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恭王府博物馆嘉乐堂举办的“大匠之手泽 年代之磋磨——中国传统建筑模型制作技艺展”已于近日结束。梁思成、林徽因等古建筑学者们留下的数据和图纸，经由古建筑模型制作匠师们的巧手，化成了栩栩如生的建筑模型，向人们讲述着匠心、传承与坚守的故事。梁思成、林徽因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辗转全国各地进行古建筑调查、测绘和研究，如今西城的很多古建筑也与他们有着密切关系。

　　测绘数据为恭王府修缮留下依据

　　位于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作为一座反映清代王府文化的国家级博物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对于它的保护从未停止过。但恭王府的修缮工作曾一度让人担忧。

　　2004年，北京市决定把恭王府的主要殿堂按照清同治光绪时期即恭亲王时代的历史原貌进行恢复。而那时的恭王府被多家单位占用，各个殿堂最初是什么模样，没人能说得清楚，工作人员必须搜集历史资料。

　　▲恭王府

　　以在先期进行修复的多福轩为例。多福轩是恭亲王的客厅，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被推上第一线与英法方面谈判，谈判的地点就在多福轩。因为特殊的历史价值，对多福轩的修复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给予了资助。

　　时任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谷长江介绍，开始修复多福轩时，曾有专家认为，多福轩名称的来历是因为里面满墙贴了福字，要按这个进行恢复。但经过艰苦努力，他们找到了当年辅仁大学1940年年刊上登载的多福轩照片（时为女院图书馆），发现多福轩殿堂正中有屏门，屏门上方和两侧有匾额、对联，墙上挂着十余块有“福寿”二字的大匾，而不是满屋贴“福”字。

　　▲根据测绘数据复原的恭王府多福轩

　　当他们开始清理多福轩内部的一些现代装饰时，发现中间开间两扇大门旁边两个窗户用的木材与别的地方不一样，质地、做工都比其它地方差很多。后来，他们在清华大学资料室中，找到了1937年梁思成先生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在恭王府进行实测的实测图，一对照才发现，这两个开间原来是门，不是窗户。又看到了溥仪的七叔载涛写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王府中的客厅，或三间或五间，如果是三间就是全敞，如果是五间，是三明两暗。”将这些资料与同治年间样式图对照，复原三扇门的根据更明确了。

　　▲多福轩外观

　　据史料记载，1937年5月31日至6月3日，中国营造学社的几位年轻人，连续四天走进了恭王府，对其府邸东、中、西三路主建筑进行实地测绘画图，并拍摄了多张室内、室外照片。当时的这一举动，相较于之前他们在五台山发现中国现存最早建筑佛光寺，解密宋代“天书”《营造法式》，系统研究辽代建筑独乐寺、应县木塔等开创性工作而言，只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古建筑调研，因而有关的记载少之又少。一个多月后的7月7日，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这批资料连同中国营造学社的其他珍贵资料一起被锁进了银行保险柜，再次找到它们已经是67年后的2004年。

　　2004年，通过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的帮助，恭王府在清华建筑研究院得到了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所绘的恭王府建筑实测图，顺着这一线索，又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找到了一批当年营造学社所拍恭王府的老照片。主导这次资料搜寻工作、时任恭王府专家组组长的孔祥星先生激动地评价说，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对恭王府的那四天考察是“重要的历史时刻”。因为，一个月后，日本全面侵占北平，恭王府变为辅仁大学女子学院校舍，内部改造随之而来。可以说营造学社考察是对恭王府原貌的最后一瞥，为后续修缮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

　　战火中开展中轴线古建筑测绘

　　明清北京城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数千年古代都城建设遗留至今的最完整标本。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长7.8公里的城市中轴线，众多皇家建筑或有序位列轴线之上、或对称布置于轴线两侧，形成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

　　1941年6月，在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的策划下，一群文保先行者们，与侵略者斗智斗勇，历时近四年，将北平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所有重要建筑一一测绘记录，绘制成704幅实测图纸。这是北京建城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中轴线上所有的古建筑进行全面测绘。

