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和《故乡》的主要人物比较

［内容提要］

《故乡》与《春蚕》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篇佳作，创造出闰土、老通宝等典型的人物形象。两篇小说都是描写农村生活，通过对主要人物不幸生活的描写去展现特定背景下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从而提示更加深刻的问题。但由于写作时间、写作背景、环境、作者等各个原因，从而导致人物身上存在差异。本文在人物方面做出比较，通过生存状态、性格形成原因、悲惨遭遇的原因、由人物揭示的主题不同做出具体的阐述，来说明鲁迅和茅盾在小说题材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

闰土 老通宝 人物比较 题材 异同

［正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茅盾无疑是文坛两颗璀璨的巨星，两位大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同时他们带来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自从鲁迅开辟了农村题材之后，农村由一个无人注视的小角落，变成人们竟相创作的焦点，在那一段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如台静农的《地之子》、叶紫的《丰收》、许杰的《疯妇》等第。鲁迅的作品中自然也有不少这样的佳作如《故乡》、《社戏》等。而《故乡》更具有代表性，茅盾沿着鲁迅开辟的农村题材继续前进，在前进的道路上又有自己的特点并留下经典作《春蚕》。

短篇小说《故乡》的素材是鲁迅1919年12月初从北京回故乡的见闻，它深刻的概括了1921年前30年内，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十年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春蚕》是以“九.一八”变为背景,是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富裕的江南农村破产的过程.茅盾在“九.一八”事变后，曾回到阔别以久的故乡—浙江桐乡乌镇。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浙东农村的变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渗透，如日货倾销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危机。这一现实触发了茅盾心中的生活经验：母亲的外祖父家是丝商，亲戚世交中有不少是蚕季“叶市”的要角，他耳闻目睹了“一年一度因桑叶、茧子价格的涨落而造成的紧张悲欢”。以这些丰厚的生活体验为基础，此后他便开始进行构思。

《春蚕》与《故乡》都是取材于农村生活，通过对主要人物不幸生活的描写去展现特定背景下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从而揭示更加深刻的问题。由于写作时间、写作背景、环境、作者等各个原因，从而导致人物身上存在着差异。

《春蚕》和《故乡》的出现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留下不朽的艺术典型，纯真活泼的少年闰土、固执善良的老通宝、充满青春活力的多多头等。在这些人物的命运遭遇上，可以折射出某些重大的问题。本文就是从人物比较出发进行探讨。

闰土和老通宝都是贯穿全文的中心人物，他们是本文比较的对象。

一、生存的状态不同。

闰土是一个有自己土地的农民，“身材增加了一倍，脸色灰黄，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肿的通红，头戴破毡帽，身上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手又粗又笨而又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从描写闰土外貌的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出像闰土这一辈农民的艰辛，以及大概的生活状态。“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这就是闰土的生活，每天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辛辛苦苦连第六个孩子都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贫穷就是他的生活，自己却不知为何这样。“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闰土对现在的生活已经麻木了，迟钝了，背负着传统的重担，生活在贫困线上，但无法摆脱。

老通宝是《春蚕》和《秋收》中的主人公，是“农村三部曲”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他是中国老农民的典型：勤劳节俭，倔强坚韧，保守迷信，也有较浓的家长作风。这是继鲁迅写闰土之后的最具有典型性的老中国农民形象，老通宝跟闰土一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靠天思想，认为只要有个好收成，乡下人就可以翻身。他乞求老天爷要长眼睛。他那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安份守纪的做人之道，写得很深刻。但是，正是这种天时地利和辛勤的劳动换来了罕见的大丰收，却是春蚕越多，它损失越大。老通宝“白赔上十五担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下的忍饥熬夜还都不算！与闰土不同的是老通宝对自己的生活有清楚的认识，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使他找不到导致自己这种生活状态的原因。他思想上背着沉重的封建社会自耕农的因袭重负，保守，固执，迷信鬼神，相信天命，在贫困和破产的处境中仍然恪守“安分守已”，做“规矩人”的处世哲学，希图一边靠勤俭持家，拼命死干，一边靠对天命的虔诚祈祷，来改变贫困和艰难的生活状况。在这条坎坷不平的老路上，他向大自然夺得了意想不到的蚕茧丰收，却在社会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一败涂地，丰收的胜利带来的是更多债务和更大的饥荒。

