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立即阅读全文：研究 | 安高乐 陈利君 宋海啸：印度何以成为全球第三恐袭对象国？

摘要  

印度是目前全球第三大恐怖袭击活动的对象国, 恐怖主义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在对恐怖主义根源分析的研究中, 多数学者从经济的视角来分析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但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分析可以了解涉印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穆斯林受到有别于印度教教徒不公平的差别待遇, 使其产生被剥夺感, 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建构是导致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报复社会的根源之一。

关键词：涉印恐怖主义 社会建构 纳萨尔主义 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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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事件以来, 尽管国际社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恐斗争, 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并取得一定成效, 但恐怖主义活动仍然较多, 其根源远未消除。同时, 恐怖主义呈现出国际化、网络化、小型化、草根化等特点。南亚作为中国周边的重要区域和“一带一路”覆盖的重要区域, 恐怖活动仍然十分猖獗, 且未来遏制反恐活动的前景并不容乐观。印度作为南亚大国, 其国内政治、宗教、民族、语言、意识形态等情况十分复杂, 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活动频繁, 绑架人质、自杀式袭击、破坏或炸毁道路、攻击宗教场所与政府部门人员、暴力冲突等给印度造成巨大损失与危害, 特别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与印度东北部成为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尽管莫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 印度安全形势有所好转, 但仍然十分严峻复杂, 需要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打击恐怖主义, 积极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一、涉印主要恐怖主义组织及威胁

目前, 学术界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有上百个。《韦氏大词典》的定义是, 恐怖主义是指系统地使用恐怖主义行为作为强迫手段或制造威胁、暴力的气氛。《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恐怖主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或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 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1974年英国《防止恐怖主义法》界定的恐怖主义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使用暴力行为。1986年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 为了达到政治或社会目的而对人或财产非法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暴力。1994年联合国大会将“企图引起公众恐慌的犯罪行动”列为恐怖主义。2004年联合国秘书长将“意图恫吓人民或胁迫政府实施或取消某些行动的行为”列为恐怖主义。目前, 学界普遍认为绝大多数恐怖主义活动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 危害公共与人身财产安全, 制造社会与民众恐慌, 或胁迫国家机构与相关组织, 以实现其政治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由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未形成统一的认知, 各国主要从本国安全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对恐怖主义组织做出各自的认定。

印度由于民族、宗教等问题十分复杂, 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已成为世界发生恐怖主义活动最为频繁的国家之一。据2017年11 月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7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 南亚2016年因恐怖主义活动死亡的人数达到5949人, 是2002年的7倍。77印度面临来自左翼激进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东北部分裂势力的恐怖威胁, 2016年恐袭次数较上年增加16%, 致死人数增加18%。据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全球和平指数》报告, 2018年南亚和平指数为2.401, 比2017年下降了0.002, 说明南亚和平状况和安全形势稍有好转。其中, 印度的和平指数为2.504, 比上年下降0.025, 说明莫迪政府打击各类暴力犯罪有一定成效, 恐怖暴力事件减少, 和平状况和安全形势比上年有所好转。但印度的和平指数在南亚及全球的排名并不高, 在南亚国家中排名仅高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居南亚倒数第三位, 在全球排名第136位, 说明其反恐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涉印主要恐怖主义组织

印度根据对自身安全的威胁, 将30多个团体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这些恐怖主义组织给印度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不仅恶化了印度的安全局势, 耗费了其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也影响了其经济发展。

1.“先知军” (Jaish-E-Mohammed, JeM)

“先知军”又称“穆罕默德军”, 是活跃于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个“圣战”组织, 属逊尼派激进组织。该组织的恐怖活动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末。1999年新年前夕, 印度为了交换印度航空公司飞机上被劫持的155名人质, 被迫释放“圣战者运动党” (Harakatul Mujahideen, HuM) 的重要头目马苏德·阿兹哈尔 (Maulana Masood Azhar) 。马苏德·阿兹哈尔被释放后, 并没有回到之前的伊斯兰民兵组织“圣战者运动党”, 而是于2000年在本·拉登、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其他逊尼派激进组织的帮助下, 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成立了“先知军”。该组织由武装人员和传教士组成, 由六七个部门负责管理。尽管无法确定其成员的确切数字, 但估计“先知军”有数百名武装分子和数千追随者, 他们大多来自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 也有部分来自阿拉伯国家和阿富汗。

“先知军”主张将克什米尔地区从印度分裂出来, 将其合并到巴基斯坦。而且, “先知军”与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印度认为, “先知军”的成立得到了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 (ISI) 的支持, 并称巴基斯坦将其作为在克什米尔地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事实上, 自2002年以来“先知军”在巴基斯坦已被列为非法组织, 但它还是以其他名称重新出现, 并且继续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开展活动。由于其经常开展活动, 印度将其视作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头号威胁。

