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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

卡夫卡诞辰140周年

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

弗朗茨·卡夫卡

今天是布拉格犹太人、保险局公务员以及作家弗朗茨·卡夫卡博士的生日，他给后人留下了《城堡》《诉讼》《变形记》等经典作品。他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2022年是卡夫卡《城堡》诞生的一百周年，广西师范大学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丛书”即将推出广受赞誉的《卡夫卡传》三部曲（首推《关键岁月》和《早年》）。在《卡夫卡传：早年》中作者莱纳·施塔赫查阅诸多尚未公布的手稿资料，重现《一场斗争的描述》《乡村婚礼筹备》《观察》等文学试验，细数语言才华，教育经历，性心理、新技术、朋友圈等成为卡夫卡的条件，描绘了天才初登的舞台布拉格。

卡夫卡的内心图像与文学作品之间到底存在着何种关联？卡夫卡又如何找到进入集体噩梦的通道？《致父亲》作为卡夫卡早年最重要的自传性资料,似乎正是他一生受制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证据。施塔赫试图解读这封一百多页的长信，展示权力、恐惧、孤独这三大母题在作家童年时就扎下的根。

卡夫卡在《致父亲》中，

隐藏了权力、恐惧、孤独三大母题

文 | [德]莱纳·施塔赫

来源 | 节选自《卡夫卡传：早年》

01

“当然想到了弗洛伊德”

小说《判决》第一份手稿首页

尽管卡夫卡试图与心理分析保持距离——卡夫卡写过，跟心理分析打交道并不令人愉快，他要尽量远离它——但他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当然想到了弗洛伊德”，这是他对自己刚写完的小说《判决》进行分析后写下的笔记，尽管这些念头只是非常少地明确浮现出来：他也跟开放的市民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心理分析的全面入侵，尽管他并没有去了解这一新兴理论的各种分支，而是主要接受了当时已经渗透到常识中的那部分。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无意识的幻想、需求和冲突，这些东西有可能控制甚至征服他有意识的思考和体验，直至让他完全失去自主性。长篇小说《诉讼》中最具创造性的成就就是，非常形象、可信地描绘了这种无意识动力的冲击，以及“我”如何变形为一个多孔的背景：借助动作、身体反应、无心的影射、失误、自我矛盾和叙述者精心设计的提示。同样，很难想象卡夫卡对梦境的精细记录过程中没有心理分析的精神在场，他的作品中有大量梦幻逻辑的段落，其中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的连续性，统统被一种令人震惊的必然性所悬置。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估计他也只是从马克斯·布罗德的讲述（后者于1911年研读过这本书）中有所了解。然而，卡夫卡却以同样的严肃性记录和讲述了自己的梦境，仿佛那是真实的经历，卡夫卡非常了解梦境的存在性象征特点，所以他默认他的通信伙伴也能同样理解。有时候，卡夫卡似乎只是为了储存而记录他的梦境：他没有钥匙，但他坚信，一定存在一把钥匙，并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它。于是，他在笔记本和信件中汇集了大量素材，保留下来的梦境记录汇集起来，几乎有六十个印刷页。

卡夫卡后期认真着手进行了自传写作，并且与心理分析产生了分歧。当他面对自己长期的、不成熟的与家庭的纠缠、特别是对父亲的爱恨交加，他坚定地避免使用心理分析的词汇，但越是如此，他越是被迫“想到了弗洛伊德”，他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到自己有时候对那“该死的心理学理论怪圈着了魔”。就连仅从报纸粗略的介绍中了解心理分析研究结果的人都知道，心理分析的核心是“俄狄浦斯情结”，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一个人的心理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克服这个无法避免的、在每个社会环境中都同样存在的矛盾。毫无疑问，卡夫卡脑子里想的是，这一核心论点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他自己的情况，他与最知心的朋友们讨论过他的思考结果。因为，尽管心理分析的解读尝试和诊断让他很受刺激，尽管心理分析貌似非常先进并且具有时代特点——尽管如此，但他一直不认为心理分析是理性的。“心理学就像读镜子里的文字”，卡夫卡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总结自己的批评，“也就是说，很费劲，至于得到了什么正确结论，似乎有很多结果，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当然，最令他反感的是还原论,是对科学体系的固执信任。卡夫卡不相信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能借助理论概念解释清楚，更别说解决问题了；既不可能在心理学领域、也不可能在社会和政治领域解决问题。让卡夫卡痛苦的感觉是感觉到自己是个落伍之人，是个老小孩，快四十岁了还没有达到一个成年人的独立和社会责任，还陷在这个无法解开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家庭纠缠中啃老——面对一个心理分析医生，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吗？这真的能揭示他心理世界根本的东西吗？在父亲之外，是否有一个世界？一个父亲之前的世界？

