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童年，都是时间的富翁。胡乱挥霍也使不尽。有时待在家里闷得慌，或者父亲嫌我太闹，打发我出去玩玩，我就不免要到离家很近的那个街口，去看快手刘变戏法。

    快手刘是个撂地摆摊卖糖的胖大汉子。他有个随身背着的漆成绿色的小木箱。箱上架一条满是洞眼的横木板，洞眼插着一排排廉价而赤黄的棒糖。他变戏法是为吸引孩子们来买糖。戏法十分简单，俗称“小碗扣球”。一块绢子似的黄布铺在地上，两个白瓷小茶碗，四个滴溜溜的大红玻璃球儿，就这再普通不过的三样道具，却叫他变得神出鬼没。他两只手各拿一个茶碗，你明明看见每个碗下边扣着两个红球儿，你连眼皮都没眨动一下，嘿！四个球儿竟然全都跑到一个茶碗下边去了。

    这种戏法比舞台上的魔术难变，舞台只一边对着观众，街头上的土戏法，前后左右围着一圈人，人们的视线从四面八方射来，容易看出破绽。有一次，我亲眼瞧见他手指飞快地一动，把一个球儿塞在碗下边扣住，便禁不住大叫：“在右边那个碗底下哪，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快手刘明亮的大眼珠子朝我惊奇地一闪，跟着换了一种正经的神气对我说：“不会吧！你可得说准了。猜错就得买我的糖。”

    “行！我说准了！”我亲眼所见，所以一口咬定。

    谁知快手刘“哈哈”一笑，突然把右边的茶碗翻过来。“瞧吧，在哪儿呢？”

    咦，碗下边怎么什么也没有呢？难道球儿穿过黄布钻进左边那个碗下边去了？快手刘好像知道我怎么猜想，伸手又把左边的茶碗掀开，同样什么也没有！球儿都飞了？只见他将两只空碗对口合在一起，举在头顶上，口呼一声：“来！”双手一摇茶碗，里面竟然哗哗响，打开碗一看，四个球儿居然又都出现在碗里边。怪，怪，怪！

    四边围看的人发出一阵惊讶不已的唏嘘之声。

    “怎么样？你输了吧！不过在我这儿输了决不罚钱，买块糖吃就行了。这糖是纯糖稀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我臊得脸皮发烫，在众人的笑声里买了块棒糖，站在人圈后边去。从此我只站在后边看了，再不敢挤到前边去多嘴多舌。他的戏法，在我眼里真是无比神奇了。这也是我童年真正钦佩的一个人。

    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吧，正当年壮，精饱神足，蹲在那里活像一只站着的大白象。我童年的许多时间，就是在这最最简单又百看不厌的土戏法里，在这一直也不曾解开的谜阵中，在他这双神奇莫测、令人痴想不已的快手之间消磨的。

    我上高中是在外地。人一走，留在家乡的童年和少年就像合上的书。高中二年级的暑期，我回家度假。一天在离家不远的街口看见十多个孩子围着什么又喊又叫。走近一看，竟是快手刘！他依旧卖糖和变戏法，但人已经大变样子。十年不见，他好像度过了二十年。模样接近了老汉。单是身旁摆着的那只木箱，就带些凄然的样子。再看他，那肩上、背上、肚子上、臂上的肉都到哪儿去了呢，饱满的曲线没了，衣服下处处凸出尖尖的骨形来；这双手尤其使我动心——他分明换了一双手！手背上青筋缕缕，污黑的指头上绕着一圈圈皱纹......于是，当年一切神秘的气氛和绝世的本领都从这双手上消失了。他抓着两只碗口已经碰得破破烂烂的茶碗，笨拙地翻来翻去，那四个小球儿，一会儿没头没脑地撞在碗边上，一会儿从手里掉下来。他的手不灵了！孩子们叫起来：“球在那儿呢！”“在手里哪！”在这喊声里，他越慌张，手就越不灵，抖抖索索搞得他自己也不知道球儿都在哪里了。

    “在他手心里，没错！绝没在碗底下！”有个光脑袋的胖小子叫道。孩子们吵着闹着叫快手刘张开手，快手刘的手却攥得紧紧的，朝孩子们尴尬地掬出笑容。这一笑，满脸皱纹都挤在一起，好像一个皱纸团。他几乎用请求的口气说：“是在碗里呢！我手里边什么也没有……”

    当年神气十足的快手刘哪会用这种口气说话？我真不愿意看见快手刘这一副窘态。我走进孩子们中间，手一指快手刘身旁的木箱说：“你们都说错了，球儿在这箱子上呢！”

    孩子们给我这突如其来的话弄得莫名其妙，都瞅那木箱，就在这时，我眼角瞥见快手刘用一种尽可能快的速度把手里的小球塞到碗下边。

    “球在哪儿呢？”孩子们问我。

    快手刘笑呵呵翻开地上的茶碗说：“瞧，就在这儿哪！怎么样？你们说错了吧，买块糖吧，这糖是纯糖熬的，单吃糖也不吃亏。”

    孩子们给骗住了，再不喊闹。一两个孩子掏钱买糖，其余的一哄而散。我一扭头，快手刘正瞧我。他肯定不认识我。他皱着花白的眉毛，饱经风霜的脸和灰蒙蒙的眸子里充满疑问，显然他不明白，我这个陌生的青年何以要帮他一下。

    （《冯骥才的天津》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 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