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思想观念和生活信念的“界限”：哲学前提批判的主题

哲学的前提批判工作的真实指向究竟是什么？它是从何种特有的视角和方式切入对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前提，并对之展开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批判的呢？这是我们理解哲学的前提批判时所必须回答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哲学前提批判最根本的指向是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信念的“界限”，它要消解“思维的规定”与“存在的规定”具有同一性这一似乎不言自明的前提假设，从而呈现一切“思维的规定”不可避免的有限性。

“思维”规定与“存在”规定具有同一性，这一信念经常被视为包括经验常识的“真理”、理论知识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在内的种种认识形式赖以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主观的思维与客观的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认识获得“真理性”与“科学性”的保障与基础，只有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得以保障的前提下，认识才能获得其坚实的客观性和真理性，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它相信“思维的规定即是事物的基本规定，并且根据这个前提，坚持思想可以认识一切存在，因而凡是思维所想的，本身就是被认识了的”。离开这一基本前提，“真理”性认识就将失去根据。

经验常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生成的，经过验证被证明是“可靠”的，理智正常的人皆具备的自明的、不容怀疑的知识和信念。正如有学者概括的，常识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普遍性，即它是人们普遍同意的知识和信念；第二，直接性，它不需要推理和证明，是直接被知道和确证的；第三，明晰性，即它具有自明性。它告诉人们：事情就是如此，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反思和批判。怀疑常识就是与人们的经验和直觉作对。可见，对常识的这种信念正是建立在认识与其对象即“存在”具有同一性这一设定和前提之上。

对于系统的理论认识而言，“思维”规定与“存在”规定的同一性更构成其深层的预设。任何思想理论体系，都以“求真”作为首要目的，即它试图回答“存在的本来面目为何”这一“事实”问题。理论体系实质上就是用抽象的概念建立起普遍性的观念体系，以之把握关于对象的“本来面目”，从而使“主观”建构起来的理论与“客观”对象达到内在的“统一”。不仅如此，像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除了对普遍性和客观性“真理”的追求，还包含着对于“应该怎样”和“如何使之实现”的价值向度，它要以理论的方式描述和表达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价值理想，并围绕其刻画和建构“切实可行”的“现实道路”。这即是说，它不仅要追求“真”，还要追求“善”与“美”，正是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真”“善”“美”实现了内在的结合与融贯。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由于坚持上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信念，一切系统性的理论知识都标榜自身在逻辑上的自洽性与无矛盾性。一种在逻辑上无法自洽的、自相矛盾的理论体系必然是自我挫败的。逻辑上的自洽性和无矛盾性，也决定了任何理论体系必然声称自身的“完备性”和“自足性”，即在自身逻辑前提和框架中，对所研究对象的解释具有不容置疑的充足性。它相信，从预定前提出发形成关于对象的一整套连贯的描述和解释体系，是自足圆满的，足以抵御针对它的一切质疑和批评。

如果说，对于经验常识和具体的理论学科而言，“思维”的规定与“存在”的规定具有同一性尚是“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那么，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从而为一切知识奠定最终的根基，则构成了其“无条件的自觉的前提”。自笛卡尔以来，如何从哲学上论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构成了近代哲学的重大主题。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才指出，近代以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思维和存在关系”之所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们试图通过论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为“知识”的客观性确立根基。这一工作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明确说到：哲学的最高使命就是确认事物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所谓“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实质就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完成“理性与现实的和解”，即实现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内在统一。他的“绝对精神”正是作为这样一种超越主客对立的绝对主体而存在的，“绝对”即为“无对”，“无对”是为“有对”之母，它超越了思维与存在、理性与现实的对立，既为一切具体知识的真理性奠定了根基，同时也使哲学的理论体系成为自足完备、毋需外求的真理体系。