02

弗洛伊德式的父子关系？

卡夫卡的父亲和母亲

《致父亲》作为卡夫卡早年最重要的自传性资料，已经被无数次引用。对有些读者而言，这正是他一生受制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证据：儿子早就在二人对决中失败了，但他一直拒绝离开角斗场。然而，强度和角度让人产生了错觉，卡夫卡的《致父亲》不是心理分析意义上的自我剖析，它是对一种重要的真实关系描述，同时也是对想象内容的描述。写下这些是希望能通过双方的解释和澄清，使两人间的关系得到稍许改善。

这封信的核心内容是说，赫尔曼·卡夫卡对儿子没有丝毫理解——但不是出于漠然或者恶意，只是因为他太不了解孩子的本性了。他感到失望，认为这是反抗、孤僻、苛求和敏感，尽管他的妻子尤利娅已经做出了最大可能的让步，似乎还是会惯着这些性格特点，但是卡夫卡问道，有必要让一个如此不被理解、甚至被拒绝的、他自己都不理解自己的孩子成人吗？也有许多父亲对自己的儿子深感失望，并且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哪怕是一个心理粗线条的孩子，也会在遭到一个如此专制父亲的拒绝时感到痛苦。但是，这个伤口会慢慢愈合，甚至可能会减轻未来道德上剪断脐带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卡夫卡这里，一切都是未决的、有争议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为何如此？

……我这个样子，（当然,除了天性和生活的影响外）是你的教育和我的顺从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仍然让你不满意，你下意识地拒绝承认这是你的教育结果，原因就在于你的手和我的材质彼此不合。……我又要小心翼翼地说，我就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你只是加强了我原有的东西，但是你加强得太多了，因为你在我面前太强大了，使用了所有权力。

卡夫卡的指责不是“我是你把我塑造成的样子”，他说的是“你用我原来的样子什么也做不出，你对我原本的样子不感兴趣，你觉得我都是毛病，所以你不赞许我、不承认我，连一点点自信都不给我”。孩子获得父亲鼓励性微笑的唯一可能是，再现父亲的样子——卡夫卡自己用了一个粗俗的比喻——像一只被驯服的猴子一样假装得高高兴兴，行军、敬礼、唱军歌，学它主人的样子说话，吃饭时像它的主人那样狼吞虎咽。如果能完全否定自己，那么，让这个万能的人高兴并不难。但是，没有哪个孩子能够完全否定自己，哪怕片刻，他们总是试图用另外的、他们认为更有意义的，也就是“幼稚的”成就给人留下印象。但是，用这种方式在赫尔曼·卡夫卡那里什么也得不到。“一个事件”，他讥讽地说，用手指敲着桌子叹息道，“给自己买点儿什么吧。”

