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借鉴接受美学相关理论，着眼于对世界或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以寻求既具有方法论意义又具操作性的传播策略。

二、接受美学与传播学相关理论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又称“读者接受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对读者阅读活动中的能动性的研究。以姚斯和伊塞尔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借鉴解释学、现象学等理论，提出了“读者中心论”，建立了以期待视野、文本未定性等为主的一整套概念体系，促使文学研究发生范式转移①。接受美学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考察文学的创作和接受，深入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在文本创作过程中，作者应该充分考虑读者的感受，重视读者与作品的相互关系，关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品。

接受美学原理虽属文艺理论范畴，但其主要原理适用于所有叙事文本，对“宣传现象同样有效”②， 对新闻故事文本也具指导意义。其实，接受美学与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观点十分契合。传播学认为，即使是大众传播的受众也是自由、主动的受众。受众的自由与主动集中表现为受众对大众传播的选择性，即选择性接触、选择性理解与选择性记忆。受众总是有选择地接触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所接触的内容也总是朝着有利于自己或支持自己观点与行为的方向去理解，在记忆上也是选择自己愿意记住的内容加以储存。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者斯图尔特·霍尔曾提出编码解码理论，进一步阐释了受众如何主动参与建构所接触内容的意义。霍尔认为，受众有三种解码方式：顺应性解码、协商性解码和对抗性解码。顺应性解码是传播者所希望的，即受众完全接受传播者的控制、顺应传播者意图所进行的解码，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发生。协商性解码指受众部分接受传播者意图、部分自主的解码。对抗性解码则指受众完全拒绝传播者意图的解码。由此可见，传播效果是由传播者和受众共同构建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这与接受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

针对“自由、自主”的受众，实施有效的传播策略与方法，传播学有一套说服或宣传策略，新闻传播策略或叙事策略还比较欠缺。接受美学的基本原理对所有文本策略都具启发性，这也是本文借鉴接受美学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所在。

三、接受美学指导下的“讲好中国故事”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主要的传播障碍就在于：因对中国了解的贫乏导致国外受众对中国认知的困难；因“中国威胁论”的蛊惑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导致国外受众对中国媒体有一种警惕甚至排斥心理；因文化差异导致国外受众与中国媒体在期待视野上的不同或错位。如何跨越或降低这些障碍？依据接受美学的“文本未定性”原理，可利用并强化新闻文本的隐喻性，既可降低国外受众对中国故事的认知难度，又可减弱国外受众对中国故事警惕、排斥的心理；依据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原理，“讲好中国故事”可利用“母题”以接近、适应国外受众的期待视野，而通过情节与细节的适度“陌生化”则可使故事对受众的“期待视野”有所超越，以保持受众的新鲜感和阅读活跃度。

（一）文本未定性与故事的隐喻

接受美学认为，任何文学文本都具有未定性。其代表人物伊瑟尔认为，文本本身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作品运用描绘性语言无法毫无遗漏地表现外界对象的全部丰富性特征，于是，创作者会运用一些详略得当的写作方法去进行文本的构造活动③。文本的语言、语句、段落、结构等之间都存在着意义的空白和不确定性，这些空白和不确定的点，需要读者去填补，读者填补空白和未定之处的介入行为称为“具体化”④。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作品意义的产生是从阅读“具体化”活动中生成的，而不是文本所固有的。可见，文学作品并非是给定的客观认识对象，它只能在读者阅读中才能获得现实的生命，作品意义的生成是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相互协商的结果。

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是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体现。亚里士多德作为隐喻研究的开创者，认为隐喻强化了意义传达的力度，它可以使人产生联想。隐喻所指的意义可以通过意象所出现的上下文被人直接明确地认识出，尽管它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⑤。在隐喻里，真正的意义与意象之间的关系是隐含的，即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反映创作者所要展现的价值观、人生观及行为特征等。隐喻，实质上是一种认知智慧与表达智慧。隐喻的认知智慧在于“由此物到达彼物”，即利用此物与彼物之间的联系（某种相似、某种相通），通过此物观照彼物，通过对此物的认知实现对彼物的认知、顿悟。此物往往是人们熟悉的事物，或具有直观性、认知难度低的特点，彼物则往往是人们不太熟悉的事物，或具有抽象性、认知难度较高的特点。这种认知智慧的关键在于“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认知障碍，降低了认知难度。而作为一种表达智慧，“隐喻”不仅使文本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还使传播者的意图、观点、态度等以隐蔽的方式对受众形成暗示，受众的戒备心大为减弱，传播者欲传播的观点在受众的意识中以“我（受众自己）认为”的方式得以过关通行。由此来看，新闻文本就是一种隐喻文本。新闻只报道事实、只讲故事，不提供观点；新闻可以通过对事实的选择、表述，把报道者的倾向性、态度与观点隐含于事实背后，做到“意会”多于“言传”，让受众自己得出结论。因此，新闻是选择的艺术，更是隐喻的艺术。