进入21世纪以来, “先知军”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动了多次重大袭击。2001年, 袭击印控克什米尔立法会议和印度联邦议会大厦, 同年10月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主义组织 (FTO) 。2016年, 袭击了印度帕坦科特 (Pathankot) 空军基地、印度派驻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市的使团, 以及印控克什米尔的乌里镇, 并造成19名印度士兵死亡。2019年2月14日, “先知军”在普尔瓦马 (Pulwama) 袭击了印度从查谟克什米尔驶往斯利那加的准军事车队, 造成40余人死亡。据称, 从2000年到2019年2月, 印度至少遭到“先知军”8次重大袭击。每一次袭击不仅造成印度较大的人员伤亡, 且使印巴关系处于紧张态势。

2.“伊斯兰学生运动” (Students Islamic Movement of India, SIMI)

该组织于1977年4月在北方邦的阿里格尔 (Aligarh) 大学成立, 其使命是在印度复兴伊斯兰教, 并将该国变为伊斯兰国家。1992年12月印度教狂热分子破坏巴布里清真寺一年后, 与“伊斯兰学生运动”有关的恐怖分子在整个印度发动恐怖袭击。1996年, “伊斯兰学生运动”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宣称, 由于民主和世俗主义未能保护印度的穆斯林, 唯一的选择就是为哈里发而斗争。“九一一”事件发生后, “伊斯兰学生运动”成员曾举行示威活动支持本·拉登, 由此印度政府将其列为非法组织。据有关资料, “伊斯兰学生运动”可能拥有大约400名全职积极分子和2万名正式成员, 而且该组织的成员经常与位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虔诚军”和“孟加拉国伊斯兰圣战者运动” (Harakatul-Jihad Islami Bangladesh, HUJ-B) 共谋开展活动。

3.“基地”组织在印度的分支机构

“基地”组织于1988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成立, 是一个伊斯兰教军事组织。过去二十年来, “基地”组织主要在中亚、中东国家开展活动。其最高领导奥萨马·本·拉登2011年死亡后, 扎瓦希里 (Al Zawahiri) 成为“基地”组织领导人。“基地”组织被联合国安理会列为世界恐怖主义组织之一。

“基地”组织像跨国公司一样, 在若干国家设有多个分支机构, 但之前从未在印度经营, 也没有在印度建立分支机构。但后来“基地”组织开始与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有直接或间接联系。例如对印度施暴的恐怖组织“虔诚军”和“先知军”就被认为间接与“基地”组织发生了联系。2008年孟买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主谋之一大卫·哈德利 (David Hadley) 向情报机构承认, “基地”组织在印度的许多恐怖袭击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 2002年美国安全部队在袭击伊拉克期间发现了“基地”组织涉及印度的一些文件。2014年9月4日, “基地”组织头目扎瓦希里通过网络视频表示, 将在包括印度多个地区的南亚创立“基地”组织分支。2014年9月, 号称为印度“基地”组织成员的人员到卡拉奇附近海域袭击一艘巴基斯坦海军军舰, “基地”组织声称“他们都是‘基地’组织成员。”但有人对此怀疑, 认为是“基地”组织为了扭转颓势, 谎称对此负责, 抢个“名头”而已。

但由于没有直接证据且“基地”组织从未直接攻击过印度, 人们认为“基地”组织与印度毫无干系, 其恐怖主义活动是印度及西方情报机构的猜测或道听途说。然而, 2016年扎瓦希里的录影带强调了“基地”组织在印度的未来战略。他在录影带中提到, “基地”组织不仅关注克什米尔、古吉拉特邦和阿萨姆邦, 而且宣布要在这些地方发动圣战并建立分支机构, 就像一家跨国公司的董事会一样, 在印度也将有不同的策划人, 负责针对巴基斯坦行动的恐怖分子阿西姆·奥马尔将负责针对印度的行动。扎瓦希里还宣称将组建一个独立的分支机构“凯达特杰哈德” (Kaidat-Al-Jihad) , 负责在印度发动“圣战”。这部录影带对莫迪政府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在莫迪宣誓就职的同一天, 印度驻阿富汗赫拉特领事馆就遭到袭击, 而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本次袭击似乎是向印度莫迪政府发出警告。

4.“伊斯兰国” (IS)

“伊斯兰国”原名“伊拉克伊斯兰国”, 是一个活跃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2011年美国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后, 该组织急速壮大。2013年4月伊拉克“伊斯兰国”宣布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胜利阵线”联合, 称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ISIL) 或“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ISIS) 。2014年6月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将其更名为“伊斯兰国”。2014年10月巴基斯坦塔利班发表声明, 宣布效忠“伊斯兰国”。2017年11月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伊斯兰国”已经被剿灭。2018年11月叙利亚军方发表声明, 宣布已完全消灭叙利亚南部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但实际上其残余还在活动, 且活动范围扩大。例如2019年1月8日, “伊斯兰国”还在叙利亚东部发动袭击, 导致32人死亡。尽管“伊斯兰国”经常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开展恐怖活动, 但它也从未放弃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以及其他地区的袭击。其中, 最有影响的是2015年11月对巴黎实施的恐怖袭击。

