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谎言和日记本:再读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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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谎言和日记本:再读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2024-07-09 14:35|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林奕含去世5年了,房思琪当真改变了什么。

读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我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这个题目 —— 《性、谎言和日记本》,这是全书叙事的三个关键词,也是我们理解房思琪乃至林奕含的钥匙。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封面一、性

在《房思琪》一书中,「性」是浮在整个故事最表层的,用林奕含的话来说,「这本书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一个关于女孩子被诱奸或是被强暴的故事」。含蓄的中国人,谈到性时总有一种羞耻和淫秽之感,有一种「不可说」的隐形社会压力或者社会规范约定我们不应该讨论这件事。但实实在在的,在书中,性确实发生了,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数不清多少次,不是以欢乐的方式结束,而且是以悲剧收尾。

房思琪遭遇了李国华的性侵害(性暴力),「不得不」爱上老师来让自己安然入睡,让自己的内心好受一些,然而,房思琪也始终没能够走出遭受性暴力的时刻,在无数的夜晚反复闪回,最终被逼疯。这是书本里的结局,而现实中的结局,则是作者林奕含的自杀。

在书中,林奕含以工笔加隐喻的手段将「房思琪爱上李国华」的来龙去脉重新编排出来,这让「性」的元素在书中始终影影绰绰,且始终与「爱」相联系。我们读者大多是在得知那个一句话版本的《房思琪》后开始阅读这本书,但把这本书的片段拎出来,我们就很难分辨这些是属于「假意」或「真心」,我们会觉得支离破碎的片段很美,但整个故事很残酷。这就是林奕含在访谈中所讲到的 「文学之巧言令色」 ,这在李国华身上,表现为「性暴力之实施与对性暴力的矫饰及合理化」,而在房思琪身上,表现为「遭受性暴力之痛苦和为消解性暴力而尝试的合理化」。当然,说到合理化,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关键词 —— 谎言。

Photo by Stefan Cosma on Unsplash 二、谎言

合理化在精神分析领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引用维基百科的资料, 合理化给出明显的逻辑理由来证明由无意识本能冲动驱动的行为是正当的。它试图找到行为的原因,尤其是自有的原因。 合理化用于抵御内疚感、保持自尊和保护自己免受批评。 在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体系中,合理化是一个中性词,并无任何的褒贬,同样,在这本书中,合理化的谎言也展示出双重面相。

谎言是借助于文学发生的,在李国华这一方,语词的繁华、文学的绮丽是一把温柔的刀,借助这把温柔的刀,再借助受侵害者的自尊心,他对诸多学生实施了性暴力。这种文学语言对受害者而言还是一种迷幻剂,让对方卸下防备并沉入良心的罪恶之渊,也正因此,文学成了李国华罪行的合谋者,保证现实中的李国华不受伤害,逍遥法外。这是 文学谎言帮助李国华逃离的第一个牢笼 —— 法律制裁。同样,谎言也帮助李国华逃离了另一个牢笼 —— 道德,或曰,良心制裁。 李国华借助文学矫饰自己的良心,华丽的辞藻让他逃离了良心所设的牢笼,他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行为,而且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一切都是「诗三百,思无邪」,一切都是「爱的冲动」。由于伦理、道德、良心之存在,我们在阅读时会感受到李国华行为之不可理喻,但这一切,这在他那里都自成体系,都能自圆其说,说他「不存在世俗的道德或良心」或许不妥,李国华只是把被视为世俗道德之禁忌的变态行为给合理化了,在这种合理化之后的谎言下,他不仅对受害者大施 PUA 技巧,还对自己施用骗术,骗过现实的法律、骗过世俗的禁忌、骗过自己的良心。

相应的,在受害者一方(我不愿意把受害者称为房思琪,因为房思琪不过是众多暴行受害者之一),文学也是合理化后的谎言。当然,我更愿意将「合理化」这个词换成「升华」。升华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中的防御机制之一,是指将力比多(Libido,即心理能量)转化为社会认可的成就的过程。根据 Wade 和 Tavris 的定义,当替代(Displacement)具有较高的文化或有益社会的目的,例如艺术或发明创造时,就成了升华。受害者受压抑的情绪一旦爆发,一般会指向两个方向,其一是他人,其二是自己。指向他人即报复(报复他人或社会),指向自己即自我伤害(包括自伤、自残、疯癫、精神疾病等,最极端的情况下是自杀)。