新闻隐喻艺术的关键在于用恰当的事实，通俗、间接地输送有价值的意义或观点，而新闻故事的隐喻艺术，关键在于通过故事元素的引入，提升新闻隐喻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讲清楚”，即“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应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被喻”，而中国故事则是“喻体”。隐喻和谜语相似，喻体相当于谜面，被喻相当于谜底。那么，新闻故事便如谜面，“四个讲清楚”如谜底。故事元素使新闻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而“讲好中国故事”的“好”还在于通过中国故事的讲述使世界各国人民真正清楚、明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连续性、当代价值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用历史隐喻现在，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中一种重要的隐喻手法。纪录片《一带一路》共六集，第一集以一集的篇幅回顾“丝绸之路”的历史，这种历史叙述，显然不是仅仅普及相关的历史知识，而是彰显中国古老的文明，从中国开辟的丝绸之路给西方带来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来说明互联互通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作用。片中讲了一位荷兰老人至今还在传承着中国古老的造纸术，因为他热爱中国古老的造纸术。有关造纸术的历史包括中国在汉代就发明造纸术，后经丝绸之路传到西方，荷兰是最早使用中国古老印刷术的国家。中国先进与智慧的形象随着历史的叙述、伴着眼前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逐渐清晰起来，这个形象是由历史建构的，但受众很有可能把它投射到现实。

（二）受众的期待与故事的母题依赖

接受美学的另一核心概念是期待视野。从文学角度来讲，每个读者在阅读前都有一定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⑥，姚斯认为，读者的理解要受“前见”或“前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就文本而言，它可能会通过某种符号唤起读者的“前见”或“先在结构”，让读者进入一种特定的情感设定之中，并对结局产生期待。如果文本未能唤醒读者的“先见”或“先在结构”，文本便很难被读者接受，因为任何一部作品的产生必须得到“客观化”，即与一个客观的标准相符，才能获得接受，而这种超主体的客观标准，恰恰就是期待视野⑦。由此可见，唤醒或进入读者的期待视野，是文本有效性的前提。

期待视野是由先前经验、知识、文化等因素决定的，期待视野具有个体性、地域性、民族性等特点。大众传播无法把握、满足受众个体的“期待视野”，但可以也必须把握、适应作为群体、民族的受众的“期待视野”。在国际传播或对外传播中，传播的主要障碍之一在于传者与受众属于不同的国家或民族，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如果传者对受众所属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缺乏深入了解，在传播中就难免以自己或本民族的期待视野构建传播内容，就会出现“说者津津有味，听者索然无味”的尴尬局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是一场高难度的跨文化传播，难就难在中国作为东方古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各国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以及由这些差异导致的期待视野的巨大差异。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国际贸易、制造业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产业中占比偏低、中国文化缺乏世界影响力的原因所在（当然，这是暂时的）。要准确把握世界各国、各民族、各文化圈的期待视野也并非易事，因为这不仅需要了解、研读各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还需亲身体验各国、各民族的现实生活、风土人情等，耗时耗力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在一些对外传播的成功案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在把握与满足异国、异族、异文化圈的期待视野方面似乎有一种捷径存在，那就是“借助母题”。如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甄嬛传》，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这些片子在国内都是被公认的好片子，始料未及的是，这些片子在国外也收视火爆、好评如潮。说明这些片子适应了国外受众的期待视野，而这些片子并非是针对国外市场有意而为之作，在国外市场的不俗斩获，实属意外。究其原委，“母题”的作用是重要原因之一。

