降低收入不平等，这个结论与前述讨论是一致的:在低发展-低市场化区域，收入不平等水平是最高的，其他三类区域中的收入不平等都相对较低。假设3在这里得到检验。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在回顾了经济学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几种主要理论思路后，集中讨论了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方式。就量化研究方式而言，本文不同于以往大多数文献的地方在于，我们不是简单地以一个或多个国家为整体来考察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将研究的重心从国别资料的讨论转向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利用的是2005年地级区域的截面数据，对中国340个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教育不平等之间的量化关系。

本文提出的几个主要研究假设均得到了实证的有效检验。首先，从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资料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对地区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都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制度建设越完善的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反之亦然。这与当前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基本观察结论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样的研究结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在以往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认识中，人们普遍接受了库兹涅茨的所谓倒U型理论，并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归结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后果。而我们的研究则指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收入不平等先上升后下降，相反，经济增长、以及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都具有降低收入不平等社会功能，至少目前从2005年的340个地区资料分析来看是如此。这就是说，我们似乎并不应该让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来为收入不平等买单。政府或其他决策者在为一个地区进行经济社会改革、市场化改革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时候，似乎并不需要背负起“不平等上升”的原罪包袱。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收入不平等，这对增强地方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来说，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政策借鉴价值。

此外，与大多数利用国别资料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的是，本文也发现地区内部劳动者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对其收入不平等具有很明确的相互强化作用，教育不平等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也越强烈。尽管我们对这一研究结论本身并不感到惊奇，但是，当我们将之与经济增长这个符号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深刻的研究问题显然也就蕴含于其中了：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推动教育扩张、教育扩张又明确地降低教育不平等这样的逻辑引入收入不平等之变动的研究框架的时候，一副更为复杂的分析图景也将同时展现了出来，这正是我们后续的重要研究课题。

原文出处：刘精明,朱美静.经济发展、市场化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地区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01):101-114.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