　　▲营造学社曾使用的测绘工具箱

　　测绘工作非常繁琐，不仅要对建筑整体的框架及每个细部的式样和造型等实地测量，还要按照一定比例将其真实地绘制出来。若非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无法着手。

　　最重要的是，在北平沦陷后，荷枪实弹的侵略者进了城。中国营造学社主要成员随其他研究机构，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踏上了漫漫逃难长路。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营造学社的骨干力量已经南迁，仅凭学社一己之力，显然无法完成测绘。国难当头，人心惶惶，要在北平就地组织一支专业的测绘队伍，难度可想而知。

　　谁能担此重任？建筑师张镈被推到历史前台。

　　张镈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的三子。其兄长张锐与梁思成既是清华校友，也同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是通家之好。张镈19岁时，在兄长的建议下，考入东北大学学习建筑，成为梁思成在东北大学的首批弟子。后因东北沦陷，他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又得到刘敦桢的“真传”。

　　1941年，北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古建筑测绘工程，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拉开帷幕。

　　按照流程，测绘要先完成现场测量、绘制大量的测量草图后，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北平中轴线上古建筑众多，且每一座都代表中国古都最高规格与水准，斗拱层叠，构件繁复，工程量浩大。

　　当时，在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做兼职教授的张镈，号召当年毕业的建筑系和土木系十几名学生，参与测绘工作。这些青年学子毕业后，既不愿经商，又不想做伪官，毅然响应老师的号召。学校也非常支持，明确表示到现场报到参加工作的同学可以提前毕业。

　　除了这十余名青年学子，再加上摄影师、架子工等几名基泰工程司雇员，一支30余人的测绘班子很快成立。张镈后来颇为感慨，“没有这个精干的集体，没有一种同为保护祖国遗产争气的动力，不可能聚集得这么快。”

　　朱启钤策划这次测绘的目的是“留存真迹”，因此技术要求是“精确的实测”。张镈作为测绘工作的组织者和项目总指导，更是要求大家：“既详且细，不放过细节。”

　　张镈曾回忆道：“为了实测重檐中轴线上的斗匾，测量人员不惜冒险走出脚手架，站在重檐博脊之上，举手抓住已有松动的斗拱昂嘴，下踩滑脊上抓摇动的昂嘴蹭到中线，完全可以说是凌空惊险。”

　　摄影师林镜新也时常探身在脚手架之外。当时拍摄成本很高，林镜新只能为建筑的重要构件和绘制的精美彩画拍照，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可惜这些影像资料后来遗失。”

　　测量过程中，大家不仅不放过建筑的每个角落，在地面上也详尽测量了石作台阶、御路的每个尺寸。令张镈极为敬佩的是，“甚至对每步台阶的微差也作出记录”，“如此精心细作的动力，来自大家都想为这组珍贵文物将来重建重修时，提供比较准确、如实的一手资料。”

　　祁寒溽暑，历时近四年，测绘班子完成了北平中轴线上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每一座重要建筑的总平面图、各层平面图、各个立面图、剖面图，还有很多详细的节点图，为上世纪40年代北平中轴线上主要历史建筑，建立了一份完备的“档案”。

　　景德街牌楼在首博复建

　　首都博物馆两千平方米的礼仪大厅内的景德街牌楼与门外的高台和丹陛石，一起组成了首都博物馆中轴线。牌楼正面，汉白玉柱础上4根朱红立柱，支撑着金龙合玺彩画的门额和覆盖绿琉璃瓦的门楼。这座牌楼曾立于西城区历代帝王庙门前。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生前评价说：“北京的古牌楼数这座构造形式最好，雕作最为精美。”

　　殊不知，在它完整保留的背后是“工匠信念”的支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相关部门反映：“历代帝王庙门前牌楼影响交通，一个月就发生交通事故3次。”市政府决定拆除牌楼。

　　▲游客在首博复建的景德街牌楼前拍照打卡

　　此时的营造学社已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但它背后的工匠精神对于成员们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保护建筑的完整性，梁思成先生与好友争相呼吁，拆除过程处处精心，工作人员对牌楼进行了多角度的拍摄、测量构件、绘制图样。构件榫卯不得锯断，要按顺序拆卸，以保持构件及榫卯的完整性。拆卸下来的构件被分散保管在京城各处。