尽管如此，卡夫卡还是认为，必须从道德上减轻父亲的罪责，因为他也只是“加强了我原有的东西”。这句话并不是什么外交辞令，它完全是卡夫卡的真实想法。当然，他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考虑到他所有的性格气质，包括好的和坏的，而只是想到了那些他不断归咎于“天性”和“生活影响”的负面气质。那些父亲不喜欢的气质，都来自吕维家族的遗传：脱离现实、性格内向、胡思乱想。卡夫卡对此毫不怀疑——他知道自己在这一点上与父亲看法一致——他性格中有一部分压抑的气质遗传自母亲一方，这从一开始就使他没有能力贯彻卡夫卡家族的生活和经商意志。此外还有一些“影响”，而父亲最多也只是负有间接责任的。所以，在《致父亲》中，卡夫卡没有明确表达，尽管这对卡夫卡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童年早期动荡的世界、不断变换的身边人和地点、母亲的缺席、缺少可靠的反馈。卡夫卡没有对父亲说，但是对第三者说过，每当他试图唤起对童年氛围的记忆时，首先感觉到的是孤独。这个世界不是让人舒服的“温暖”，对于渴望确定性和安全感的人来说，这个世界绝对没有故乡的感觉，这种体验在卡夫卡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还早在父亲的暴政完全发挥作用之前。对父亲的畏惧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回声。因为，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存在如此多的畏惧，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可以追溯到弗朗茨作为家中第一个孩子到处被炫耀、被拍照的那个时候。到了后来，才有个魔鬼让父亲认识到，恐吓和逐出是可以制服儿子的最有效手段。这个儿子的目光越来越陌生，正因如此，这个儿子让他非常气愤。

有一天夜里，我哭哭啼啼地不停要水喝，当然不是因为渴了，一半是可能为了气人，一半是为了给自己解闷。在你的几次严厉威胁未能奏效之后，你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拉到阳台上，锁上门，让我一个人穿着背心站了一会儿。我不想说你做得不对，也许不这样做，那天夜里就没法安静下来，我只是想用这件事说明你的教育方式及其对我的影响。在那之后，我就听话了，但是，我的内心因此受到了伤害。毫无疑义地要水喝是理所当然的，被拉到外面令人非常畏惧，我的天性永远无法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好多年之后，我还会想象，那个巨人，我的父亲，那最高权威，会毫无缘由地过来，半夜把我从床上拽到阳台上，我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这种想象一直折磨着我。

卡夫卡在“阳台”（布拉格的住宅上经常能见到这种朝内院的外廊）上的经历，非常有理由被看作他心理传记中的关键场景。单单那个画面——那个几乎裸体的孩子，在夜幕下，站在父母反锁住的门前——就足够立刻说明卡夫卡世界中那三个根本母题：权力、恐惧、孤独，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最高权威”的权力令人畏惧，不仅因为它具有绝对的、包括身体上的优势，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是无法预计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也不知道它将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爆发。弗朗茨能够稍微确定的只有，这种权力并不以身体的痛苦为目的。因为，尽管父亲多次威胁要揍他——有时候甚至大喊大叫、急赤白脸，解下自己的裤子背带要当鞭子用——但是，父亲几乎没有真正动用暴力。可是，他会利用他充斥了整个房间的优势，孤立、鄙视和逐出弗朗茨——一般是用充满讽刺和责备的语言，至少有一次也动手把弗朗茨扔了出去。

父亲有权力让儿子感到孤独：这是父子俩几十年对峙的核心，这是父亲要直接负责的部分。不过，《致父亲》中也没有隐瞒，这道伤痕在弗朗茨两三岁的时候已经非常深了，没有人再能弥合它。当然，那个逐出的动作也是很迅速的，父亲已经想好了，为了达到最大效果，他不仅把儿子从父母的卧室扔了出去，而且扔到了住宅的门外，扔到了外面的阳台上，那是通向邻居住宅的过道,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我的内心因此受到了伤害”，卡夫卡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是真实可信的。然而，三十多岁时，他明白了，那天夜里，父亲并不是造成了一个无法愈合的伤痛，而只是利用、扩大，且因此从根本上揭开了他的伤痛。