正是通过对“思存统一性”的自觉论证，哲学自诩较之于仅把“思存统一性”当成“不自觉的无条件前提”的具体科学，代表着更高的真理，或者干脆说代表着“真理之真理”。这正是以论证“思存统一性”为最高目的的近代哲学的根本追求。仍以黑格尔为例，在《精神现象学》序言“当代的科学任务”一开始，他就明确用“真理之为科学的体系”这一表述强调哲学理论体系作为自洽的有机整体的重大意义，在他看来，哲学理论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在系统中都是同样必要的，它们构成整体思想体系“相辅相成的环节”，这些具有“同样必要性的环节”，形成了思想体系的“整体生命”。对此，黑格尔说道：“只有真理存在于其中的那种真正的形态才是真理的科学体系。我在本书里所怀抱的目的，正就是要促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哲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也能不再叫做对知识的爱，而就是真实的知识”，“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而且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要反驳它因此也很容易。……真理只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只有在“体系”中，哲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在逻辑上才是自洽完备的，才意味着达到了“科学”和“真理”的层次：“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各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在思想体系的合乎逻辑的有机整体中，“事物本身”获得了“真理”性的把握，它避免了沦为个人主观心情的牺牲品，也超越了偶然性的一时之见，而成为“包含一切特殊原则于自身之内”的普遍性“原理”。

可见，无论是对于常识、科学还是哲学，对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深层信念构成了它们赖以成立的深层根据。对于常识，这种同一性构成其日用而不知的、无需反思的前提；对于科学理论，这种同一性构成其“真理性”和“科学性”的前提；对于哲学，它是捍卫其自身作为“科学之科学”的、“终极原理”地位的前提。

那么，构成常识、科学和哲学前提的这一“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原则是否拥有它们自诩的无需质疑的自明性和真理性？对此问题的反思和追问，构成了哲学前提批判的核心。在这种反思和追问中，哲学的前提批判抵达了一切理论思维的真实“界限”，对此“界限”的自觉澄清和揭示，构成哲学前提批判最为重大的主题。

二、“界限”澄清和反思的三种进路

如前所述，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这一信念支撑着常识、科学和哲学等种种理论思维形式，构成其真理观、价值观的深层根据。这一不可质疑的、自明的前提既是它们赖以成立的最深层基础，也构成它们默认的、无法突破的界限。这意味着，只有在此“界限”里，它们的自洽性、充足性和总体性才成为可能。超出此界限，它们的自洽性、充足性和总体性就将失去其不言自明、天经地义的真理性和合法性。哲学的前提批判就是要通过对“界限”的自觉澄清和反思，揭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信念以及以此信念为支撑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有限性和僭越性，显示“思维”与“存在”之间无法被绝对地同一起来的裂隙与矛盾，暴露二者在“同一”的表象下所隐含的深层的“非同一性”与“异质性”，从而破除抽象的观念体系“绝对真理”与“永恒正义”的幻象，为克服“抽象对人的统治”、推动人的思想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开辟自我超越的空间。

哲学的前提批判对于人的认识和生活的“界限”的澄清和反思主要有三条基本进路。一是对“界限”的认识论批判，二是对“界限”的语言学批判，三是对“界限”的历史实践批判。这三条进路从不同层面揭示了人的思想观念体系和生存信念的“界限”，集中体现了哲学前提批判的工作方式和理论自觉。

对“界限”的认识论批判即是要通过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界限”的反思和批判，揭示思想观念体系所依赖的“思存同一性”前提的僭越和虚妄。在此层面上,它所提出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否能如它所信奉的那样实现了与“存在”本身的统一？

在此方面，康德的“理性批判”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在“理性批判”上所做的前无古人的原创性工作，使得他成为哲学史上展示“哲学的前提批判”这一工作方式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明确自己的哲学任务就是“建立一所法庭，来保证理性合法的要求而驳回一切无根据的僭妄，其所用的方法不是独断的命令而是依据理性自己的永恒不变的规律。这个法庭不是别的，而是纯粹理性的批判”。对于康德来说，所谓“批判”，不是指对“书籍和思想体系的批评来说的，而指关于在批判之后就可以不依靠任何经验而独立去求得一切知识的那种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而言的”，也就是说，“批判”的根本旨趣在于确定认识的来源、范围与限度。在康德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号称一切科学的女王，但它最终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境界，其根源就在于它企图超越自身的“界限”，“高翔在经验教导之上”，去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知识。澄清这种“界限”，防止其非法的僭越，正是“批判哲学”进行“哲学前提批判”的根本使命。“批判”最根本的含义是“审定”理性能力，“批判”的目的和重心是对“理性失控”的“治疗”并确定其“源泉、范围和界限”，只有确定理性的边界，才能真正超越“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恶性循环。在此意义上，“批判”就是一项“明晰界限”“厘清范围”的具有“边界堪定”性质的工作。