母题（motif），“指的是文学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反复书写、表现的共同主题”⑧，母题虽也具有民族性、文化差异性，但有些母题超越国家、民族和文化，是人类共有的主题，如母爱、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爱国情、生与死、正义与邪恶等。这些母题一般也是在母题性场域展开，家庭、自然怀抱中的乡村、战争都属母题性场域。《媳妇的美好时代》和《甄嬛传》分别以最具矛盾冲突的婆媳关系、嫔妃关系为主线，精彩上演各种关系博弈的手段、智慧，以及各色人物间的爱恨情仇，都是家庭情感剧。《舌尖上的中国》则以吃为线索，以各种中国美食为诱饵，以浓郁的家庭气氛、母爱亲情、乡愁乡情为佐料，展开了一幅中国风土文化的图画，传递出中国“民以食为天”的朴素理念，体现了中国人不畏艰险、不辞劳苦、顽强乐观的精神面貌。“食色性也”，吃乃人之本性。色香味俱全的中国美食，再加上“母爱亲情、乡愁乡情”这些母题，《舌尖上的中国》火爆海外也在情理之中。

在讲述中国故事中，一些带有较强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如果善于借助母题，也会引发广泛共鸣。中央电视台一套《信中国》栏目，有一期的内容是讲述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陈觉、赵云霄夫妇的故事。丈夫陈觉就义前写给妻子赵云霄的信，以及赵云霄就义前写给亲戚托孤的信由两位演员夫妻分别诵读。两人的信虽不长，但朴实无华，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真挚的情感：对爱人的眷恋、对父母的牵挂与歉意、对爱子的疼爱与不舍以及对国家的忠诚。两位诵读演员显然被深深打动，特别是女演员读到一半时已泣不成声，难以继续。现场观众，有的掩面而泣，有的泪流满面。即使对中国那段历史不是很了解的人，或是和两位烈士信仰不同的人也会被两位烈士的信所打动，这就是母题的作用。

（三）陌生化与故事的情节、细节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对文本有一定的期待，但如果仅停留在满足受众期待的层面，文本就会缺少吸引力。在具体的文本接受过程中，文本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具有多种关系：当文本有悖于或者过度超出读者的期待视野时，读者会对文本产生抵触心理，或会因太晦涩难懂弃文本而去；当文本低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时，读者会因此产生失望情绪；当文本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完全一致时，读者会感到一般性满足，同时会因为未出乎意料的结局而感到作品索然无味，失去阅读兴趣；只有阅读的作品适度超越或校正了期待视野,读者的阅读兴趣才可能被调动起来。这个“适度”的距离，即为接受理论所提出的“美学距离”。G.格林就这个概念作了一个图(见图1）。

如图1所示，当文本与读者期待视野的距离为0时，文本对读者的作用（引起反应）也为0；随着距离的展开，文本对读者的作用亦开始呈现，在距离的适中位置，作用达到最大值；随着距离的继续拉大，作用趋于持续下降。只有适中的距离，才谈得上产生作用，顺利接受或是抵制接受⑨。

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学会把握这个美学距离，而对此距离的适度把控，体现在故事文本中，即为适度“陌生化”呈现，即使文本的部分内容超越受众的期待视野。叙事文学在文本驾驭上提出了具有相悖意义的两个概念：易读性与陌生化。它强调叙事文本既要具有“可理解性”又要达到“不可理解性”⑩。故事文本的易读性是保证传播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而适度陌生化则把熟悉变得陌生，可以拉开故事文本与受众的距离，扩大故事的认知难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出受众的期待视野，给读者以新奇的感觉和体验，使读者保持阅读兴趣。

情节，是精心结构起来的具有严密因果关系的故事{11}，是构成故事的基本要素。通过情节，表现事件发展过程，通过情节，表现事件结构或情态，通过情节，表现各种关系，而细节则在情节之中。在评价一部优秀叙事作品（小说、戏剧、故事）时，往往会出现“情节曲折，情节跌宕起伏”之类的评语，曲折、跌宕起伏的情节也往往意味着出乎意料、引人入胜，即超越一般人的期待视野。在纪录片《大国工匠》第二集中，焊接工人卢仁峰在一次任务中失去左手，所有人都认为他不能再继续焊接事业（因焊工需一手拿焊枪，一手拿焊帽），卢仁峰却以惊人的毅力练就牙咬焊帽单手焊接法，并重回“焊接王”的宝座，令人惊叹不已。《大国工匠》第四集，一方银色“真丝手帕”放在一银色托盘上，精致典雅。而画外音却说这不是真丝手帕，而是一件银质雕刻作品，不禁让人惊呼“不可思议！”叙事中所谓的“制造悬念”其实质也在于强化“意料之外”的效果。