“伊斯兰国”的出现及扩张虽然有多种因素, 但其中有三个因素十分重要。

一是美国撤军伊拉克后留下权力真空。在历史上, 无论是哪一个超级大国撤出某个地区或次大陆时, 都会产生权力真空, 这些权力真空随后都会慢慢被填补。但由于各方利益不同, 各派各势力在填补权力真空时往往会产生激烈冲突。2003年北约以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 对伊拉克展开军事行动。七年后的2010年, 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 至2011年12月美军全部撤出, 这造成了权力真空。于是, “伊斯兰国”开始弥补这一权力真空。同时, 2015年北约大多数部队也从阿富汗撤出, “伊斯兰国”试图填补南亚权力真空。而阿富汗与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西亚的伊朗边界接壤, 是连接南亚、西亚和中亚的枢纽, 地理位置在战略上至关重要。谁控制了阿富汗, 谁就可以对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形势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将注意力从西亚转向南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 “伊斯兰国”已宣称对过去几年发生在阿富汗境内的一些恐怖袭击事件负责。

二是印度一些地区社会混乱, 存在恐怖活动。目前, 在印度国内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社会不稳定, 其中的一些人受国内外极端思想的影响, 采取极端行为甚至恐怖主义活动。克什米尔地区的部分印度人受极端化思想影响更严重, 经常出现“伊斯兰国”组织的旗帜。印度也一直将巴基斯坦描绘成恐怖主义的培训地和天堂。而现在少数印度人加入“伊斯兰国”并准备在世界其他地方参与袭击的这一事实证明, 印度也是恐怖主义的出口国, 其完全将恐怖主义的责任推给巴基斯坦是有偏见的。

三是“伊斯兰国”将注意力转向印度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多“自愿者”和斗士。由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之间存在权力争夺, “伊斯兰国”扩大地盘引起“基地”组织的不满, 2014年“基地”组织表示断绝与“伊斯兰国”的关系。现“基地”组织正大力攻击“伊斯兰国”, 阿富汗塔利班也加大了对“伊斯兰国”的反对力度。作为回应和扩大自身组织的影响, “伊斯兰国”从这些组织中招募普什图战士, 并要求这些组织不能再继续使用其招募的这些战士。在车臣, 普什图人被视为恐怖主义的主体, 他们曾经为“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效力, 但这两个组织现在都反对“伊斯兰国”。因此, “伊斯兰国”为寻找新成员和新的领地, 已开始把目标转向印度和东南亚。

5.纳萨尔主义组织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曾说, 纳萨尔主义是印度面临的最大内部安全挑战。纳萨尔主义又称左派极端主义分子, 来自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村, 他们于1967年从印度共产党中分离出来, 并首次进行“纳萨尔巴里运动”, 鼓动无地农民暴动。这次暴动虽然被政府平息, 但该组织分裂成若干小的派系, 包括人民战争组织和毛派共产主义中心等, 并继续开展活动。2004年上述两个组织合并成立“印度共产党 (毛派) ”。“纳萨尔派”善于利用政府的薄弱环节, 向最需要的群体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援助来获得支持, 以帮助无地贫民、部落民和低种姓人群来挑战国家权力。“纳萨尔派”主要活动区域是经济落后的印度中部和东部农村, 尤以“红色走廊”最为著名。这些贫困地区为“纳萨尔派”提供了庇护场所和人员补给。印度安得拉邦、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贾坎德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等都曾遭受过“纳萨尔恐怖主义组织”的袭击。该组织大约有2万名武装人员, 经常发动恐怖袭击活动并绑架安全部队人员。近年来, 印度政府一直在加强对该组织的清剿, 但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除。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一份特别报告指出, 印度政府打击该组织不力的原因在于未能制定一贯的“反恐”政策, 而是将纳萨尔问题留给当地警察部门处理。

6.“虔诚军” (LET)

“虔诚军” (LET) 的创始人是哈菲斯·穆罕默德·萨义德, 该组织是当前南亚地区最为活跃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其成立地点为阿富汗库纳尔省, 但现在的据点在巴基斯坦拉合尔附近的一个小镇, 招募年轻的巴基斯坦男子参加圣战。“虔诚军”不仅对印度发动恐怖袭击, 也对巴基斯坦发动过恐怖袭击。2001年美国国务院将其列为“外国恐怖主义义组织” (FTO) , 2002年巴基斯坦政府将其列为非法组织, 英国、印度等也将其列为恐怖主义组织, 但该组织仍然继续在巴基斯坦活动, 并在2005年巴基斯坦遭受地震期间曾向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2008年11月26日发生的印度孟买连环爆炸恐怖袭击案震惊世界, 且相关证据证明是“虔诚军”所为, 作案的恐怖分子曾在巴控克什米尔“虔诚军”的训练营受过训练。印度政府要求巴基斯坦打击“虔诚军”, 甚至声称其获得了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一些势力的支持, 但巴基斯坦对此予以否认。虽然“虔诚军”目前的侧重点是在克什米尔发动“圣战”, 但已将其目标与“基地”组织的反西方议程结合起来, 要求攻击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由于近年来印美关系逐步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越来越担心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将国内不满与泛伊斯兰主义结合并对印度构成威胁。

（二）涉印恐怖主义对印度的危害和威胁

恐怖主义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威胁, 不仅影响国家安全、政局、社会稳定, 而且严重破坏民族团结, 破坏地区和平环境, 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 同时还影响国家形象, 阻碍外资进入。对于印度来讲, 恐怖主义也给其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危害和威胁。

