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微信扫码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其中,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由于经济、文化、政策因素的影响, 我国东部地区农民收入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应结合各自的自然、区位、产业条件, 制定不同的策略促进本区域农民增收。同时, 还要通过培育新一代农民、推行税费改革、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构建三元社会结构等措施, 进一步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发展, 为农民增收创造长效持久的有利条件。

　　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以用占世界7%的土地, 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津津乐道[1]。殊不知, 中国是用占世界40%的农业劳动力养活了占世界10%的非农业人口, 因此, 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和农民) 仍旧是发展的重点。中国东部表现出经济繁荣、高速发展的一面, 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 不少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前,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离不开“三农”问题的解决。其中, 农民收入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探讨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农民收入现状——东中西部农民收入不平衡

　　我国幅员辽阔, 东中西部农民在收入上存在差距是客观必然的。然而,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攀升, 这种收入差距却在进一步拉大。在现行条件下, 反映农村区域差异最敏感的指标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一是东中西部农民人均年收入差距较大。据《中国农业年鉴2014》统计, 2013年我国东部地区农民年人均收入是12052.1元, 中部地区是8376.5元, 西部地区是6833.6元。三地区农民收入差距相当明显。二是各省区市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2013年东部农民人均年收入最高的上海为19208元, 而人均年收入最低的甘肃只有5108元, 前者是后者的3.76倍, 绝对差距达到14100元。甘肃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是上海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26.6%。三是收入差异表现在各县 (市区) 之间。据《中国农业年鉴2014》统计, 广东省东莞市2013年农民年人均收入27214元;而山西省临县2013年农民年人均收入为3488元[3]。两县相比, 前者是后者的7.8倍, 后者只是前者农民人均收入的12.8%, 两县农民收入差距悬殊。再者, 从全国贫困地区的分布状况看, 贫困县和贫困人口集聚在中西部, 全国592个贫困县, 中部208个[4], 西部307个, 约占总数的87%, 6500万贫困人口约有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与此同时,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1986年东、中西部收入差距为1.80:1.10:1, 1993年扩大到2.89:1.20:1。因此, 不管从哪项指标来看, 东中西部的差异都是显而易见, 且呈扩大趋势。

　　二、成因探讨

　　区域间农民收入水平差异不断扩大, 是历史、自然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历史因素只是决定了先天条件, 而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扩大主要是受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变化的影响。多年来, 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农民收入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经济因素

　　1. 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是影响收入差距的初始因素。我国的农业生产是传统式的, 生产过程强烈依赖当地的水、热、土、光等条件。东部地区气候条件好, 光热充足, 降水量大, 土壤有机质高, 且地形多为平原。同时便利的交通, 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当地经济发展繁荣, 农民收入增长也迅速;而中西部则多高原、盆地、戈壁, 土壤肥力低, 同时远离海洋、降水量少, 自然条件远远逊色于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农民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 自然也就导致了收入的差异。

　　2. 各地区农村所处的不同经济环境是导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工业、服务业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辐射和带动着周边的农村, 体现在信息、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等各个方面。因此, 东部农村比中西部农村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多的发展机会及更好的发展条件。

　　3. 各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不平衡影响着农民收入。工资性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部分, 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是这部分收入的决定因素。实际上, 农民非农产业的收入主要取决定于农村工业发展水平。东部地区的农民就业形式主要是就地进入乡镇企业, 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就业形式则表现为外出务工。全国农村平均非农就业比重为30%, 但东西部地区之间极不平衡。东部地区非农就业比重为37.47%, 中部为26.69%, 西部为20.01%[2]。乡镇企业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运作, 需要较好的市场环境。远离市中心和交通干线的地方不利于发展农村工业。这些地方的剩余劳动力, 往往采取外出务工的办法进入非农产业, 但并不是所有剩余劳动力都乐于外出打工。因此, 那些既没有非农产业, 又少有人外出打工的中西部偏远地区就成为最落后的贫困地区。可见, 非农产业发展迅速的地区,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高;而在中西部地区, 依靠外出务工则很难实现收入快速增长。

　　4. 粗放与集约的农业增长的不同方式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近年来, 东部地区已经走上了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集约发展道路, 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而中西部地区仍未完全摆脱粗放式发展模式, 虽然依靠开发自然资源换得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增长, 但经济发展效益仍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

　　(二) 文化因素

　　1. 东西部农村教育发展不平衡, 人力资源状况存在巨大差异。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密切相关, 教育发展的地区间不平衡导致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域差异。2000年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北京为9.38年, 最低的西藏只有2.91年;而同期, 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西藏的3.46倍。可见, 东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差别直接导致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别。