细节，是构成一个完整事实或情节的微小部分。它可以是一句话，也可以是一个动作、一丝表情{12}。新闻细节的叙事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真实的新闻细节的客观描述，生动地展现事件“原貌”和人物的性格特征；二是通过对细节的客观描述，直观、形象地彰显新闻的内在意义{13}。细节往往是特定环境下事件某一具体部分的变动，或人物具体行为（包括语言、表情、与环境的互动等）。那些体现事物的独特性与人物个性的细节往往不易察觉或稍纵即逝不易捕捉，因此，如果这样的细节出现在故事文本中就会让人有强烈的新鲜感，即因细节超出了人的期待视野而带给人的新鲜感。

当然，增加故事文本的“不可理解性”，并不是让故事令人费解、晦涩难懂，而是在可读性的基础上让故事生动鲜活。对陌生化的使用一定要适度，把握审美距离，唤起受众的兴趣。

四、结语

接受美学揭示出“叙事文本与读者共建意义”的传播本质，其主要原理为寻求优化文本接受效果的文本操作策略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文本未确定性”的实质是通过文本的模糊、留白，给读者以思维空间，借助文本对读者的暗示使读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文本的预设。隐喻的本质正是模糊、留白、暗示，而新闻具有显著的隐喻性。新闻故事通过故事因素的引入，更强化了新闻文本的隐喻效果。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隐喻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隐喻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众的认知难度，减弱受众的戒备心理。母题具有普适性，借助母题讲好中国故事会提升受众特别是外国受众的接受喜悦度。情节、细节的陌生化处理，则会保持受众文本接触与接受的情趣度。

注释

①季水河，丁亮. 接受美学理论观照下的新闻收受[J]. 当代传播，2009（1）：11-14.

②R.C.霍拉勃. 接受理论[M]. 英国麦逊联合出版公司，1984：279.

③刘涛. 解读伊瑟尔的“召唤结构”[J]. 文艺评论，2016（3）：56-60.

④⑥⑦H.R.姚斯，R.C.霍拉勃. 周宁，金元浦译.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302-303，6，6，100.

⑤[德]黑格尔·朱光潜译. 《美学（第二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25-126.

⑧董学文，张永刚. 文学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03-104，104.

⑨陈力丹. 美学接受理论：把重心移向读者[J]. 国际新闻界，1997（5）：55-60.

⑩罗钢. 叙事学导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53.

{11}[美]利昂·塞米利安． 现代小说美学[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87.

{12}丁长举. 情节与细节的魅力[J]. 新闻爱好者，2003（4）：35-36.

{13}林新. 细节的力量——新闻细节的叙事特征与效果分析[J]. 新闻记者，2006（7）：60-62.

参考文献

[1]李建波. 从接受美学看“习近平访美”报道[J]. 青年记者，2016（11）.

[2]喻国明. 构建国际传播的基本理念[J]. 新闻与写作，2013（10）.

[3]刘小燕. 从接受美学看新华社2013年“两会”对外报道——基于美联社“两会”报道的对比研究[J]. 新闻知识，2014（9）.

[4]李建波. 接受美学视阈下的新华社对外报道研究——基于与美联社2015年“习近平访美”报道的对比[J]. 新闻爱好者，2016（7）.

[5]刘小燕，司显柱. 接受美学视阈下新华社“两会”对外报道模式的嬗变——兼论媒体如何讲述好中国故事[J]. 传媒，2017（13）.

[6]程曼丽. 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战略[J]. 对外传播，2017（8）.

[7]姚洪磊. 家乡的记忆· 生存的真理·生活的诗意——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观照与呈现[J]. 传媒观察，2015（2）.

[8]王嘉婧. 国家形象塑造中的“中国故事”内容选择[J]. 新闻界，2016（18）.

[9]梁国杰，赵新利. 隐喻性话语的跨文化传播效力及启示[J]. 青年记者，2015（25）.

[10]周大勇.“超传播”背景下的中国新闻文学化问题[D]. 长春：吉林大学，2012.

[11]刘斌. 陌生化原则与新闻写作[J]. 当代传播，2003（5）.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闻媒体‘讲好中国故事’的无意说服模式研究”（17BXW029)，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媒介融合与河北省新闻人才转型的实证研究”（HB15XW016)的阶段性成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