1.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印度是世界上遭受恐怖主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无数次的恐怖袭击, 给印度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作为世界上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最多元化的国家之一, 印度在过去50年中不断应对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各种叛乱运动, 包括20世纪80年代在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叛乱、1989年到现在的查谟—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 以及东北各邦的各种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等。1993年11月底, 孟买证券交易所发生爆炸事件, 造成250多人死亡。2006年7月11日, 印度西部铁路线上的当地列车在11分钟内7枚炸弹爆炸, 造成207人死亡, 714人受伤。同年7月, 孟买火车站发生袭击, 导致180人死亡。2007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07年国家恐怖主义报告》称, 单是2007年恐怖分子、分离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在印度发动的袭击致死的人数就有2300多人。2008年后, 印度国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并没有减少。当年11月在孟买发生的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影响极大, 与之前不同的是, 持续时间长达三天, 且恐怖分子在酒店内使用武器和印度突击队员对抗到最后。2008年5月到12月, 印度国内至少遭受8起重大袭击, 死亡人数超过400人。事后, “印度圣战者”组织 (IM) 声称对这些袭击事件负责。此外, 该组织还声称对印度国内多起袭击事件负责, 如北方邦法庭爆炸案、斋浦尔和艾哈迈达巴德连环爆炸案。印度安全机构认为“印度圣战者”是“虔诚军”和“伊斯兰圣战运动”恐怖组织的庇护组织。

近年来, 印度安全形势有所好转, 但恐怖活动仍然较多。2016年1月2日, 恐怖分子袭击旁遮普邦的帕坦科特空军基地, 炸死8名安保人员和1名平民, 印度安全部队击毙了五名袭击者。随后, 印度内政部对“先知军 (JeM) ”领导人马苏德 (Maulana Masood Azhar) 和另外三名涉嫌参与袭击的嫌疑人进行了缺席审判。2016年6月25日, “虔诚军”恐怖分子袭击了位于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中央后备警察部队 (CRPF) 车队, 造成8名军官死亡, 20人受伤, 印度安全部队击毙了两名袭击者;8月5日, 恐怖分子袭击了阿萨姆邦的一个市场, 造成14人死亡, 15人受伤;9月18日, 恐怖分子袭击了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印度陆军旅总部乌里, 打死了19名印度士兵, 打伤30多人, 印度安全部队击毙了“虔诚军”的四名袭击者;10月3日, 恐怖分子袭击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巴拉穆拉区的一个印度军营, 造成一名军官死亡, 印度安全部队打死了两名袭击者;11月29日, 武装分子袭击了纳格罗达 (Nagrota) 、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军事基地, 打死7名印度士兵。根据多兰卡尔 (Shailendra Deolankar) 的研究, 1989年到2016年期间, 总计有多达10万印度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

2.对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外交造成负面影响

印度国内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不仅给印度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而且对印度民众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慌, 严重影响印度社会稳定, 还对其对外关系产生影响。特别是重大的恐袭活动, 对整个社会造成重大的危害和影响, 加剧社会裂痕, 影响社会安定。

虽然一次“抱恐”活动只局限于某个比较小的区域, 但其影响远远超过这个范围。有的影响了地区政权的稳定、造成了社会动荡, 有的妨碍人们正常的工作与生活, 或影响印度多元社会和文化的和谐。例如印度东北部的分裂主义, 不断扬言或动用非法暴力手段来实现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目标, 对印度东北部的社会、文化、政权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如2013年5月国大党车队在切蒂斯格尔邦遇袭, 包括资深政治家在内的20多人被叛乱分子射杀。又如2016年9月18日, 位于印控克什米尔乌里地区的印度军队司令部遭到一伙武装分子的袭击, 造成了19名印度士兵死亡, 30多名士兵受伤。印度政府认为该袭击与“穆罕默德军”有关, 并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 但巴方对此坚决否认。这不仅恶化了印巴关系, 印度对巴基斯坦进行了一系列“以牙还牙”的行动, 而且在国际社会孤立巴基斯坦, 使原定11月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十一届南盟 (SAARC) 会议泡汤。同样, 2019年2月14日“穆罕默德军”对印度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又加剧了印巴关系。印度出动战机深入巴基斯坦境内, 印方宣称打死300名激进分子, 双方都称击落对方战机, 巴方还俘虏一名印度飞行员。印度宣布列城、查谟、斯利那加、帕坦科特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巴基斯坦一度关闭全境空域。这进一步造成了印巴双方的互不信任, 也导致双方边境地区社会凝聚力下降以及社区骚乱。

3.严重影响经济发展

“抱恐”袭击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犯罪, 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一方面, 政府为了应对恐怖袭击必须在反恐与防恐方面加大人力和资金的投入, 增加财政压力; 另一方面, 发生恐怖袭击的地方往往造成交通中断、工厂停工、涉事群体流离失所, 甚至家破人亡, 导致商业、旅游、制造业等经济活动遭受巨大的损失。同时, 还影响受袭地区和国家的营商环境和国际形象。所以, 恐怖袭击活动多的地区 (如印度东北部及查谟—克什米尔) 往往是经济落后、社会不稳定的地区。因为恐怖袭击破坏商业环境, 既影响各邦互联互通、商品质量提升、商业活动持续、商品交付的准时, 也影响国内外投资者到当地投资及当地群众的就业与收入, 既给当地政府带来巨大的反恐压力, 增加了政府开支, 也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