　　2. 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不同的地域文化影响着农民的价值观念。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容易满足, 普遍存在着“小富即安”“等靠要”“轻商重农”“得过且过”的思想, 主动规划人生发展方向意识不强, 往往选择听天由命。这也是造成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政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在投资、财政、金融、工资等方面对沿海地区实行政策倾斜, 使东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直接或间接受益。这为东部地区农村实现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阶段性转变创造了条件。这种自然加上人为的因素[1], 使地区间收入差异扩大。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出路

　　正因为中国农村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 思考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便成为当务之急。基于不同的区位条件和发展程度, 东中西部应结合不同的自然、区位、产业基础, 各自走出一条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

　　(一) 东部地区应立足现有发展基础, 进一步放开思路, 充分利用区位经济优势提高农民收入

　　1. 从农业本身出发, 建立外向型产业结构。

　　东部地区与国外市场经济联系较多, 再加上地处沿海, 建立外向型产业结构优势明显。

　　2. 积极稳妥推进沿海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建设。

　　一是选择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发展方向。在东北平原产粮区辽宁省实行“粮、牧、企”并举的经济发展方向, 保证粮食主产区地位。东北平原产粮区存在农业增产与农民及地方财政增收的矛盾、农产品产出量大与加工能力滞后的矛盾。而实行“粮、牧、企”并举有利于实现产业链条间的有机衔接并提高全区的农产品商品化率和农业投入回报率;充分发挥东北平原产粮区区位优势, 优化资源配置结构, 发展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民素质, 加快东北平原产粮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速东北平原产粮区市场化进程,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 从而提高全区农业比较优势, 增加农民收入。

　　重视黄淮海平原棉花生产, 巩固该棉区的优势地位。受耕地和水资源约束, 黄淮海平原近年来棉花产量下降, 棉花生产成本增加、比较利益降低, 导致棉农种棉积极性下降和棉花生产萎缩。为保持棉花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应理顺棉花产购销体制, 建立国家棉花专项储备资金, 扩大棉花储备能力。同时, 还应为棉花生产提供种植方面的技术支持, 建立、规范质量检测制度, 支持棉农生产合作组织的建立及发展, 促进黄淮海棉区的长远发展。

　　南方地区应进一步巩固好商品粮基地。南方地区拥有多个商品粮基地, 农林牧渔各行业在全国均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今后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 充分利用发达的工农业基础, 巩固提高以商品粮为主的农业综合生产基地;充分发挥沿海、沿江优势, 提高乡镇企业水平, 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强洪涝灾害和山区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 消除农业发展障碍, 加快把本区建设成为现代化农区。二是开放市场, 打破垄断与地区封锁。允许民间资本、外资企业等多种主体进入市场各个环节, 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拓宽投资渠道, 研究制定吸引社会各方面投资的政策, 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形成专业、高效的产销体系, 实现农业产业化。三是开发农业的环境价值和文化价值, 赋予农业现代化产业功能。东部地区农村的市场经济环境优良, 城市居民环境意识较强, 不仅追求物质丰富, 而且精神品味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农业逐步从满足吃穿等物质消费需求的老农业观念, 发展成为既能满足吃穿, 又能满足观赏、休闲、娱乐、美化环境等文化消费需求的新农业观念。因此, 东部地区发展生态农业极具潜力。四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保护已引起全国各地的普遍重视。东部地区更应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意识。不仅将环境保护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保证, 而且要把环境产业培育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 中西部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契机, 逐步缩小与东部的差距

　　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应遵循以下政策选择:

　　1. 产业政策。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 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农业在中西部地区国民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提高中西部农民收入必须立足于农业本身, 走出一条高效、特色的产业化发展道路。然而, 由于各地区农业生产环境不一, 还应注重区域差异。

　　(1)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促进中部传统农区农民收入增加的现实选择。21世纪, 中部传统农区将成为我国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要发挥粮棉、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优势, 加强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 提高农产品加工增值水平, 大力发展农区支柱产业;坚持把科技进步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 积极推进农业革命, 全面实施科教兴农, 加快农业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要重点发展若干中心城市, 发挥中部地区联结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的桥梁作用, 增强中部区域经济整体实力。

　　(2) 发展节水农业是西部地区的首要选择。西部旱作农业区经济落后, 基础设施简陋, 生态环境也比较脆弱, 实现旱作农业可持续发展是西部农业大开发的关键。一是发展生态型产业和特色优质农、牧、果商品生产及加工。发挥资源优势, 以市场为导向, 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 如发展西北干旱区生产的棉花、番茄、枸杞、红辣椒、葡萄、哈密瓜、香梨等名特优产品。二是推广新技术, 加快向现代农业过渡。由于本区水资源紧张, 要优先发展节水农业, 在示范点实施农田耕作保墒, 滴灌、喷灌及雾灌技术,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此外, 还可推广地膜覆盖, 在干旱时期减少水分蒸发。