一个外在的、意料之外突然发生的不幸，揭露了一个没有意识到的、但早已存在的、更深刻的不幸：这个独特的、常常是令人震撼的阐释过程，卡夫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展现——如此经常且如此彻底，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卡夫卡心理世界最深处、最折磨他的母题。因此，《变形记》一方面瞬间就将主人公格雷高尔·萨姆撒置于对自己家庭的不幸依赖中，同时又让他与家庭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距离，读者面对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甚至是荒诞的事件。然而，小说第一句话中就出现的灾难所激起的尘埃刚一平息，读者就能清楚地看到，那种依赖感和无归属感其实一直都存在，变形这件事打碎了社会表面，让已经腐烂的内核更加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诉讼》更是完全依靠这个思维比喻：这里，小说一开始，谜一般的逮捕引起的恐惧，很快就被另一种持久的不安所覆盖了。跟他那个推销员亲戚萨姆撒一样，银行襄理约瑟夫·K 一开始是个受害者。然而，随着情节的展开发现，他所遭受的打击既不是没有意义，也不是完全没有征兆。这次命中注定的打击，这次貌似毫无缘由的逮捕以及由此给他打上的标记，恰恰击中了约瑟夫·K 最疼痛之处：它强迫他进行自我反思，并修正自己的自我形象。那个神秘的法庭使他的生活陷入无序，但也正是这个法庭，迫使他思考一个问题：他迄今为止的秩序是否花费的代价过高了。完全无法想象，约瑟夫·K 或者格雷高尔·萨姆撒曾经幸福过，或者知道幸福是什么，所以需要有一个灾难，让他们贫穷的自我能发声。

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鸿沟进行远程心理分析是很困难的：不仅缺少分析过程所必需的本能理解的维度，以及阐释和自我阐释之间的反馈；影响更大的是，因文化差距而产生的阐释阻力，这种阻力即便是对完备的历史移情能力而言，迄今为止也是无法克服的。这首先是指气质、象征形式和日常实践活动，如何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印入人的无意识，它们如何塑造个人的历史并最终让个人的历史发声——或者沉默。

如果分析对象特别具有语言天赋，甚至留下了文学作品，那么他的形象虽然会更加立体、强烈和感性，但是对他的解释必然不会更简单。恰恰相反：文学文本总是能提供一个额外的文化维度，也就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维度，对于作者已经使用的美学形式和叙事规范，读者也必须了解，才能理解作者的行为。哪怕文本中有许多“自由联想”、哪怕作者具有极度个性化的风格，也是如此。在这方面，卡夫卡在文学史上不仅是最著名的、也是最极端的例子。他具有进入心理深层的能力，能找到进入集体噩梦的通道，这种能力与把控语言形式的绝对意志结合在一起。这在他身上非常典型——每封信、他的日记中随便一页都能拿来做证据——他在进入文学殿堂之前，就已经完全是用文学式思考、说话、书写，甚至有时候文学式行为了。作为一个心理分析案例，卡夫卡会非常有意思；不过，分析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他所面对的不仅是通常要克服的那些压抑、延迟或者理性化等机制，而是还有一种完全有意识的、时而有控制的、时而习惯性的语言化和审美化策略。从进入卡夫卡的世界起，不管是否愿意，心理分析就踏上了一片陌生的疆域，如果不尊重语言自身的规律和审美形式，心理分析在这里将不会有任何重要的“揭示”，它只能停留在分析对象的自我认识层面之下。

03

我不能走进未来，只能跌进未来

弗朗茨·卡夫卡的中学毕业照

卡夫卡对安全感的追求，与他没有能力进行长期计划之间的矛盾，估计原因在于一种无法修复的、对世界的不信任感。在一个充满了短暂现象和易逝关系的环境中，只可能有一种确定性：那种瞬间的、需要不断重新验证的确定性。每一次对未来的思考，都会让人立刻意识到未来的不可控性，因此不寒而栗。所以，卡夫卡很难遵循一种成熟的安全感方案，也就是说，他不会为了获得长期的安全感而去承受短期的、可预见的风险。尽管他比他周围的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心理状况和社会状况，尽管他对于如何出现了这种状况有更加详尽的看法，但是，他以一种循环出现的方式体验现状，因而现状是永恒的。所以，在卡夫卡的存在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作为保险公司的职员，他必须贯彻一种全面的、抽象的安全观念，这种安全观是以一个基础牢固的世界为前提的，但是，他自己却根本感觉不到对于掌控未来的可能性。一旦他直接面对这个矛盾——在他与菲丽丝·鲍尔的关系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会以自我认识的方式作出反应，但实际上完全无用。“我当然是毫无计划的，根本没有前景”，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不能走进未来，跌进未来、滚进未来、跌跌撞撞地进入未来，这我可以做到，我能做得最好的是躺着不动。但是，计划和前景我真的没有，如果我过得好，那我就只想着当下，如果我过得不好，我就诅咒当下，怎么会有未来！”

