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ARDS定义为合并有呼吸困难、氧疗难以纠正的低氧血症以及肺顺应性降低，X线胸片有广泛渗出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在随后的20年中ARDS这一概念在临床诊断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有人发现这样的描述并不能精确识别所有的ARDS患者，许多患者只是简单的呼吸衰竭，也被诊断为ARDS。1988 年Murray等对ARDS的定义进行了延伸和补充，从4个方面对肺损伤进行了评分，包括胸片、低氧血症的程度、呼气末正压通气(PEEP) 水平及肺的顺应性。随后的许多研究中使用了这一评分，但对于ARDS 来说其特异性并不高，心源性肺水肿的患者也可能误诊为ARDS。

随着对ARDS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1992年美国欧洲联合会议(AECC) 对ARDS作出了新的明确的定义：突然发生的呼吸困难，X线胸片提示两肺渗出，严重的低氧血症，除外心源性肺水肿，急性肺损伤 (acute lung injury，ALI)定义为PaO2/FiO2 (P/F) ≤ 300 mmHg，ARDS定义为P/F ≤ 200mmHg，不考虑PEEP水平及吸入氧浓度。AECC定义公布后很多临床研究采用了这一诊断标准。AECC诊断标准在急性肺损伤与ARDS的鉴别、急性肺损伤的时间标准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在胸部影像学结果的判读上也存在变异性，而且当呼吸机设置不同时P/F也会有不同。研究显示应用 AECC标准诊断ARDS，准确率不高且不能准确的预测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

从病理学来看，ARDS的本质是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DAD)，包括Ⅰ型肺泡上皮细胞和肺血管内皮细胞破坏，肺间质纤维化，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增生，临床诊断标准并不能反映ARDS本质。研究表明，以DAD为参考标准，AECC定义只能识别75%的ARDS患者。同样以DAD为参考标准，符合柏林定义的ARDS患者中也只有约60%存在DAD。DAD 是ARDS 组织病理学的重要标志，临床上可能有许多疾病与ARDS表现类似，但组织病理学上有根本区别，如弥漫性间质性肺炎、肺栓塞等。

ARDS病因不同，其病理表现也存在一定异质性。研究表明，肺内原因如肺炎/误吸或者肺挫伤等导致的ARDS可能更易出现肺纤维化，因为这些病因可能导致肺泡上皮细胞损伤，而肺外原因如脓毒症所致的ARDS更易导致肺血管内皮细胞损伤。随着ARDS严重程度不同，DAD的表现也存在差异，研究表明重度ARDS更易出现DAD，但ARDS严重程度与肺纤维化的发生并无相关性。

DAD与ARDS患者的预后相关，研究表明存在DAD的患者病死率明显升高。DAD对于ARDS诊断非常重要，但ARDS并不等同于DAD，不同病因的ARDS其DAD的发生率也是不同的。ARDS的临床诊断标准与病理学诊断标准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需要结合临床与病理诊断。

目前虽然有多种生物标志物被证实与ARDS发病相关，但依据特异性生物标志物诊断ARDS 仍面临挑战。首先，与急性心肌梗死不同，ARDS是一组临床综合征而不是单一的疾病，是一个复杂的病理生理学过程，寻找一个可靠的生物学标志物并不简单；其次，理想的生物学标志物能够预测存在危险因素的患者发生ARDS的可能性，并能够鉴别ARDS与其他疾病如心源性肺水肿。早期的研究中提到的几种标志物如白介素(IL)-6、KL-6、CC-16在进一步验证时并不能证明其有效；第三，想要获得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标志物，必须能够获得大量患者标本及谨慎的筛选对照组，需要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其敏感度及特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