二、性格形成的原因不同。

少年闰土心里装有“无穷无尽的稀奇事”是儿时我羡慕向往的英雄。20年后，苦难的生活使他变得呆端麻木，更可怕的是他心灵的变化。“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精；动着嘴唇却没做声。他的态度恭敬起来，分明叫到：‘老爷„„””这位朴实憨厚的农民，见了阔别多年的朋友也是百感交集，却选择了社会和身份都需要的“老爷”的称呼。“啊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小孩子，不懂事„„”正是这些规矩扭曲了闰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灵魂，而且也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友宜。传统的封建意识，窒息了闰土反抗思杨的火焰，他在对我的感叹自己艰难的境遇之后，“沉默了片刻，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在他脑中没有想到抽刃而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搅乱社会的秩序，谋取自身的解放，所以在“我”搬家的时候，选取的是一堆草木灰和一副香炉和烛台，使他的性格愚昧无知，善良却很懦弱。瞿秋白同志曾说过：“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中，有些是和中国农村、中国受尽欺骗压榨束缚愚弄的农民群众联系着。这些农民从千百年的经验中学会了痛恨老爷和田主，但没有学会，也不能学会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怎样去解决这种痛苦”闰土自身的遭遇“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使他变得像木偶一样的人，麻木呆板。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社会的劣根性，使得农民觉醒还是一段遥远的路程。

老通宝勤劳善良，有着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切优秀品质，却又顽固迷信，虽对自己的生活有清晰的认识，却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找不到形成自己悲剧的原因。他曾把自己家庭破败归诸鬼神作怪，因而他不知多少次为长毛鬼悼念。同时，他和一般农民一样，有着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不幸的困顿生活的强烈愿望，但又不能寻求出通往幸福的生活的正确道路。他知识有着一般农民所固有的朴素而又直感的思想，把希望寄托在“勤俭忠厚”这一点上，并以此自慰。正是有“勤俭忠厚”的信念，他精诚专一，全力心赴春蚕收获工作之中。另外他依赖有一种超现实能力主宰人们的观念，相信“真命天子”真会出世，故他遵守而且还要他儿子遵守养蚕时的一切禁忌。老通宝这种思想性格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因素。前者使老通定这人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造成了导致他走上悲剧命运的性格因素——愚昧落后，而后者又使老通宝具有追求幸福，向往勤劳忠厚等，使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老通宝身上潜在的朴素的阶段意识和潜藏着对现实的反抗性。正是这两种因素的交相影响，才形成了他既矛盾又统一的性格特征。

三、悲惨遭遇的原因不同。

“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母亲的话说出了闰土悲剧的基本原因。“挑出去卖，总要捐几回。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深刻的社会矛盾，逼得

农民走投无路。中国资产阶段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未给农民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并未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民国”建成后，民不堪命。政治“比满清尤坏”的社会现实对于自己的艰难处境的社会根源闰土并没有清楚的认识，但实际生活的感受中，他觉察到在那个社会里，勤劳的劳动人民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可以这样说，闰土的命运代表了２０世纪初中国广大贫苦农民的共同命运，闰上的遭遇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社会现实。

《春蚕》一文是以江南农村为背景的。它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困苦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旧中国农民须在年成丰收之外，去另找真正的出路。作品采用虚写的手法把人物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一二八”的上海战争刚刚过去，由于外货倾销，民族丝织工业陷于破产的境地，因而江南一带农民的主要副产品——蚕丝也就没有了销路；封建地主阶级的高利贷剥削更加残酷；资本家也乘机压低蚕丝的收购价格。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老通宝一村人经过一个月的辛勤紧张的养蚕劳动，虽然取得了多年未有的蚕茧丰收，但是丰收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富裕和幸福，而是更多的贫困和灾难：“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饿熬夜还都不算！”老通宝是一个勤劳忠厚而又保守落后的老一代农民。他凭着“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的经验来分析和对待眼前的事物。他限约地觉察到，世界之所以“越变越坏”，都只因为有了“洋鬼子”的缘故，因此他不仅痛恨“洋鬼子”，而且仇视一切带有“洋”字的东西。他热爱劳动，相信只有田地熟和蚕花丰收，才可能使他们的日子变好。他也相信命运和鬼神，虔诚地遵守、而且要他的儿子阿多也遵守养蚕时的一切禁忌。时代变了，周围环境变了，而他的思想却一直未变，这是他成为悲剧性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由典型人物揭示的主题意义不同。

《故乡》这篇小说通过“我”回故乡的搬家的见闻感受的描写，深刻的揭示了封建等级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严重隔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衰败，农民极度贫困的严重现实，深刻而多方面的揭示导致农民贫困的原因，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彻底的否定和对新生活殷切希望，召唤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救自己，共同为实现新生活而努力奋斗。

《春蚕》较之作家以前的小说，主题的发掘要深刻的多。茅盾在早期的小说中，大多是表现小资产阶级青年在“五四”到大革命浪潮中反封建的苦闷、彷徨的心理，出现一些“平凡”者的悲剧或暗淡的结局。而《春蚕》中，他抓住了农村中具典型意义的“丰收成灾”的事件，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在《春蚕》

中，作者已不满足于早期作品对黑暗现实的单纯揭露，而是更进一步的揭示造成这种黑暗现象的根本的社会原因。同时他不满足于对单纯的劳动人民生活苦难的展示，而是又表现了劳动人民在黑暗现实面前的挣扎、觉醒和那种反抗作品主题既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又有一定的历史事件的鲜明特征，这是和其他短篇小说不同的。