期待只依靠心理分析就能解释，那个孤独的长子弗朗茨，如何成为终生与神经官能症症状作斗争的卡夫卡博士，这种想法显然是幼稚的。尤其是，如果认为凭借心理分析的指南针找到他无意识中最隐秘、最深处翻滚的源泉，就能解释卡夫卡的精神创造力、他依靠语言和在语言之中的生存、他对自我理解和自我虚构的掌控能力，那就更是异想天开了。这样的尝试——萨特用福楼拜的童年做了极具说服力的演示——需要更多的人文科学方法，结论也不会是简单的因果关系链，最多是对那个时代一个极有天赋又极其敏感之人心理社会的形成、个人意识形成过程，进行令人信服的描述。

不过，心理分析有理由坚持说，复杂的、不同寻常的或者“天才”式的人，在治愈过程中也会表现出一些典型的冲突线、症状和策略，使他们具有可比性，所以可以在赞赏和感受他们之余，也可以看清楚他们：这是针对神秘化卡夫卡的一剂解药，卡夫卡有时候会陷入一种自己意识到的绝望中，并把自己描写成一种这世界上还没有过的生物。荒诞的是，有一系列心理分析的案例描写，与卡夫卡非常接近——并非有意如此——并且对上面提到的可比性做了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的展示，然而这些案例分析在相关文献中相互之间完全没有关联：二战期间出现的关于遗弃型神经症研究，奠基人是法国瑞士精神分析师热尔曼·盖克斯，皮亚杰的一个女学生。盖克斯在实践中经常遇到早期童年的、明显早于俄狄浦斯时期的障碍，所以她认为，有理由把这类临床病例归纳为一种还未被描述过的神经症类型。这个新的概念，被拉普朗什和彭塔利斯的心理分析词典收录，得到了业内高度重视。但是，盖克斯没有进行严肃的实验，因而无法对她（共同）发现的神经症从元心理分析学方面进行有力的论证，或者至少用婴儿研究方面已经很确定的结论进行调整。她也没有发表其他的案例，所以，她的研究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相关外行中，比在专业分析师那里获得的赞誉更多。最终，她考虑到自己研究中的理论缺陷，在后来再版时用了另一个不太有约束力的标题：《遗弃综合症》。

盖克斯显然不知道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否则，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让这个深受不稳定关系和遗弃恐惧折磨的人的内心展示为她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论服务。实际上，她提出的“遗弃者”的临床表现，和卡夫卡的心理社会表现特点之间，确实存在惊人的相似性。盖克斯写道：遗弃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对与他人的关系提出绝对的要求，目的是融为一体——全部或者什么都不要——但是经验告诉他，完美的、毫无阴影的共生只能在梦中出现。他把这一两难困境的过错归咎于自己：他根本不值得爱，如果他被人爱上了，那对方一定是不幸看错人了，他会不断通过精心策划的“测试”来证明这一点。遗弃者对情感的感受很强烈，他在感情上不会感到满足，他不能忍受相对的东西，如果给他机会，他很容易从善良变成暴虐。但是，他不索取他需要的，而只是等着别人给他：按照盖克斯的观点，这是一种被动的、“受虐”的态度，当然会导致失败，并再次证明其负面的自我形象。总体而言，遗弃者固守着一种防御性态度，避免公开对抗，心理冲突会表现为身体的病痛。他对不幸有更敏锐的感觉，他逃避自主和责任，但他会对周围环境观察非常仔细，会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和不可思议的、到处寻找“象征意义”的敏感性。他会高估别人——高到他完全不能对对方产生恨意——但认为自己是被排斥的、不属于大家的、多余的。而且他还会选择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任何一个突然的开始，都可能引发对伤害和失望的强烈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控制他，阻碍他生活。