二、社会建构的偏差与社会裂痕的产生

恐怖主义袭击给印度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了应对恐怖主义, 印度政府、智库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力图找出恐怖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 并做好应对措施。在众多的研究中, 多数学者从经济因素进行研究。但笔者认为, 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来探究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一个重要方面。

建构主义其实是一种关于知识和学习的理论。社会建构主义产生于西方心理学。社会建构需要文化力量, 知识生产的决定因素是社会文化, 而建构知识和知识类型需要从心理学中寻找, 所以心理学中的认知结构成为社会建构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建构主义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 把心态、期望、知识、信念等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各种行为的重要原因。建构主义还认为, 学习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借助其他人的帮助而实现意义建构的过程。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 不能仅按经济 (物质) 的思维与方法去探寻原因, 还要努力寻找现象背后的心理和文化因素, 然后观察了解现象和原因的互动关系。之后, 该理论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用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国际政治。社会建构理论大师、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 强调了观念的重要意义, 阐述了建构原则的中心要求——重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结构。而国际关系中的结构主要由共有观念决定, 而不仅是物质力量。所以, 社会的共有观念、相互依存、共同命运以及自我约束扮演重要角色。

在印度, 由于民族宗教因素, 人们对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活动的界定往往大不相同。同样的事与行为, 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就持不同看法, 这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许多“区别对待”的政策。例如同样的犯罪, 如果是穆斯林, 其罪行可能被界定为恐怖主义, 而印度教教徒可能只是刑事行为。这种社会建构上的偏差经常导致被歧视的个人和群体采取报复行动, 使社会更加不安全, 从而危及国家安全。

（一）理性和非理性建构上的差异

目前, 许多学者在探寻“新恐怖主义”根源时, 往往强调恐怖分子的“狂热主义”及其宗教性质的作用。他们的一个重要观点是, 特定的宗教会导致宗教动机的恐怖主义。由此, 承认宗教恐怖主义的理论家在“狂热主义”的内在非理性与暴力行为方面建构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他们认为, 受宗教激发的恐怖主义依赖于极不理性的宗教狂热情绪, 但在组织暴力活动时是完全理性的, 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被认为非常危险。

在印度, 也存在这种理性和非理性观念建构上的差异, 特别是在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印度教民族主义将自己描绘为理性、宽容的, 而将穆斯林描绘为非理性、好斗、霸道和不宽容的。这种认知差异导致国家及社会在对待问题与处理方法上存在严重不同。很多时候, 印度的法院和调查委员会认为,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组织和实施的暴力事件是属于非理性的, 但这些非理性行为属于自发性的大众心理问题、病理性的爆发、癫痫发作行为。印度的《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 (POTA) 将恐怖主义暴力定义为秘密的暴力行为以及有明确的预谋性。在印度, 穆斯林的犯罪行为被认为具有预谋性和政治意图, 因此更容易被界定为恐怖主义行为。但印度教教徒的犯罪行为往往被认为是自发的、非理性的和情绪化的行为, 因此很容易从反恐怖主义法的范围中去除。

由此可以看出, 在印度, 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暴力活动在社会建构方面存在差异, 前者是关于集体暴力的大众心理假设的社会建构, 后者是关于“非理性”的特殊威胁的概念化, 即有预谋的以暴力为基础的危险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结合的社会建构。

（二）判别不同群体的暴力行为存在严重差异

印度社会普遍认为, 穆斯林的暴力目标大于印度教教徒的暴力目标。由于穆斯林武装力量缺乏明确的绝对敌人, 其暴力活动常被理解为不是针对特定人群或针对国家的暴行。而相比之下, 印度教民族主义暴力以明确的敌人为目标, 只针对少数群体, 首先是穆斯林, 其次是基督徒。因此, 在社会建构上, 即使暴力活动可能被认为在目标和实践中会破坏印度民主的基础, 但不是以同样的方式针对国家。这种对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暴力的评估以及对国家危害差异性的评估进一步加强了“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

