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带病提拔”干部选拔任用过程“倒查”机制。（王鹏 供图）

　　提名推荐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适用非常广泛，无论是选任制还是委任制干部选拔方式，都会涉及到提名推荐问题。因此，这一环节的制度是否规范，程序是否明确，执行是否到位，将直接决定选拔任用干部的质量好坏和选人用人公信度的高低。从提名推荐的现有制度设定和实践情况来看，完善提名推荐制度，需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实现由“少数人提名”向“多数人提名”的转变

　　“由谁提名” 是提名推荐制度的关键。谁拥有提名推荐权，谁就掌握了干部选拔的重要话语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选拔条例》）规定提名主体主要由七部分组成。这七个部分的提名主体前六类主要为领导干部和组织部门，相对而言对于一般党员群众的规定并不是十分明确。领导干部和组织部门作为相对强势方，其提名权力容易得到保障，一般党员干部的提名权则很容易被忽视或形式化。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名义上是民主推荐，实质上是少数人、尤其是主要领导的个人意志，然后再由组织部门履行相应的程序。规范提名主体最主要的是要实现由“少数人提名”向“多数人提名”的转变，要将领导、组织提名与群众提名相结合，形成领导和组织看得中、群众也满意的最终结果。

　　除了“由谁提名”，还有“提谁的名”，也就是被提名的对象。《干部选拔条例》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推出考察对象。也就是说，无论是选任制还是委任制的干部选拔方式，民主推荐都是必经环节。但是对于民主推荐的范围、比例、数量，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提名客体的科学设定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保障。由于没有严格的限定，在实践中就难以避免出现一些实用主义的提名客体设置，如“量身定做”任职条件，或者框定推荐人员范围。规范提名客体，核心是要解决“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主要的是要引入竞争机制，变等额推荐为差额推荐。传统的民主推荐按照职数等额推荐，这不仅压缩了组织择优比选的范围，而且使得以拉票贿选等不正当方式获得提名的成本降低。

　　既要“群众公认”，又“不简单以票取人”和“唯票取人”

　　民主推荐是扩大干部选拔任用民主化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干部选拔条例》规定：确定考察对象时，应把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重要依据之一，同时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要求，“解决纠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现象。

　　民主推荐并非参与范围越广、层次越多越好。本着“有经常性工作接触和相对知情”的原则，合理界定民主推荐范围，既要突出推荐者的代表性，又要保证推荐人与被推荐人信息的对称性。参加推荐的人员应主要为拟推荐职位的管理、服务对象，工作上有经常联系的单位部门，以及对其比较熟悉的上级、同级和下级的领导和群众，可适当增加与其有密切接触的分管领导和直接同事、下属的比重，让真正“知情人”说知情话、投知情票，从而避免“参与者不知情，知情者没参与”的不科学推荐。

　　要注重提名结果研判的科学性。《干部选拔条例》要求：“对不同职务层次人员的推荐票分别统计，综合分析。”如何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科学的方法。民意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对被推荐者的了解程度不同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不同推荐主体推荐出的候选人实际可供参考的价值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于推荐结果，要进行综合分析，科学把握不同推荐主体在提名推荐结果汇总中的权重。在实践中，这种差别化的计分方式被称为“ABC”票或“三票制”“四票制”。所谓“ABC”票或“三票制”，即“领导票”“中层干部票”和“一般干部和群众票”。“四票制”除了“三票制”以外，还加上“自推荐票”。不同推荐票的实际分值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领导推荐票的分值最高，以此显示出推荐主体对推荐岗位的知晓度和关联度，从而增加人岗相适度。当然，分类计算推荐分值，关键是要防止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推荐票否定群众推荐票的情况，导致“少数人说了算”，产生用人腐败问题。

　　防治“带病提拔”，应该坚持“谁推荐谁负责”

　　有权须有责，有责必问责，是权力运行的一条通则。提名推荐责任追究，是约束提名权力、保证提名质量、防治“带病提拔”的关键措施。明知被推荐人有问题，或者不负责任地提名推荐，造成“带病提拔”的严重后果，应当对“举恶”者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按照“谁推荐谁负责”的原则，明确落实责任人，严格追究责任人。

　　为此，对于干部提名推荐的全过程必须推行记实制度，对于动议提出、初始提名和民主推荐的责任人和重要情况如实地记录在案，为启动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提供事实依据，倒逼提名主体公道正派地审慎行使权力，为党组织推荐忠诚可靠合适的干部。（吴海红 作者为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