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向阳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 541006）

作为中国汉字五大字体之一，“隶书”具备文化性与艺术性的双重价值。隶书的发展经历了“兴盛、暗淡、复兴、发展”四个阶段，除暗淡阶段外，各阶段的隶书均有其独特的绚丽多姿的魅力。分别体现在鼎盛时期的“汉朝”，碑学复兴之后的“清朝”后发展至今的“现当代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因素的不同，各个时期的隶书面貌各不相同，本文主要分析兴盛时期的汉代和碑学复兴时期的清代隶书书法，来探讨隶书字体在此时间的美感的体现。

汉代是隶书的成熟和鼎盛时期，隶书鼎盛时期的美，是指隶书在汉代时期的多姿多彩。在隶书演变至成熟的过程中，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隶书的“变”与“不同”，使隶书的世界变得绚丽。

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与时代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汉朝是一个胸怀宽广的朝代，社会文化丰富多彩，隶书的发展绚丽多姿。清代钱泳先生在《书学》一文中讲到：“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者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1]。的确，汉代隶书不单是数量、形式惊人，并且胸怀宽广、包罗万象，汉字的各类书体均能从中找到相通之处。由此观之，汉隶之美博大精深并万象丛生，犹如百花盛开的春天。

就点画而言，汉隶的美在于它包含了篆、草、行、楷、甲骨文等所有字体的影子。隶取法于篆，草、行、楷等皆有取法于隶。如《曹全碑》圆头起笔、中锋行笔的篆书笔意，横折处连贯流畅的行、草韵味；《张迁碑》方头起笔、朴实端厚的楷书特点；《石门颂》似甲骨文一样古拙的石刻线条；隶书的快写导致章草的产生；行书萌生于民间隶书快写的嬗变中[2]等等。诸如此类，印证着汉代隶书字体包罗万象的绚丽多姿。

就风格而言，同为隶书，却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汉代的隶书数量繁多。每一碑文之间除基本不同外又都神采相似。虽有相似，但又都有所差别。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包罗万象的书法字体，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又如何去细分它该归于哪一类呢？

所以，汉代隶书字体风格特征的美，在于它“一碑有一碑之面貌，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者皆然”。在于它既万象丛生，又无法区分。因此才说汉代的隶书包罗万象，多姿多彩，绚丽多姿。

汉代和清代是隶书的两个鼎盛时期。汉以后，隶书逐渐变得暗淡无光，直至清代帖学流俗、碑学复兴，人们才又开始了对隶书的重新认识和学习。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书法的变革往往是以复古为前提的。但物极必反，对于清代碑学复兴时期的隶书书家来说，他们看汉隶，不是单一传统的复古，而是相对于帖学流俗无法前进之时的一种新体验[3]。因此，清代碑学复兴时期隶书的“新美感”，体现在这种新的体验和创造之中。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师古而不泥”的新美感

随着“台阁体”、“馆阁体”的发展，书风一度僵化，帖学书法停滞不前，书法的活力日趋下降。一些反对时弊、力图革新的书法家极力批判帖学书法，寻求新的出路，碑学复兴由此产生。

清代碑学复兴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在这期间，以金农、邓石如、伊秉绶等为代表的碑学书家认为：“书法艺术没有既定的模式，没有必要跟在古人后面前行，有勇气的书法家应该另辟蹊径，应该有独创精神，走出新的艺术道路来”。他们批判帖学主义者那种永恒不变的僵化教条，主张“变”，认为只有“变”才能使书法艺术绝处逢生[4]。正是这一批碑学大家的批判和创新精神，使清代碑学复兴中的隶书做到了“借古以创新”。清代的碑学家大多都是书法家，这些书法家复兴汉碑，但又不被汉碑所束缚，法古而不泥古。因此造就了清代隶书“师古而不泥”的新美感。例如金农独创的“漆书”；包世臣云：邓石如隶书的“遒丽淳质”堪称“神品一人”[5]等等。都无一例外的诉说着清代碑学复兴时期隶书“师古而不泥”的新美感，体现着清代隶书书家的创新精神。

第二、“自由创造”的新美感

自汉末以来，人们对隶书的研究愈来愈少，清代碑学复兴成为重新认识隶书的开端，书法家们在求索中学习隶书，自发形成了一种“自由创造”的隶书之美。

首先，碑学复兴的初始阶段，书家们已经厌倦了由于帖学书法一味“承袭”和“模仿”而导致的书坛停滞不前的状态[6]。为了反对帖学，清代碑学复兴的书法家们自发地形成了一种“自由创造”地精神，是决心与一味“承袭”和“模仿”的帖学相对立的。正因如此，清代的隶书有了一种自由创造、无拘无束的新美感，成就了诸多风格各异、成绩斐然的大书法家。

其次，清代隶书“自由创造”的新美感，来源于碑学复兴之初人们对隶书的认识尚浅，所以隶书创作显的随意而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创造并不是乱写乱画，而是融入个人情感学习隶书的自由创造精神。羲之醉酒书兰亭，是天下第一行书；鲁公悲书祭侄稿，是天下第二行书。王羲之的“天下第一行书”和颜真卿的“天下第二行书”都是在不经意间随手写出的。清代碑学复兴初始，隶书也正是在这种不经意间融入书家的认识和功底而自由创造的。体现了清代隶书在碑学复兴时期“自由创造”的隶书之新美感。

第三、具有“阳刚之气”的新美感

事物发展到顶峰就会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帖学书法自汉以后蔚然成风，经过千年的发展，到了清代已经渐渐失去了活力。在一味强调“承袭”和“模仿”的环境下，帖学也由原来的优美变得媚俗。在这种环境下反对帖学，复兴碑学，正是对媚俗之气的强烈反对。

汉代的文化和艺术有着心胸更开阔、气势更雄沉的特征。作为汉代最高形态的隶书，也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昂奋、激昂的人格风貌[7]。汉碑拥有一种开阔的雄强美，是帖学衰微时书坛所缺少的。如汉隶《张迁碑》、《史晨碑》、《乙瑛碑》、《石门颂》等的“遒劲、雄强、开阔、醇厚、古朴”的阳刚之美。因此，在帖学衰微，碑学兴起的清代，隶书创作的实质也有一种出于这种对阳刚人格、阳刚之气的强烈祈求。就像伊秉绶先生隶书的博大、朴厚、雄强之风[8]；邓石如先生隶书的清新、质朴、雄奇瑰伟之风[9]；金农先生漆书的苍古奇异之风[10]；陈鸿寿先生隶书的简朴超迈、古秀苍劲之风[11]等等，都无一例外的诠释着清代碑学复兴时期，隶书“阳刚之气”的新美感。

综上所述，隶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等等因素的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美感，这与时代的文化背景、时代的要求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出隶书字体的博大精深。因此，隶书字体是一个包罗万象，多姿多彩的书体，他一方面有其自身的实用性价值。另一方面，他也能适应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随着社会的需要，体现出不同的符合时代需求的新美感。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