防御是自我针对“他者”的一种应对措施, 而法律和秩序是一个国家内部控制的问题, 但是《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 (POTA) 规定“必要的自我防御”将威胁建构为“他者”:不完全合法的外国人。由于法律规定了对特殊宗教群体的怀疑, 使得印度成为印度教教徒的国家, 而对其他族裔来说国家认同就比较淡泊。对这种暴力解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戈德拉事件。2002年2月28日, 一节特快列车的车厢在古吉拉特邦的戈德拉城镇被烧毁, 造成57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是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这次火灾是由车厢内的电炉引发的, 但事件发生后根据《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131名穆斯林受到指控, 另一说法是287人受到指控, 其中286人是穆斯林。最初, 警方根据《印度刑法》 (IPC) 提起诉讼, 但到2002年9月, 古吉拉特邦政府 (纳伦德拉·莫迪当时任该邦首席部长) 决定将袭击定为恐怖主义行为。有学者认为, 莫迪指使警察从“有预谋的暴力案件”角度来调查火灾, 以便根据《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将火灾列为恐怖主义事件。火灾事件后, 印度教教徒对穆斯林进行了报复性的大规模屠杀, 导致2000多名穆斯林死亡, 至少有15万名穆斯林被赶出乡镇, 其房屋、商店和财产遭到抢劫和破坏。在这场由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策划和实施的暴乱中, 莫迪管辖的邦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场暴乱, 相反, 莫迪被认为纵容了暴徒们72小时的泄愤屠杀, 因为警方没有对印度教暴徒的行为采取行动。用当地警方的话说, 警察还接到不得介入的命令。而被逮捕的少数骚乱分子仅根据《印度刑法》受到指控, 没有任何印度教教徒凶手根据《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受到指控。随后, 古吉拉特邦政府声称, 由于缺乏证据, 对1600多起案件不予理睬。

这起纵火案和随后的报复性屠杀事件在处理上的重大区别表明, 印度《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对待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对穆斯林采取了更严酷的标准, 而对印度教教徒实行了绥靖政策。尽管21世纪以来印度重新颁布《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 以取代1987年颁布的《恐怖主义和破坏活动预防法》 (TADA) , 但穆斯林仍然完全被排除在普通法律领域之外。同样的暴力行为, 印度教教徒实施的暴力被认为是“自然反应”或自发的行为, 只受到《印度刑法》的指控;而穆斯林的暴力和抗议活动被认定是恐怖主义行为, 因而要受到《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的指控。这就导致了“我”与“他者”暴力认同的差异。

“认同”是建构主义的重要概念之一, 是指某行为体 (“我”) 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 而这类形象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亚历山大·温特认为, “认同”有两种类型: 整体认同和社会认同。前者指构成行为体个体化的内在本质, 强调行为体在整体上与“他者”的区别性特征, 如行为体的整体意识和经历、物质资源、分享的信仰价值或知识等。社会认同是指行为体在看待“他者”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 社会本体具有个体的和社会的结构特征, 行为体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在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 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自我定位。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在处理暴力事件时, 对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暴力评级实行双重标准的做法, 导致两大族群社会认同出现差异,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族群的整合。

（三）法律与政策出现的偏差

朱莉娅·埃克特 (Julia Eckert) 认为, 印度《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的颁布和通过就是将对印度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普遍怀疑制度化, 用有色眼镜看待穆斯林群体。在印度,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经常通过各种方式排挤国内的穆斯林、基督徒等群体, 以建立“印度教国家”。这使得社会对可疑主体的建构有一个扭曲的认识:对所谓动机的关注往往植根于对穆斯林社区的暴力报复。不少人认为2002年的教派大冲突是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古吉拉特邦精心策划了针对穆斯林的屠杀, 并得到了社会各界印度教教徒的广泛支持。一些人权观察家通过调查还认为, 印度教教徒的偏见和歧视激发了穆斯林武装分子的报复情绪。

2002年至2006年间, 孟买发生七起爆炸事件, 造成约250人死亡。在几乎所有对这些炸弹爆炸事件的调查中, “抱恐”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都被认为是对古吉拉特邦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进行复仇。2003年在孟买郊区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后, 有媒体报道称, “是古吉拉特邦印度教教徒屠杀穆斯林的录像煽动了孟买爆炸嫌疑犯”, 其理由是警方在被告人的财物中找到印度教教徒屠杀穆斯林的录像带。马哈拉施特拉邦内政部部长布帕尔 (Chhagan Bhujpal) 2003年3月在另一次炸弹爆炸事件后说:“你可能会将受古吉拉特骚乱影响的人列入可能的肇事者名单。”在另外一次炸弹爆炸事件发生后, 三名“虔诚军”成员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据称他们有复仇所激发的动机。尽管难以想象警方如何识别这些人的动机 (因为三人在被讯问前已经死亡) , 但有可能是在死者身上再次找到印度教教徒对古吉拉特穆斯林犯下罪行的录音带。

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古吉拉特邦的“大屠杀”是否是穆斯林武装复仇的真正原因, 而是在调查过程中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 因为警方在调查过程中注重的是穆斯林犯罪的频率, 而不是寻求犯罪的动机。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的教派大冲突之后, 穆斯林暴力行为的频率和规模的确在印度大都市地区有所增加, 显然, 《防止恐怖主义法令》并没有减少印度穆斯林犯下的恐怖袭击事件, 相反, 恐袭事件在那一时期变得更为频繁。警方认为, 持有古吉拉特邦记录暴力事件的材料证明了复仇的动机, 并将这一动机 (通常没有其他证据) 列为马哈拉施特拉邦若干案件中恐怖分子阴谋的证据。

