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1978年，他和其他17位村民一起，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实施“大包干”，中国农村改革就此拉开序幕。那一年，他35岁，家里有5个孩子。

严金昌哪里能想到，40年前的那个寒夜里迫于生计摁下的红手印，竟然之后会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引起轩然大波。

冒死在契约书上留下了红手印

严金昌：“我们为什么要摁那个手印呢？是为了约束自己。过去政策不允许，如果我们犯法了，有责任我们大家共同承担，都不要推脱责任。哪里能想到受到党的认可，现在搞到国家历史博物馆去了。习总书记2016年4月25号到小岗村来的时候，说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解放了生产力。”

十年九荒，就是当年凤阳的真实写照。吃的是红薯干，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穿的是大补丁，小补丁，层层叠叠摞补丁。严金昌小时候拉着父母的衣袖出门乞讨，成了家，有了孩子，又得拽着孩子的手挨家挨户要饭。

严金昌：“说实话我们那时候出去要饭心里很苦恼，我们农民有田有地，有牛有犁有耙，为什么搞不上吃的？我们心里不服气啊！过去叫干多干少一个样，十分工。你今天出勤了，你再累是十分工；我站在那里再快活，也是十分工。时间长了谁愿意干？按当时那个政策，约束了我们农民。过去喂猪不超过一头，喂鸡不超过三只，多了资本主义。”

建在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里，清晰地记录着小岗人当年的窘迫。1976年，小岗111口人，每人每天只有6两3钱的口粮，一个壮劳力辛苦一个月还赚不到3块钱。这样的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庄稼人守着庄稼地，还能干等着挨饿？严金昌不信，小岗村人都不信。

严金昌：“大家一致认为，只有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劳动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农民种地才能有自主权，我们才能有饭吃，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你不干，庄稼不能跑到你家里来啊。”

路摆在那里，却没人敢轻易迈步。严金昌坦言，普通百姓，哪里敢跟国家政策对着干？早在1961年9月，安徽凤阳就下达过文件，推广责任田，提倡定产到田、包产到户，然而仅仅过去一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就全盘否定了这一做法。

严金昌：“有人说这么干肯定犯法，有的说犯法也豁出去了，今年一年我们收一年庄稼，收半季庄稼，我们够吃饱肚子，就是拉出去杀头，坐牢，我们也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继续等下去，就是家破人亡。小岗人狠下一条心：与其等死，不如偷偷干起来。于是在那个后来人尽皆知的夜晚，村西头的严立华家，18个汉子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冒死在契约书上留下了红手印。时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为表决心，在自己起草的契约书上连摁了两次，另外两户外出讨饭的户主也都由人代摁了。

“我们干了一年够吃五年的”

时光飞逝40载，那个黑夜里的忐忑、决绝，那张生死契约书的一字一句，严金昌至今记忆犹新。

严金昌：“你看我们契约不是写了吗？分田到户如果能干成，首先完成国家的，国家以前收公粮，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我们自己的。如果干不成，干部杀头，小孩帮我们养活到18岁，我们都考虑到后果，大家就签字画押。”

1979年春节前，分到田地的小岗人想的不是怎么过年，而是扛起锄头、挑着牛粪，比着、赛着往自家的田里跑。

严金昌：“我家分到了30多亩地，过去那是白天昼夜干，一天有两顿饭都在田里吃，一天到晚拼命干，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小岗人咬紧牙关死守着秘密，却不知，这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干活劲头泄露了“天机”。很快，小岗分田到户单干的消息不胫而走。公社、县里的调查一个接着一个，要求他们必须重新合到一起。可小岗人铁了心要单干，哪怕不给贷款、不给种子也不屈服。消息一路传到了时任滁州地委书记的王郁昭那里。

严金昌：“等王郁昭（滁县地委书记）来的时候我们春耕大生产已经开始了，那家家庄稼都长得特别好，特别漂亮，所以王郁昭看到后当时也没有表态，回去就开常委会讨论，说春耕大生产已经开始，不管利用什么形式一律不动，秋后再说，这样我们才能干成。所以我们大包干能够成功，多亏党和政府给我们开了绿灯。”

其实严金昌不知道，为小岗改革开了绿灯的王郁昭们，日子并不好过。1979年1月到4月，短短3个月，中央就连发两次文件强调：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省、地、县各级领导都为小岗村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分田单干让小岗人看到了庄稼丰收的样子。

严金昌：“79年下半年很明显，庄稼长得特别好，来个大丰收，我们干了一年够吃5年的。家家都收那么多粮食，有的家放不下，粮食都放在外面。”

那一年，小岗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文革期间年均产量的4倍；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的18倍；归还贷款800元，这也是一贯以逃荒要饭知名的小岗村，历史上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

短短几个月后召开的四中全会上，“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要包产到户”，一字之差，暗藏玄机。一年后，中央下发文件，包产、包干一律放开。到1982年，全国95%的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乃至全国的八亿农民，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

严金昌：“我们原来有牛，就要搞机械化、买拖拉机；有草房，就要盖瓦房、平房、制家具。有钱就是要住得好吃得好穿得好啊，开始买自行车、手表，哎呀，有钱了，都会消费啊。”

小岗村的“第二次土改”

此后，小岗村实现了可喜的连年粮食增产。但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中国改革第一村”又遇到了新的困惑：“一朝越过温饱线，三十年跨不过富裕门”，为何率先实现了温饱的农民们，却迟迟无法致富？“起了个大早”的小岗村，在经济发展的路上怎么“赶了个晚集”？

阵痛后的小岗因时而变。在时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等村委带领下，小岗启动了“二次土改”，率先推行并建立新型土地流转机制，跳出种粮单一结构，走向规模经营。

改革，让小岗人再次走到了乡村振兴的前列，尤其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考察后，从农业到旅游业，从土坯房到徽派民居建筑，小岗村一年一个模样，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一万八千多元。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在新的历史征程上，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征程上，我们还要继续搞好改革开放，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们在这里重温当年的改革，续写改革开放的新篇。”

见证者说

“我是18个带头人之一，所以我算一个改革者。大包干以前为了吃饱肚子，我们有了改革，我见证了这段历程。你看40年党的好政策，我们现在吃不愁穿不愁，家家住的小洋楼，我觉得现在作为中国人民，我认为是最幸福的。”

——严金昌

（原标题为《 严金昌：小岗村为何进行了“二次土改”？｜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