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次年9月，在韩国庆尚北道岭南大学的李章佑教授促成与安排下，我受聘担任该校客座教授，直至1994年6月回国。此后，我与韩国友人保持了四十余年的友谊，有幸为中韩学术、文化交流尽了绵薄之力。

一波三折赴韩国

1989年，我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一天，一位韩国学者突然造访我的研究室，他自我介绍是韩国岭南大学的教授李章佑，与京都大学文学部长清水茂先生相熟，此次来访正是经清水茂先生推荐。此后十几天，他经常来我的研究室，随着我们交往渐密，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989年冬，李章佑教授（右）访问笔者天津南开大学研究室

我回国后，李章佑教授曾利用来中国访问，到过我在天津的家中。1992年中韩建交后，他来信商量，想聘请我去他所在的岭南大学任教一年，我同意了。李教授当即开始办理手续，但当时中韩两国还没有签署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协定，我不能受聘为客座教授去韩国的大学教书。恰巧李教授的哥哥是韩国某大财团首脑，热心文化事业，是韩国李退溪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李退溪（公元1501年—1571年），名滉，以字行，是韩国李朝时期朱子学代表人物，被视为“韩国的朱子”。于是，李教授采取变通办法，由韩国李退溪研究会名义邀请我。

然而，当时韩国驻华使馆还不办理中国个人的入境签证，于是，李教授便让我去找他的熟人——在天津的韩国外汇银行负责人，请他帮助办理。可能当时韩国方面对新中国不够了解，以为天津仍是建国前的北方金融中心，所以把国家外汇银行分行设在天津（后来不久就迁移到北京去了）。经过韩国外汇银行那位负责人的帮助，我顺利拿到了入韩签证。

我是从北京乘中国民航班机飞赴首尔的。这是当时中韩之间唯一的航班，每周一班。飞机经停上海，绕航日本，然后飞过对马海峡和韩国南端的釜山上空，经过六个多小时抵达首尔金泽机场。

机场海关边检人员对中国旅客的检查非常严格，行李一一打开，衣物一件件翻查。因为我名义上是李退溪研究会邀请的，考虑到达韩国后有可能会做些与李退溪研究有关的工作，于是我在国内找到两本李退溪的书，放在手提袋里。边境检察官打开我的手提袋，一边翻检，一边说着“这是按规定检查，敬请谅解”之类的话。当他发现袋中的李退溪诗集时，态度立刻变了，向我敬礼放行。

岭南大学的朴云锡教授来接机，我们转乘韩国航班到大邱机场，李章佑教授亲自驾车来迎。就这样，我终于辗转来到了岭南大学。

在韩国，我每天都是在教职员餐厅吃饭。那里的韩国饭菜：一碗米饭，一碗汤，几种小菜（小咸鱼、桔梗等），都很辣。吃了几天，我的喉咙就感觉火辣辣的，吞咽都有困难。我请求把内人接来。我来韩国的同时，内人到日本去看望在京都大学读书的两个女儿去了。按当时韩国外交部规定，所有中国人来韩国都要在北京的大使馆办理签证手续。一位大学的青年教师陪我到大邱市出入境管理局办事处，申请内人在日本大阪的韩国领事馆办理入境签证，结果遭到拒绝。李教授只好动用他在韩国外交部做官的亲戚关系，再次去入境管理局。没想到对方态度大变，甚至局长亲自出面，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喝咖啡，而且顺利拿到了内人去驻日本大阪的韩国领事馆办理入境签证的文件。这样，内人得以乘机从日本大阪飞赴釜山。

内人入境的时候，韩国海关官员认为，中国人从日本来不符合规定，于是将她拦了下来。边检临时找来一位会中文的山东籍中国人作翻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情况，准许放行时天色已晚。而且，我去接机的路上不熟悉路况又出点差错，害得内人在机场等候多时，好在最后总算平安接到。

身在他乡如故乡

岭南大学在韩国南部庆尚北道庆山市，前身是大邱大学和青邱大学。1967年，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把两所大学合并，创建这所韩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并亲自定名，他的女儿、后来曾任总统的朴槿惠担任董事长。

前面提到，我到校的时候，中韩刚刚建交，还没有签署文化、教育交流协定，我因此没有资格开课教书。李章佑教授就把他任教的两门课程让我来讲，拿他的那份工资。岭南大学中文系总共十几个学生，汉语水平不高，课程也不重。中文系的几位教师都很友好，李教授更是待我如同家人。教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朴云锡教授，比较年轻，是“文革”前中国著名小说《红岩》的译者，对我多有照顾。中文系几位教师有个“制度”，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中午都会轮流由一位出资，在校内的韩餐或西餐两个教工餐厅组织聚餐。大家在进餐时会交流各方面信息，讨论工作上的事，是很不错的联谊活动。