在康德看来，把“思维”的规定与“存在”的规定“同一”起来的最典型的表现是传统形而上学。康德把它称为独断论。这集中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第一，它对理性能力不加批判，认为纯粹理性的规定即是绝对存在的规定，“思维”与“存在”具有无需反思的“同一性”；第二，它认为无需经验，光凭纯粹理性即能够达到对“存在”的把握。 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深入揭示这种独断论的根源：“有很大的诱惑来单独地使用知性知识的这种纯粹方法和这些原理、乃至在经验的限度以外来使用它们（只有经验才能产生那些知性的纯粹概念所能适用的质料即对象），于是就使知性冒险在合理性的幌子下把知性的纯粹而仅是形式上的原理作实质上的使用，且不分皂白地对于对象进行判断——对于没有对我们被给予出来的对象、甚至绝不能被给予出来的对象进行判断。”对纯粹知性的这种错用，康德用“辩证幻象”来予以概括，“先验幻象”作为一种“幻象”，它与其他幻象不同。它不是由于“手艺不精”“知识不足”而造成的，也不是某些心怀不轨之人有意编造出来淆乱人心的结果，而是根源于人的理性的本性和必然倾向。

通过如上批判，康德得出这样的结论：“纯粹理性的一切辩证尝试的结论不但证实了我们在先验分析论中所已经证明的，即自以为引导我们超出可能经验范围以外的我们所有那些结论，都是骗人而毫无根据的；它并且同时也以这种教训来教导我们说，人类理性有一种想要超过这些界限的自然倾向，并且先验理念对于理性正如范畴对于知性的一样是自然的。”为此就必须揭露超验判断的幻象，使我们留心不为它所欺骗。批判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纠正与防止这种诡辩，提醒人们对这种难以避免的自然倾向保持充分的警惕。

从以上简要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对“理性界限”的认识论批判，实质上就是对“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形而上学根基的釜底抽薪式的反思与消解。它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及以此信念为基础所形成的种种“真理体系”，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独断论。可以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使理论理性的“界限”获得了充分的自觉，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的同一性这一理论思维的“无条件性的前提”失去了其毋需反思的权威性和充足性。

康德的批判工作对于迷恋“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热衷于寻求“自足完备”的、总体性的“真理体系”的人来说，无疑是令人恼火和难以接受的。但是，对于诚实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来说，康德展开了一条真正的前提批判的哲学道路，并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界限”的语言哲学批判是对康德“界限”的认识论批判的发扬光大。思维与语言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语言层面上即表现为“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实在”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界限”的语言哲学批判是认识论批判在语言层面的延续与深化。

在此方面，维特根斯坦可谓继承康德所开创的哲学前提批判的当代最杰出代表之一。他把康德认识论层面的前提批判“升级”为语言哲学的前提批判。

维特根斯坦明确表示，《逻辑哲学论》一书最中心的思想就是要对“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之“界限”进行反思和澄清。在该书导言中，维特根斯坦明确说道：“这本书将为思维划定一条界线，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因此这界限只能在语言中来划分，而处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就纯粹是无意义的东西”，关于该书的目的，维氏更是这样一言以蔽之：“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那么，什么是维氏所认为的“可说的东西”呢？维氏认为，所谓可说的东西，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像伦理、美学、宗教以及哲学形而上学等都应划入“不可说”的领域。以往哲学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其跨越边界，使用逻辑语言，来试图表达和说出根本不可说的、应“保持沉默”的东西，因此，把“可说的”与“应保持沉默”的领域明确区分开来，防止其彼此的僭越，就成为维特根斯坦的重要使命。在此意义上，他为哲学自觉地认定了这样的角色：“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哲学应当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

站在“可说”与“不可说”的“界限”上，维特根斯坦实质上宣告了那种认为与“实在”相统一的语言系统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备性。任何理论系统都是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证明的那样，任何语言系统对“实在”的“表达”，都有着它永远无法“一网打尽”的“剩余物”，因而也就永远无法实现对“实在”的“如其所是”的统一。因而，正确的态度是放弃这种“统一”的迷梦，自觉地站在“语言”与“实在”的界限上，向无法被语言所把握的“神秘之物”谦逊地敞开。