由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暴力事件不是单独而是集体地针对穆斯林, 所有穆斯林都高度同情受害者, 他们都可能怀有复仇的情绪, 这使得印度社会将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复仇者和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与假设, 认为穆斯林都有合理的复仇动机, 将穆斯林都列为复仇的嫌疑对象, 并将他们集体建构为潜在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支持者, 实际是不公正的。但现实又相反, 将穆斯林犯下的一些恐怖主义行为与古吉拉特邦“大屠杀”所造成的复仇动机的假设联系在一起, 这进一步加强了穆斯林“嫌疑主体”的建构, 也加深了印度社会对印度穆斯林的普遍怀疑。当社会分化与各邦的风险和潜力类别相一致时, 怀疑越来越多地扩大到大部分穆斯林。

印度不少恐怖主义专家和政府官员认为, 印度穆斯林社区的疏远导致了本土恐怖主义的产生。他们还进一步指出, 印度日益繁荣并不一定会导致各民族宗教团体之间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印度财政部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 (Palaniappan Chidambaram) 表示, 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分歧出现了新的形式, 并指出印度穆斯林被疏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这对印度社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印度发生的一些恐怖袭击事件显然是由针对穆斯林不恰当的言行所引发的, 比如1992年由于印度教狂热分子拆除巴布里清真寺, 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发生社区骚乱, 导致至少1000名穆斯林被杀等事件。为了减少穆斯林社区的不满情绪, 并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 2005年印度总理辛格成立了一个高级委员会, 起草了一份关于印度穆斯林社会、经济和教育状况的报告。该报告以委员会主席司法部部长萨沙 (Rajindar Sachar) 的名字命名为“萨沙委员会报告”。该报告称, 印度穆斯林在识字率、就业率和收入方面落后于印度其他人口, 并且印度穆斯林的社会经济状况出现普遍的相对下降。为了解决此问题, 报告提出在就业、教育等方面确保穆斯林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建议。之后, 尽管印度财政部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成立了少数民族发展和金融公司 (NMDFC) , 但很多穆斯林仍然抱怨政府采取的后续行动少, 且在跟进报告的其他方面进展缓慢。

以上事实表明, 以印度教教徒为主体的印度在社会建构时, 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族群划分为“我”和“他者”, 将印度教教徒群体视为“我”, 将穆斯林划为“他者”。这一观念差异导致在社会建构上出现了一些歧视性政策。例如相同的犯罪行为, 对印度教教徒而言是一般刑事犯罪, 而对穆斯林而言则是恐怖主义罪行。警察在对“抱恐”袭击事件进行调查时, 首先根据犯罪率将穆斯林确定为怀疑对象的“他者”, 而不寻找印度教教徒的原因。如果这一状况持续下去, 像2002年古吉拉特邦政府和一些警察纵容印度教教徒对穆斯林的“屠杀”和报复行动, 势必会让穆斯林反过来将印度教教徒视为“他者”, 并对其采取一定的报复行动。这样的冤冤相报将使印度社会永无宁日。尽管古吉拉特邦的情况不能代表全印度, 但极端印度教势力散布的言论与行为已给印度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

三、印度族群整合面临的挑战

印度由于民族、语言、宗教众多, 自独立以来就一直强化国民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印度宪法贯彻了人人平等的理念, 以期消除种姓等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印度在政策方面采取了完善反恐机制、组建反叛乱武装力量、建立反恐和反劫机部队、加强情报收集与分享、禁止公民拥有爆炸物和某些武器等措施, 但实际上印度的分离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仍然较为严重, 其原因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民族、语言、意识形态、等级制度等差异引起的不满; 社会经济管理混乱、资源与财富被少数人垄断、民族主义兴起、宗教极端主义、政治和宗教领袖不负责任的言论;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贫困问题突出、对资源的争夺、非法移民、青年高失业率; 政府治理水平低下、法律制度及执行拖沓、官僚主义与腐败严重等。这些因素为印度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提供了土壤。

从外部环境看, 南亚地区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印巴反恐存在争执、边境管控薄弱等。具体看, 印度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问题突出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因为印巴分治埋下的仇恨种子长期不能消除, 相互发动攻击; 二是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异常活跃, 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不时向印度渗透, 印度政府十分不满; 三是阿富汗战争后的恐怖主义没有根除, 国家治理能力有限, 南亚国家恐怖分子相互勾结; 四是印度存在大量教派主义政党或组织, 为了选票及自身利益相互利用, 违背世俗主义原则, 使得教派势力不断发展; 五是不同教派及群体为了利益而发生冲突; 六是民族宗教众多, 又实行西式民主体制, 各种言论、主张自由发挥, 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偏激、狭隘意识膨胀, 情绪化活动增加。例如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 它产生于印度独立运动时期, 独立后受到抑制, 教派冲突也较少, 但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崛起, 印度教民族主义开始复兴, 教派冲突增加。

目前, 印度正处在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的时期, 传统与现代相互交错, 保守与开放思想交锋激烈, 各种矛盾相互交织, 而这一转型时期不仅相对漫长, 而且极为痛苦。例如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与“国民志愿服务团”关系密切, 而“国民志愿服务团”是一个带有强烈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 其活动常带暴力。在1992年的“阿约迪亚寺庙之争”和古吉拉特邦大规模流血事件中, “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实际就发挥了“冲锋陷阵”的作用。该组织提出了“穆斯林印度化”和“基督教堂本土化”等口号, 其实质是以印度教文化去同化其他宗教。“国民志愿服务团”的这些做法其实是一条极右的思想路线, 不符合印度的国情, 也不符合印度社会发展的需要, 引发其他宗教信徒的不满。