跟卡夫卡一样，盖克斯也认为，这种障碍不能仅从童年早期的创伤经历中进行解释。重要的是，患者对不安全感、失败和被抛弃感的体验和解释是创伤性的。根本不必发生父母对他身体方面的侵害，或者真正的被抛弃的灾难，只需要在特定经历中聚集并形成恐惧、不安全感和畏惧感，就足够了——成年人能回忆起这些经历，并在其中寻找他们现状的原因，仿佛它们真的造成了心理创伤。这种把最坏的畏惧当成真事、并由此才意识到这些畏惧的体验，盖克斯称之为“催化创伤”——这个概念，在卡夫卡浓墨重彩描写的那段在阳台上的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4

文学作为反攻的工具

给胡戈·贝格曼的毕业纪念册题词，1897 年

不过，盖克斯在这里已经走到了她启发式方案的尽头。不断重复叙述这类创伤并说明其意义，很可能就是“典型的病态”，也许抱怨的语气还会流露出自怜和报复的欲望。但更重要的是——卡夫卡用文学方式写就的《致父亲》极其尖锐地展现了这种转变——曾经的被抛弃者和在这一点上无法解脱的被动伤心者夺回了对自己生命的阐释权。他塑造了自己生命的故事和他自己；他知道，在语言的、比喻的和审美的形式中，他有机会毫无羞耻感地向其他人展示自己。

心理分析是否拥有理解这种反攻的工具？从未经加工的原始体验，到越来越精细加工过的、承载了意义的经验世界，这个过程就是动力，其意义是在卡夫卡去世很久以后才被完全认识到的。那么，这种小婴儿就从对他而言生命攸关的人际关系中勾画出来的“内心工作模式”，就是关系理论中最根本的设想。心理分析学者爱蒂·雅克布森从五十年代开始，发展出一种（至今为止依然很有影响力的）心理“表现”理论。

她的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描绘心理经历的过程，也就是说，外部现实如何转化为内部现实。但是，外部世界的心灵模板，不仅仅是简单的反射。即便是在小婴儿那里，它也是对杂乱和丰富的外部世界做出的积极的、有建构意义的回答，而对这些心灵模型进行不断组合，并能像在内心家园一样在其中活动，这种能力，在外部世界越不可预测的情况下就愈发重要。卡夫卡的书信和日记让我们认识到——在这种意义上，卡夫卡的书信日记的确是独一无二的“案例”——他牢牢抓住一个显然很早时候对内心影响很大的事件，并以罕见的方式不断细化，最终赋予它一个审美形式。尽管本能的文学创作活动是模糊不清的：卡夫卡遗留下来的笔记中，关于促使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恰恰要放到时间的放大镜下仔细研究，这种强大的动力，在读者的情感中找到了回应，读者觉得卡夫卡的任何一句话都能把人带到文学天地中。对于一部从心理分析范式出发的卡夫卡传记，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展现出，在他最早试图赋予世界一个内心图像的尝试，和他文学作品的巅峰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从没有中断过的创作行为的连续性。当年，那个摇摆不定的世界施加于小弗朗茨的压力，使他想象出救生的内心模式，这种压力，在成人后的卡夫卡身上一直没有减少。他把这种压迫感转化成一种具有形式感的有意识意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都在采用这个策略。尽管他有各种抱怨——他尝试用这样不可思议的实际行动抚慰他认为充满敌意的世界——这种策略让他成功了，而且非常成功，以致于他只能以此衡量他的所有选择：工作、友谊，甚至对女人的爱情。如果相信他自己的个人神话，那么他是从生活逃到文学中去了，而且是没有归路的。但是，如果反过来想，如果文学是他唯一能走的归途呢？

从他作为孩子和少年开始所写过字的纸（包括学校的作业本）上，只留下了一句意义深长的话，那是他十四岁时给一位朋友的纪念册题写的。至于说卡夫卡那么早就能非常明白，他从那不安定的、被不断出现的离别所标记的童年世界中得到了哪些心理负担，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他所选择的文字,却用冷静的风格表达了这种影响，他不可能选出更好的文字了，几乎可以用这段文字作为他儿时生活的格言了。

偏偏是这段文字流传了下来：

有到来，有离开

有告别，却往往没有——再见

布拉格，11月 20 日

弗朗茨·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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