在书中,典型的受害者包括四个人,饼干、郭晓奇、房思琪、许伊纹(家暴受害者),这几个人身上发生不同的故事,也有不同的结局。饼干被老师诱奸之后第一时间献身给男友,试图找回干净的自己;郭晓奇则是彻彻底底逼迫自己爱上李国华,最后游荡在不同的男人之间,丧失爱之能力;房思琪最后疯癫;许伊纹看清现实,走出家暴环境。性教育的缺失、家庭传统及社会习俗、社会偏见等当然完成了对受害者的二次施暴,但这不是本部分讨论的重点。这里要讨论的是 —— 文学的救赎功能。许伊纹爱钱一维,房思琪爱李国华,这些爱都是被文学话语所营造的粉红泡泡包裹,其实没有办法分清楚爱的是文学话语的美好还是爱面前的这个人。对于许伊纹而言,爱是主动的,自发的,而对于房思琪而言,爱则是被动的,不得不发生的。前者是先爱而后遭受暴行,后者是先遭受暴行而后爱。这样来看,许伊纹无论是步入婚姻或走出家暴,都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房思琪,压根没得选。房思琪只能借助文学书写完成与自己的对话,借助自己的文学话语完成对李国华文学话语的反抗,她在日记中诚实的记录下自己想法,便是对愧疚、自责等情感的升华,也许「爱上李国华」是一件「不得不为之的谎言编造过程」,但这种谎言则是为了缓解自己地狱般的处境。因此,文学书写在这里化身为房思琪之救赎,可惜的是,面对暴行妆成的美丽文学话语、社会习俗与偏见的合谋、家庭和学校教育的缺失、社会支持系统的抗拒,这救赎终究太弱、太迟,没能让她回归自我,最终走向疯癫。或者说,对房思琪和许伊纹而言,文学也是最后的避难所。我愿意用这句话来表述:许伊纹向前一步,就是房思琪;房思琪后撤一步,就是许伊纹。

面对谎言,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书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 —— 刘怡婷。作为房思琪的「双胞胎」,刘怡婷是幸运的,她没有经历房思琪的噩梦,同时,她也是不幸的,她注定要在房思琪经历的灾难结束后生活,作为幸存者生活。正如经历了犹太大屠杀之后的幸存者一样,她也会伴随着「幸存者综合征」。但难能可贵的是,了解了房思琪经历的一切之后,刘怡婷能勇敢拆穿李国华的谎言:

「老师,你不要跟我用佛洛伊德那一套,你死了姊姊,不代表你可以强暴别人,所谓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那是小说,老师,你可不是小说里的人物。」

李国华所有的辩解和谎言此刻不攻自破。模糊小说与现实的界限、模糊童年经历与个人罪行的界限,李国华的罪行昭然若揭。童年创伤不是犯罪的理由,小说也不能作为现实行事的依据。

Photo by Grianghraf on Unsplash 三、日记本

整本小说是在「阅读」这个动作中完成的,阅读也是对话发生的过程。对话者有三组:

房思琪与房思琪的对话,通过日记表现。记录了自己遭受性侵后的痛苦和思想折磨,还有自己的勇敢反思;房思琪和刘怡婷的对话,通过刘怡婷阅读房思琪的日记表现。记录了自己朋友遭受性侵后没有及时发现并帮助到她,反而造成二次伤害的悔恨,以及因共情而产生的愤怒和痛苦;读者与文中场景的对话。虚实交错,文里文外,作品引发了读者此刻的感受,而这感受在我身上是难受和压抑。

日记本是房思琪最后的避难所,所以房思琪的文学书写有两种:红色与蓝色。蓝色记录自己的真实感受,红色记录自己的反思;蓝色是情感情绪,红色是认知理性。这样的日记对话,是房思琪求助无门之后的自我探寻,也是房思琪未走向自杀或报复的原因。拥有强烈自尊心的房思琪无法直接张口求助,只能自我消化痛苦,日记给她避难所,维持着她最后的一口气;当然,房思琪的性格也绝不是郭晓奇那样,郭晓奇在认清真相之后可能会报复,但是房思琪不会,因为日记本也消解了报复的可能。房思琪只能防守,防守不成的破裂,便是疯掉。在红色与蓝色的对话后,我们读到的是煎熬、痛苦,也是无助、惶恐,当然,还有对社会、教育、习俗、文化的指控。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房思琪在日记中依然保持着作为人的尊严,这比任何的努力都要勇敢、都要伟大。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句话,「林奕含去世5年了,房思琪当真改变了什么。」无数受伤的心灵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找到安慰,得以避难。这是林奕含的荣光,社会当真亏欠林奕含一声抱歉,我们也当真亏欠林奕含一声谢谢。

四、其他

最后,我想提及作者林奕含的叙事人称。

在整本书中,房思琪的日记是第一人称,需要人们有切肤之痛,体验房思琪之感受;全书的主调是第三人称,上帝视角,疏离小说和现实的距离;而林奕含也用了第二人称叙事,她把全书中最美好的场景留给了许伊纹和毛毛,用的是第二人称。

第二人称叙事很难,因为第二人称给人的感觉是指导,是建议。但是,林奕含巧妙地将第二人称叙事的个体赋予了毛毛,在书中,第二人称大多是毛毛对许伊纹的表白,那么远,这么近。许伊纹能走出暴力环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毛毛的存在给了鼓舞,就像单方面发出的雷达信号一样。这样的叙事让小说叙事更丰富,也让爱的可能变得更多。林奕含自杀,这是悲剧,但是林奕含在书中却没有掐灭受害者的希望。《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不仅仅是房思琪的避难场所,还是林奕含修复自我的过程,更是无数受难者的救赎之地。

 

题图来源:Photo by Trym Nilsen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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