事实上，从语言层面对“界限”进行哲学前提批判已成为当代哲学一种重要的自觉。除了维特根斯坦，像德里达、罗蒂等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家，其重要的思想趋向即在于突破语言系统的封闭意义藩篱，消解其总体性、中心主义的话语结构，克服其把一切“他者”和“异质性”因素综合为一体并由此消除系统矛盾性的幻觉，为语言意义系统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打开空间。美国学者康奈尔把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哲学”称为“界限哲学”，认为“它展示了作为一系统的体系的建立如何意味着对它的一种超越，确切而言，它是凭借它所排除的东西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应当把‘后现代’理解为一种寓言，以此而论，它表达了对界限的一种伦理坚持，以抗衡长期以来被打造成为‘真理’‘正义’‘权利’等‘定论’的现代性原则的‘肯定’描述”。应该说，这一总结十分敏锐而深刻地把握到了这些当代哲学家的深层动机及其哲学意义。

对“界限”的历史实践批判是对上述批判路径的进一步深化。对“界限”的认识论和语言哲学批判无疑是深刻的，但是，人的认识和语言都不是自足的独立王国，它们均深植于人们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中。社会历史实践构成了人的认识和语言的更为深层的基础，它以一种更具根源性的方式揭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理论思维前提”的虚幻性。

众所周知，“社会历史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理解人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观点，因而也是其理解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明确说道：“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意味着，与思维和意识相比，实践活动与现实生活具有更为本源和优先的地位，任何思想体系和理论都无法把现实生活与生活实践囊括其中，达到对现实生活和生活实践的总体性把握。与生活实践与现实生活的无限性与丰富性相比，任何思想体系与理论构想都是“片面”的；与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异质性”相比，任何思想体系和理论构想都是“单一”和“同一性”的；与生活实践与现实生活的“历史性”相比，任何思想体系和理论构想都是“非历史性”的；与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开放性与生成性相比，任何思想体系和理论构想都是“封闭”和“凝固”的。“片面”的、“同一性”的、“非历史性”的、“封闭”和“凝固”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构想永远无法与丰富、异质、历史的和不断生成的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实现“同一”。这意味着，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优先性表明：必须彻底放弃以思想体系和理论构想统一“人们的存在”即“实际生活过程”的野心和幻觉，自觉承认“思维”与“存在”之间的“非同一性”，并因此承认任何理论体系的有限性和非至上性。

对社会历史实践的自觉，宣布了一切试图以思维“统一”人们“现实生活过程”的形而上学欲望的无效。任何试图建立一个自足完备的永恒、终极的系统，并把系统的“他者”消解并同化为一体，由此消除系统的矛盾的形而上学努力，都是人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僭越。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性、历史性和开放性，决定了人的思维永远不可能达到对“存在”的总体性认识，二者永远不可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

以上，我们分别对“界限”批判的三种样式进行了简要的讨论。这三者虽然层面和方式不尽相同，但却共同地彰显着哲学前提批判的思想精髓和真实意蕴，当常识、科学以及一切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形而上学真理体系执着于“思存同一”的迷梦时，它们却揭示了这一似乎自明的“理论前提”的深层矛盾和限度，从而给人们昭示了一种重要的哲学工作方式，那就是：站到“界限”上去看、去思。

三、“界限”的自觉与哲学前提批判的真实意义

对“界限”的自觉反思与澄清作为哲学前提批判的基本主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切实显示了前提批判作为哲学重要工作方式的深刻内涵，体现了哲学所特有的精神品格和理论功能。

首先，以“界限”的自觉反思和澄清作为哲学前提批判的基本主题，最深刻地体现“前提批判”这一哲学重要工作的实质和基本旨趣。

顾名思义，所谓“前提批判”，即针对“前提”所进行的“批判”。但对于哲学而言，所要“批判”的“前提”不是一般的“前提”，而是人的认识和生活信念所赖以存在和成立的“基本前提”，即认为自己的“思想”“信念”与对象性“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这一形而上学的教条。这一“基本前提”被人们视为不可动摇、无人质疑的“既定真理”，被当成人们编织和建构理论观念体系和人生信念之网的逻辑出发点和根据。对“界限”的自觉反思和澄清，所针对的正是这一“既定真理”与“逻辑根据”。这是只有哲学才能而且也是哲学应该发挥其思想力量的恰切处所。它要通过质疑和反思这一“基本前提”，使“思存同一”这一似乎“固若金汤”的地基暴露“裂缝”和出现“松动”，从而使一切思想理论和信念系统丧失其最终真理和最高价值的神圣光环。