我内人来了之后，大学给安排了宽敞的带厨房的宿舍，李章佑夫妇给准备了齐全的餐具厨具。轮到我出资聚餐那天，就把大家请到我的宿舍，由内人做中国菜招待他们。学校附近有间华侨开的中餐馆，韩国教授们经常去那里品尝中国料理。我来之后也不止一次在那里被宴请。店主祖籍是山东农村，饭菜做得很粗糙。教授们品尝到内人炒的菜、做的面、包的饺子后，对地道的中国家常菜大为赞赏。内人告诉他们做地道的中国菜要用中国的酱油、醋、面酱等调料，他们就想办法托到中国出差的人捎回来。

内人到宿舍旁边的市场买菜，语言不通，靠手比指划居然能和卖菜的韩国妇女沟通。韩国市场卖菜不用秤称，也不讲价，一堆一捆地放着，内人买一堆苹果，大概五六个，卖菜的妇女挺客气，往往会多饶给她一两个。

1994年春，笔者（右一）夫妇与岭南大学师生在一起

韩国学生保留着尊师重道的传统，对我十分亲切且有礼貌。节假日总有些学生送来鲜花、食品乃至日用品等礼物。来我的住处面见我时，他们也会带点吃的用的东西，即使是方便面之类。教学楼走廊里有饮料贩卖机，每到课间都会有学生给我买来咖啡或茶。大家平时嘘寒问暖，亲如家人。

在韩一年收获丰

李章佑教授没给我安排多少课程，让我有充裕的时间自主读书、搞研究。因为韩国长时期与中国隔绝，图书馆收藏大陆出版的中文书不多，但藏有一部台湾影印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鲁迅曾说研究中国历史唐前资料不多。研究文学有严可均辑校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篇幅都不算大，我已经相当熟悉。我主攻唐代文学，对唐人的总、别集已经用了多年功夫，只是对宋代集部还不太熟悉。这次我从图书馆把《四库全书》里宋人集部一册册借出来，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全部翻看一遍，做了摘录和笔记，对于全面了解宋代资料算是进了一步。这也是我在岭南大学执教近一年的意外收获。

1994年春，笔者考查海印寺高丽藏经版。

在韩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的活动安排得相当紧凑：曾应邀访问首尔的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大邱的启明大学、庆北大学等高校，再那里演讲并和教授、学生们交流；利用寒假，李教授为我组织了一个每周一次的讲习班，给韩国南部各大学教师讲授中国佛教文化知识，报名听讲的有几十人，他们从各地聚集到岭南大学。我总共讲了十几次，大家反映不错，后来讲稿被译成韩文出版。中韩建交之前，韩国研究中国学的人基本是台湾各大学出身，他们对中国大陆和大陆的学术了解较少且多偏见。我作为建交后最早到韩国执教的教授，又在韩国参加了一些包括外出演讲、接受媒体（包括韩国国家电视台）访谈的活动，对于推进中韩学术交流，帮助韩国师生乃至社会民众对中国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情形，对中国文化发展状况，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飞速发展的了解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近一年的时间，李章佑教授和另一些教师、学生带领我参访许多地方。韩国国土面积本来不大，我们从南到北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游览韩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庆州。那里曾是统治朝鲜半岛近千年的新罗王朝（公元57年—935年）的首都金城。庆州著名的佛国寺是公元八世纪建造的，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寺内的大雄宝殿供奉着精美的佛陀造像，它和殿堂前面的多宝塔、释迦塔同为韩国国宝。国立庆州博物馆收藏有许多新罗时期的珍贵文物，件件美轮美奂，具有高度文化和艺术价值。

1993年冬，笔者一家游览首尔市场。

另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应邀访问陕川郡伽耶山海印寺。该寺是新罗时期华严宗十大道场之一，以保藏《高丽大藏经》即所谓“八万大藏经”经版著称于世。上世纪初，在《高丽大藏经》藏外经版里发现《祖堂集》，是研究禅宗史的重要文献，一时间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寺院计划把经版文字电子化，寺院主持这项工作的人邀请李章佑教授和我前去征询意见。他们的接待十分隆重、热情，让我们进入收藏经版的大殿参观，特许拿出经版仔细考察，并赠送珍贵的礼品《八万大藏经》原版拓印页（为保护经版现已严禁拓印，这种原版拓印页十分珍贵）和该寺大钟的模型。晚上，我们住在寺院里，和许多信众一起，枕着禅房门槛睡在地板上，第二天早晨和僧人、信众一起吃斋饭，算是真正体验了一次韩国的寺院生活。

孙昌武，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著述《柳宗元传论》、《道教与唐代文学》、《中国佛教文化史》、《禅宗十五讲》等多部专著。其宗教文化研究和宗教与文学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广有影响，先后在日本、美国、韩国、捷克、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与外国人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