这两篇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春蚕》中老通宝身上出现了恨洋的心理和出现了多多头这个人物。

老通宝的性格诸因素中，有一点还是值得注意，既他有着朴素而又鲜明的爱憎观念。一方面，因为他相信依靠自己的劳动能挽回厄运，故他热爱劳动的思想感情是始终不懈的；另一方面，他在现实生活的感受中，产生了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无比憎恶的感情，他意识到“世界越变越坏”，总和洋鬼子有关，因为他自从看到镇上出现了洋货，河里有了小货轮以后，“自已田里长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且镇上的东西却一天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所以他就痛恨一切洋鬼子和一切洋东西。并且老通宝又看到新朝代（即国民党新政府）也没有使这种情况改观，恰恰相反“镇上的东西一天一天的贵了起来，派到乡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对此，老通宝深信这是他们“串通了洋鬼子干的”，因而，他对所谓的新政府也是深恶痛绝的。这种朴素的直观的爱憎感情，虽然还缺乏时确的阶级意识，但是他却是老通宝这个人物由愚昧到清醒的一个重要基础。而善良，忠厚，勤劳，朴实，有着传统中国农民的一切优点的闰土是悲哀痛苦，麻木迟钝，像个“木偶人”一样。这是一个被旧制度压得直不起腰的“苦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苦苦挣扎的老一代农民的艺术典型。他的典型性格是：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不觉悟，有严重的等级观念和迷信思想，对生活绝望，寄希望于神灵。这与老通宝具有了朴素的直观的爱憎感情是显著不同的。

《春蚕》中另一个人物形象多多头是老通宝的儿子，具有和父辈不同的性格，他年轻活泼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不像老通宝那么固执偏见，迷信鬼神，忧悉沉郁。在整个家庭中他是唯一的“不大相信鬼神”的人，他也不大相信“勤俭忠厚”能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他的见解要比老通宝高明的多。作者这样叙述道：“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养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能就可以还清债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折断也是不可能翻身的”同时，他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关注并且做了一些思索，他觉得“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地方永远是弄不对的”虽然他由于生活、思想等各方面的局限，还不能用阶段斗争观点来看待社会上各种复杂的现象，但他毕竟和老通宝不同，他是对显示有一定认识的，而且具有自发反抗意识的年轻人，我们如果联第《秋收》、《残冬》这两个连续

的短篇来看可以看到多多头的性格是不断发展的，最后他终于走向了同黑暗现实斗争的道路。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多头和老通宝这两个人物是有矛盾冲突的，我们不应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家庭内部父子之间的冲突，而应该把它看作二十年代的末期三十年代初期新旧农民之间——即觉醒一代和尚未觉醒的农民的矛盾冲突，因而，多多头这一形象的塑造是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由多多头这个人物形象，我们很容易可以联想起鲁迅先生《坟》中夏渝坟上的花圈。这两者都是一种希望，但这两种希望是不同的。夏渝坟上的花圈，是鲁迅的一种曲笔，一种灰色的个人心中的对理想追求的希望；多多头这个人物形象却是现实社会中，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农民的代表，这是一种现实的希望。

通过对《春蚕》与《故乡》中典型人物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之后，我们可以看出鲁讯与茅盾对题材认识的差异。反映在创作效果上是相当明明显的。在鲁讯那里题材一方面直接呈现生活的外部状态加内在缘由。另一方面又产生广泛的启迪意义与精神力量的土壤。在第二种情况下，历史的深知灼见，因此鲁讯的作品，几乎都超越了题材范围，获得了更大的生活内涵。相反茅盾却常常困于题材的范围之内，对题材本身的热情影响甚至泯灭了对社会历史更深一步的思考的情感体验。毫无疑问，在茅盾创作的同时代，他的作品有着巨大的认识意义和参考价值。然而，当时代变革使那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特定的题材内容已经陈旧时，作品原有的艺术魁力也难免随之降低。

归根到底，这是由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方法上以及他们所追求写作目标不同所造成的。

鲁迅先生主要是抓住人物性格主要特征予以传神的白描，茅盾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追求人物的立体化；鲁迅往往从人物精神状态去描写，因为他所需要的是人物在人化上的普遍性（国民代表性），而茅盾更看重人物在历史环境、时代中的代表性。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 1994 人民教育出版社

［2］《茅盾全集》 1990 人民教育出版社

［3］《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读》 郁炳隆主编 1997年第二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4］《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修订本 黄修已著 1996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5］《文学的现代传统》 王本朝著 2003年 重庆出版社

［6］《茅盾研究文集》 杨乃奇主编 1987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

姓名：季永春 专业：汉语言文学 号码：13485228078 单位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临海镇中心西街93号（射阳县八大家小学） 邮箱：[email protected]或[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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