以这种方式，哲学的前提批判成为了一切“独断论”和“教条主义”的自觉的消解液与解毒剂，哲学由此成为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积极的推动力量。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有两句名言：一为“认识人自己”，二为“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们公认二者表达了哲学最具实质性的精神追求，如果深入追究就可以发现，使这二者成为可能的正是以“界限”的自觉反思和澄清为基本主题的哲学前提批判：正是通过这种哲学的前提批判，人才会“自知自己无知”，才会破除“思存统一”“真理在握”的“无明”，也才会获致“自知之明”的智慧。在此意义上，以“界限”反思与澄清为主题，哲学前提批判的真实内涵切实得到了显现，哲学也才真正体现其区别于其他具体学科和知识形式的独特的精神品格。

其次，以“界限”的自觉反思和澄清作为哲学前提批判的基本主题，哲学前提批判所蕴含的“批判性”精神将得到真正的落实和体现。

批判性是哲学的重要精神气质，是哲学家最纯正的美德。伯林曾言：“人类和人类思想进步是反叛的结果，子革父命，至少是革去了父辈的信条，而达成新的信仰。这正是发展、进步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提出恼人的问题并对问题的答案抱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发挥着绝对的核心作用。这种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通常都不多见。当他们系统从事这种活动并使用同样可以受到别人批判检验的合理方法时，他们便称为哲学家了。”在此，伯林把“唱反调”亦即“反叛”视为哲学思想进步的根本动力，把“不合时宜”，即总是“提出恼人的问题”并系统从事这种批判性活动的人，称为“哲学家”。伯林的论述揭示了批判性作为哲学和哲学家最根本的精神标志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哲学的批判工作不是故作姿态的外在“审查”，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审视”，而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之思。这意味着它必须切中人们的具体认识形式和生活信念的内在矛盾和限度，这一内在矛盾和限度在人们具体的认识和信念中总是处于“晦暗”之中并被遮蔽，而哲学的前提批判则要用反思的力量把它们带入到“光天化日”之中，把人们从“自以为是”的“蒙蔽”之中唤醒，从而推动其实现自我解放与超越。“内在”的“超越”之思，是哲学彻底的批判精神的落实和体现，它不同于从某种形而上的抽象标准出发所进行的批判，这种批判经常以激进的姿态出现，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经常“喊着震惊世界的口号”，但由于其无法触及事物内在的矛盾和限度而只能进行外在的反思和规定，因而必然是苍白无力的。与之相区别，“内在超越”之思把反思的触角深入人们认识和信念的“极限处”，对视为“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认识根据和设定进行深入的反省。就此而言，哲学的前提批判不是与人的具体认识和生活信念相对立的外在反思，而是既“内在”于它们、同时又“超越”它们的特殊的思想向度。

再次，以“界限”的自觉反思和澄清作为哲学前提批判的基本主题，哲学所特有的理论功能将得到最为充分的显示，哲学将因此源源不断地获得思想活力，并在人类诸思想维度中显示其永远无法被终结的存在价值。

哲学的理论功能及其存在合法性，这是自哲学产生以来就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之一。尤其在当代哲学中，回应这种挑战尤其显得迫切。而回应这一挑战，最核心的莫过于如何说明和论证哲学的理论功能，即回答“哲学究竟能发挥何种功用”这一重要问题。“哲学的功用”既非“实用工具”之用，也非“经世致用”之用，而是“思想智慧”之用。“思想智慧”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启蒙”力量。以“界限”反思和澄清为基本主题的哲学前提批判所集中显示的正是这种理论功能。

