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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标志着中国的国家安全认识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离不开广泛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历代战略思想宝库中，维持政权安全稳固、实现天下长治久安的论述十分丰富。历代高明的统治者治理国家，大都注意居安思危，针对不同时期国家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综合运用文武两手策略，调节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政策，实现政权稳固、社会安定和经济文化繁荣发展。虽然古代没有“国家安全”这一名词概念，但这些安邦定国的思想正是今天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渊源。总体国家安全观吸收和借鉴了优秀传统文化中仍具有时代价值的治国安邦的智慧，运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中。
一、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继承“居安思危”思想
中国古代由于统治者思想麻痹造成政权颠覆的事件数不胜数，无数惨痛的教训使古人很早就明白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系辞下》)的道理。总的说来，“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周易·系辞下》)要能做到居安思危，统治者必须克服麻痹思想，看到事物运动正反两方面的辩证关系，对可能的危险性保持高度警惕。我们还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经典文献中找到国家安全思想的有关论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不思祸，咎无日矣。”（群书治要·周书）“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告诫当政者在安定的时候不要忘记危险。要“治之于未乱，备之于未形，为之于未有，防患于未然。”（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于安思危，危则虑安。”（《战国策·楚策四》）等都有相同的意思。正所谓要时刻警惕自己，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的谨慎态度，才会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古代“居安思危”思想主要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明·朱伯庐《治家格言》)“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北宋·欧阳修《新唐书·魏征传》）所以，中国历代高明的统治者都把居安思危作为寻求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具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当今，虽然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题，但习近平总书记在基于对我国所处的新的世情、国情、党情的严峻形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烈的忧患和危机意识，强调国家安全工作要做到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把握国家安全的主动权，防范各种风险因素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由可控向失控转化，将不利于国家安全治理的消极因素可能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内。
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发展了“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思想的精髓。以民为本思想最早发端于商周时期，夏桀、商纣由于轻民、暴虐而导致夏商覆亡的史实，为以民为本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反面教材。西周，以民为本思想得到初步发展，周初的政治文诰可以找到关于如何重民治民的阐述，如：《尚书·五子之歌》中记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激荡下，先秦诸子百家对以民为本思想作了殊途同归的阐释，实现了民本意识的理性化。孔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他主张“亲亲而仁民”。“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孟子和荀子把孔子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进一步提升了“民本思想”的价值。孟子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主张将民置于国君之上，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不要忽视民众的力量，民心之向背影响着国家的兴亡，统治者地位的安危。“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荀子对“民本”作用的见解更为深刻。他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同时，这种民本观也是兵家经国治军思想人文精神的体现。兵家实施治国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要争取民心，利用民力，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参与战争，建设国防的积极性。“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老苦则为之悲。”(《说苑·政理》)“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子以自为者，众去之。”(《淮南子·兵略训》)可见，兵家同儒家一样，也认为民众在国家事务中处于重要地位。古代民本思想的的众多论述体现了人民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虽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思想家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都赋予民本思想时代含义，有一定出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局限性，但其所体现的爱民、亲民、为民的核心理念都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决定作用。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民本思想批判性的继承，体现的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民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刻阐述了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辩证关系，清晰阐明了“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三、“统筹发展和安全”蕴含“国富兵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理念
富国强兵一直是中国古代王朝治国安邦的实践主题，国家富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也是强兵的重要保障，军队建设和军事发展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尤显重要。只有国富，才能强兵，这一思想源于夏、商、西周时期，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对国富兵强思想论述最为详备者应首推管子。他认为“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管子·治国》)发展经济和富民是富国的关键。“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在富国的基础上，法家提倡强兵，这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条件，也是国家强大的重要标志。“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管子·重令》)“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管子·制分》)这些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另外，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主张全面看待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中国历代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并非单纯局限于军事手段运用，而是综合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领域的斗争措施，文武并用，刚柔并济，相得益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经常出现政治联姻、军事威慑、外交盟会、经济互市、教化相习等，不管手段方式如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增强诸侯国自身实力，提高争霸兼并斗争的安全系数。《孙子兵法》在讨论战争因素时提出“五事”、“七计”便包含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等多方面内容。《尉缭子·兵令上》中“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把军事与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策略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所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维护国家安全，注重辩证思维，强调系统地、整体地、全面地看待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特征之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坚持系统观念，实现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四、追求“共同安全”体现“天下大同”“和合”思想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世界各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和危机，有着共同的责任和担当，共同安全与自身安全休戚与共，需要在世界总体安全这一思维模式下良性互动，在互利共赢中维护自身安全，实现协调发展。中华民族受农耕文明影响，形成历来追求稳定与和平、不喜扩张、注重防御的安全战略，“和合”文化是中国处理内政外交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安邦定国、对外交往的文化立足点。早在《尚书·尧典》中出现的“协和万邦”思想，便体现了中国人对和平的价值追求，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古人看来“中国”与周边部族之间是一种共处于“天下”的关系，华夏中央王朝和周边部族之间，前者基本遵循一种“恩威并施”，以“恩”为本的模式，后者基本沿袭一条接受、学习中华文明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道路。虽然也发生周边民族入侵或中央王朝对外征讨，但古代政治家在“战”与“和”的选择上总体还是倾向于“和”，在不得不战时采取“以战促和”，在实现“和”以后特别强调“恩”“德”的教化和影响作用。这种观念最大限度地促进了民族融合，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最高理想——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和合”思想博大精深，它包含自然秩序的和谐，社会秩序的和谐发展，最后上升为国家间秩序的和谐发展。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以及“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的主张，体现了要以交往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这样才能使自己安全。儒家主张治国经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坚持“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孔子的至理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里“和”是君子之道，“同”是小人之道。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德”为据的儒家在表明对无原则的“同”反对的同时，将“和”视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论语·学而》)“和”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是各种事物、因素相互作用、均衡共存的一种状态，是不同事物的多元化统一，而非单一事物的简单叠加。承认事物差异性是达成“和”的前提条件，而这种均衡、共存就需要作为和谐整体组成部分的各种因素相互配合，相互付出，反射到人际之间就是要求人们相互谦让，尤其要从自身做起；“和而不同”的理想国家安全观则提倡国家之间彼此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以期实现“天下”范畴内各个安全行为体之间相融共生和共同发展。针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不安全客观现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不仅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安全的呼声。
供稿：中共济宁市委党校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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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光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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