　　四百多岁的景德街牌楼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作为梁思成的学生，文物专家罗哲文曾回忆说：“梁思成先生心中有一个梦想，将来有一天这些构件能重新组装起来，再现昔日辉煌。”

　　作为北京市“十五”期间重点文化建设工程，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的立项申请，于1999年得到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2001年经国家发改委报国务院批准实施，2001年12月正式奠基兴建，原址设在孔庙内的首都博物馆得以迁居至长安街畔。

　　经过数十次的设计、论证，专家们确定了新馆的第一件展品——景德街牌楼。它是老北京城区内的典型建筑，恰如其分地表现北京古建筑特色和文化气息。

　　2003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即将建成。为了配合展览，古代建筑博物馆修复其中一座景德街牌楼，正面重新彩绘，背面保留原貌，将其安放在首博大厅内。2005年12月，首博新馆开始试运行。寂寂蒙尘50年之后，景德街牌楼作为最早入驻首博新馆、体量最大的文物，再次亮相于世人面前。

　　时光荏苒，这座原本位于历代帝王庙前的牌楼，50年后被安放在首都博物馆大厅内。景德街牌楼不改初颜，一如当年伫立在北京街头，默默地俯视着来往众生，见证着岁月的变迁。

　　天宁寺塔建筑年代被证实

　　北京作为明清时期的都城，其设计规划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中国营造学社对其进行过大量研究，更是为它妥善修复与保护殚精竭虑。

　　天宁寺塔在广安门外，寺早已不存，只剩下一座高达57.8米、八角形、十三层的密檐塔。各层塔檐的角梁均为木质，各种瓦件和脊兽、套兽等构件全部用琉璃烧制，建筑工艺十分讲究。塔身四周设门，门旁雕有菩萨、云龙和金刚力士等形象，尤其是那砖塔正面的金刚力士，肌肉隆起，怒目圆睁，十分威武。塔檐每层檐角悬有铜铃，据《京城古迹考》中记：“天宁寺……据寺僧传册所记，上有铃2928枚，合计重10492斤。风雨荡摩，年深钮绝，渐次零落，亦颇残缺矣。”每逢风起，铃声齐鸣，发出清脆、悠扬、悦耳的铃声。

　　▲天宁寺塔巍峨耸立

　　有关天宁寺塔的修建年代没有留下准确的记载，因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说此塔为隋代的宏业寺藏舍利塔，有说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梁思成根据塔的形状及其柱额、拱门、栏杆等部件的特点与形制，与中国历代的塔作比较，得出结论：天宁寺塔为明以前，辽代末所建造，不是隋唐的建筑。

　　1992年4月，文物部门在对天宁寺塔的修缮工程中，在塔顶上发现了一方石碑，碑的正面刻有：“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天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碑上明确写着塔建于辽代天庆年间，证实了梁思成60多年前的推断。

　　此外，北海团城的保护也与梁思成有关。上世纪50年代，一些人认为要改善城内的东西交通，要把马路修得笔直无拦，就要以拆毁团城为代价，这一文物建筑瑰宝危在旦夕。当要“拆除团城”的消息传到北京市文物局后，顿时引起哗然，时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立刻请来了梁思成、范文澜、翦伯赞等几位专家学者进行会商，并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

　　▲现如今的团城得到保护

　　梁思成就交通改善提出了各种方案，但都被否决了。他又请苏联专家多次上团城考察。在一次关于团城的讨论会上，一贯温文尔雅的梁思成勃然大怒，站起来说：“照你们这样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过去好了，还讨论什么？”情急之下，他不得不找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两次上团城实地勘察，最终将团城保存下来。

　　▲站在团城上远眺北海大桥

　　中国营造学社的历练造就了一代开山大师，中国古建筑的传承薪火也由营造学社的弟子们代代相传，其光芒至今仍然抚照着这片土地。如今，这些古建筑穿越时光得以让更多人看见，为城市文明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色。

　　文字：陈溥 刘冕 张小英 邰绍峰

　　图片：姜灏

　　校对：侯明月 樊鲁阳

　　责编：王昭

　　审核：姚苗苗

　　签发：李卓

来源： 北京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