通过对“界限”的自觉澄清和反思，哲学向人们昭示，把人从“真理在握”的独断幻觉和狂妄无知中惊醒，使之直面人的认识和生活信念的限度，从而提升和增进人的自我理解，构成哲学不可替代的重大功能。如前所述，无论是常识、科学还是传统形而上学，都坚持“主观规定”与“存在规定”具有同一性并因此具有无需质疑的真理性。然而，“界限”的澄清和反思工作却揭示了这种似乎“无条件”的“同一性”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幻觉。在此意义上，对“界限”的澄清和反思工作正实践了苏格拉底“自知自己无知”的箴言和精神。自近代以来，人们变得越来越自负，不仅认为自己的认识能达到对“存在”的如其所是的把握，而且还能运用真理性知识去“改造”世界，控制世界的命运和历史行程。沉浸于自负中而不知反省，这正是导致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众多困境的深刻根源。与此相对，哲学通过“界限”的自觉澄清和反思，揭示了这种“致命的自负”的虚妄性和无根性。毫无疑问，这对于克服现代人似乎“全知”却“不知自己无知”的“成神”性的“自恋”，是意义深远的解毒剂，尽管这会使那些沉溺于“思存同一”的自负的人们恼火不满，但却为愿意承认人只是“人”而不是“神”的诚实的人们所服膺。

同时，对“界限”的自觉澄清和反思将使哲学成为一切话语霸权和抽象意识形态幻象的“他者”，哲学将因此成为守护思想的自由创造本性、捍卫现实生活的丰富和具体本性的重要思想力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意识形态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把特殊当成普遍，二是进一步把普遍的东西视为真理性和统治性的。很显然，这正是“思存同一”的幻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一旦人们把自己的认识和信念视为与“存在”同一的“真理”，那么，如果在一定条件下与现实利益相结合，它就很可能化身为代表真理的话语权威，成为统治人的“抽象力量”。在此条件下，人的思想的自由创造性、人现实生活的丰富具体本性必然成为这种抽象力量的牺牲品。对“界限”的澄清和反思，就是要从根本上解构一切以真理化身的面目出现的话语权力的虚假性，暴露其僭用真理之名所具有的虚妄性和独断性，通过这种方式，哲学的前提批判试图为自由的思想和真实的生活开辟空间。就此而言，“界限”澄清和反思作为哲学的前提批判实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话语权力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抵御人们被抽象的思想力量遮蔽和压迫，推动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这是以“界限”澄清和反思为主题的哲学前提批判工作的另一重大理论功能。

最后，与上述二者内在相关，以“界限”澄清和反思为主题的哲学前提批判具有十分自觉而强烈的伦理学旨趣，即它把推动向“他者”的开放、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宽容和承认视为哲学的自觉追求。通过“界限”的澄清和反思，破解“思存同一”这一独断论教条，不仅具有认识论上的意义，而且包含着更深层的伦理价值动机。在“思存同一”的教条的统治下，自以为“真理在手”的人们必然会把自身视为绝对的中心而把他人视为实现“真理”的工具与手段，“真理在手”必然伴随着价值上的优越，由此而形成的将是试图同化一切异质性因素的、自足完备的封闭的思想和价值系统，所有不能被纳入这一自足的封闭体系中的“异质性”的“他者”被拒斥，将成为必然的命运。对此，当代哲学中许多深刻的思想家，如阿多诺、福柯、德里达、列维纳斯等人已经做出了十分深入而令人警醒的分析与阐发。在此意义上，对“界限”的自觉澄清与反思显示出十分重大的伦理意义：“界限”意味着一切“封闭真理”和“神圣价值”的限度，意味着其不可怀疑性和不可抗拒性的终结。它包含着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从自足完备的、封闭的自我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向自我之外的异质性的他者保持开放的态度，承认并尊重自我之外的“他者”在认识和价值上的独立地位。

增进人的自我理解，抵御抽象思想力量的侵蚀，捍卫思想的自由创造和现实生活的具体丰富本性，推动人们突破自我中心主义的诱惑，自觉地向“他者”保持开放和尊重，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以“界限”的自觉澄清和反思为主题的哲学前提批判最鲜明地体现了哲学的精神品格，也充分显示了哲学不可替代的存在合法性。

【贺来：《站到“界限”之上：哲学前提批判的真实意蕴》，《学术月刊》2017年第1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