印度人民党坚持了“印度教特性”的理念, 但与“国民服务志愿团”又有所不同, 因为印度人民党淡化了教派色彩, 体现了更多包容性, 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莫迪政府并不一味煽动教派主义情绪, 而是主张遵循宪法, 按宪法办事, 坚持改革开放,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建设“新印度”。这一世俗主义道路, 既发挥了印度教这一最大社会群体的作用, 又兼顾了其他社会群体和文化传统, 特别是满足了印度崛起后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要求加快民族复兴、把印度建设成为“有声有色”世界大国的愿望。莫迪政府的这些举措不仅符合时代的要求, 更符合印度的国情, 而且有利于印度制止暴力冲突、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所以, 把印度人民党理解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党并不十分准确, 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民党就消除了教派主义思想。一些印度人认为, 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党仍然把鼓动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赢得支持和加强权力的手段。例如近两年印度将几个邦的屠牛和食牛肉的行为定为非法, 就严重损害穆斯林的利益。

如果从社会建构方面看, 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由于印度对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实行差别性的不公平政策, 人为地将族群建构为“我”和“他者”, 对“我”采取偏袒的政策, 用有色眼镜看待“他者”, 并在对恐怖事件进行调查时对“他者”采取先入为主的怀疑态度。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者”产生被剥夺感, 进而使“他者”中的一些极端分子采取报复社会的行为, 导致国内安全的威胁外化 (externalization of the threat) 。这种威胁外化不仅反映了把穆斯林作为外来者的建构, 也反映了印度将各邦整合为一个统一国家认同的困难。特别是在选票政治背景下, 这些思想往往成为“限制”某些邦政府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制止暴力冲突的阻力, 并使极端势力不断发展。例如古吉拉特邦官员就曾用无法控制印度教情感来为印度教教徒屠杀穆斯林的行为进行辩护。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印度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 其先驱们把印度教民族主义作为动员工具, 宣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宗教”, 引起穆斯林对独立后命运的担忧, 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 相互斗争和冲突, 最终导致英属印度独立的同时分成两个国家。在历史上, 穆斯林统治者曾屠杀印度教教徒并破坏印度教寺庙, 但印度的一些右翼组织也曾煽动印度教教徒对抗穆斯林甚至屠杀穆斯林。直到今天, 印度的一些政党、政客等也常煽动印度教教徒对抗穆斯林与基督徒。

值得关注的是, 印度的伊斯兰运动并非都是要“去印度国家化”。在二战时期, 印度穆斯林联盟曾经与国大党结成联盟争取国家独立, 统一的国家主义号召得到许多穆斯林的同情和支持。独立后穆斯林社区多次成为国大党的“票仓”, 至今穆斯林社会仍然是印度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后穆斯林社区的“离心倾向”有被迫的成分。连印度著名外交家K.M.潘尼迦也承认, “大反叛 (指‘印巴分治’——笔者注) 以后的伊斯兰教舆论, 是受到政治恐惧支配的, 是为自卫而组织的。”

现在的问题是, 由于在宗教上的分歧, 以及印度教社会的排挤, 印度穆斯林社会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成问题, 特别是在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涌起的今天, 印度教社会的宽容度并没有显著上升。这种情况引起印度国内部分学者的担忧, 他们甚至将印度教极端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称为“纳粹组织, 将印度人民党的执政称为‘法西斯统治’”。而在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 印度教教徒被歧视, 有人称“印度教教徒是穆斯林的敌人”。在印度, 穆斯林又被歧视。由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和传播, 也使印度产生了许多极端思想。印度教认为, 所谓穆斯林存在的异质性及其本质上具有威胁性质, 在印度已成为一种普遍共识。在《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颁布后, 这一社会偏见还进入法律领域。虽然《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法》的一些内容2004年被新当选的联合进步联盟废除, 但该法所表达的逻辑仍然存在于很多方面。在实践中, 对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仍然存在差别对待, 实行双重标准。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建构。这种带偏见的社会建构给族群整合带来负面效应, 也给社会的和谐带来不稳定因素。因为它严重割裂了社会, 加剧了各族群之间的对立, 而各族群之间的对立、充满宗教偏见和仇恨, 又往往以恐怖袭击为手段来表达自身诉求或发泄不满, 从而引发社会局势动荡。在此情况下, 印度穆斯林社会被迫渐行渐远, 这给印度族群整合带来越来越大的难度。

随着印度改革力度的加强、经济的崛起以及全方位的开放, 一些传统的社会陋习将不断改变, 各民族交往交流将进一步加强。而民族交往的增加会促进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取长补短, 从而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从长远看, 印度的真正崛起取决于印度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精英的智慧, 取决于印度宗教社会能否在更为包容、进步的环境下发展。

本文转载自“反恐研究”微信公众号2021年11月2日文章

本文载于《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原标题为《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涉印恐怖主义》

作者安高乐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度所副研究员；陈利君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宋海啸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度所副研究员

本期编辑：陈安澜 叶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