　　(3) 青藏高原推行以特色农业为发展方向的经济战略。青藏高原是世界农业地理的独特区域。辽阔的土地面积、罕见的海拔高度、起伏剧烈与变化多端的地表形态、垂直与水平变化明显的生物气候环境, 极大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5]。因此, 青藏高原农林牧业要实现繁荣发展, 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战略。畜牧业发展方向是:要变传统放牧畜牧业为季节放牧畜牧业;建立区际意义的毛、肉、乳等商品畜产品生产基地;推行主要商品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的“公司+家庭牧场”经营模式。林业发展方向是:经营防护林与用材林并重, 以营林为基础, 采育结合, 强化防护功能;巩固与扩大木材生产基地, 重点发展木材加工与综合利用, 实行“公司+林场”模式的原木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经营。种植业发展方向是:以粮食生产为主, 因地制宜扩大油料与草料生产;提高作物单产与扩大面积并重, 建立区内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与商品粮食主产区, 提高粮食生产自给水平;因地制宜建立草料生产基地, 为放牧畜牧业现代化奠定充足的人工草料基础。

　　2. 扶贫政策。中西部地区要把扶贫工作当成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并加以落实。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深山区、石山区、沙漠、高山和地方性疾病高发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 有的甚至连基本生活、生产条件都难以保证。我国农村的扶贫政策应注重把握以下原则:一是以开发式扶贫代替救济式扶贫。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使用扶贫资金关键是要促进贫困地区的产品开发、资源开发、科技开发和人才开发[6]。二是要把解决中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放在首位。三是大力改变生产条件, 改善生态环境。要把资金投入与农民苦干实干相结合, 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逐步改变生产条件。坚持因地制宜。要区分各地的不同情况, 实施区别对待。四是加强智力扶贫。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 是治贫致富的根本。[6]要认真贯彻计划生育和义务教育政策, 同时要重视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鼓励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的天地。

　　3. 投资政策。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 东部地区应适当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应有的支持。在投资方面, 国家应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农村的资金投入,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财政用于中西部农村的各项政策性投资应主要通过农业发展银行逐一落实,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挪用, 确保农民的切身利益不受侵犯。

　　四、普遍意义的发展途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蕴含着普遍性的规律。东中西部的农村发展虽然程度不一, 但也存在着共性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 对缩小东中西部农民收入差异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一) 培育新一代农民, 把农户从单纯的生产主体转变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1. 培养21世纪的现代农业接班人。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 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民基本都选择了外出务工, “民工潮”有增无减。长此以往, 不利于培养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长久之计。

　　由知识经济唱主角的现代农业, 最需要的是能够系统掌握丰富知识、善于现代化经营的农民企业家。他们能够带动整个地区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目标迈进, 推动实现农业产业化及多样化经营。如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孙大午, 他曾谈到过他的梦想就是建一座大午城, 人们很祥和地生活在一起。他认为体现人生价值的是知识、劳动和奉献[7]。孙大午先生以儒家文化来管理企业, 带动周边的农村致富;他创办学校, 自己出资组织技术培训, 帮助更多农民致富。要注重鼓励和培养农业经营水平高、社会责任意识强的农民企业家, 发挥他们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

　　2. 从外出务工人员中选择培养一批能带领群众致富的新农民。中西部农村是“民工潮”的主要来源地, 农民集体外出务工, 形成了许多“流动的农村”。农民外出务工是接受再教育的过程, 他们不仅积累了资本, 而且转变了观念, 学会了技术和经营的本领。在农民工中已经有大约1%的人回乡创办了各种小企业[2], 部分人已经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国家应该重视、提倡、鼓励优秀外出务工人员回到家乡作贡献, 鼓励他们在农村组织各种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 让广大农民在市场实践中学会市场经营的本领, 增进中西部农村的发展潜力。

　　(二) 推行税费改革

　　众所周知, 税费改革被称为中国农村第三次改革。它的总体思路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 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它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等[8]。税费改革最早在安徽试点, 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很多地方把这场改革简单理解为费改税, 同时很多地方的农民负担甚至出现反弹, 这样的状况有悖于税费改革的初衷。

　　在东部一些落后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 许多农户都以单纯经营农业来维持生活, 他们期待通过税费改革改善生活条件。所以, 要使这场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村面貌的改革真真切切地有益于广大人民, 各地区都应高度重视, 制定形成相互配套的综合改革方案, 夺取这场改革的彻底胜利[9]。

　　(三) 健全制度法规,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 增强农民工就业能力和维权能力。针对农民工综合素质不高、法制意识缺失的问题, 积极采取就业培训和法制讲座等形式, 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技能。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法律援助,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 支持农民工的维权行为, 听取农民工正当的利益诉求,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二是完善制度体系, 切实加强农民权益保障。健全覆盖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解决农民养老、医疗的后顾之忧。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放宽中小城镇户籍限制, 吸纳具备条件的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民。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解决好农民进城居住条件、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