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为公众所知的真人真事，即相关人物和事件已经形成人物传记、或者被新闻媒体公开报道或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此种情况下，影视作品改编创作时，可以直接向原型人物进行采访和沟通，也可以依据已经公开的信息和资料进行改编创作。那么此时，除了原型人物本身享有的权利之外，还涉及到哪些权利？在获得原型人物授权许可的基础上，是否还需要获得其他权利主体的授权？本文仅从改编所依据的内容来进行讨论，具体如下：

1、根据时事新闻进行改编无需获得作者授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著作权法不适用于时事新闻。也就是说，时事新闻不属于作品，不享有著作权。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是依据单纯的时事新闻进行影视作品的改编，不需要获得时事新闻作者的授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传播报道他人采编的时事新闻，应当注明出处。

《我不是药神》剧照

因此，如确系根据时事新闻改编，使用相关时事新闻的具体内容，或者改编后能够对应到相应的时事新闻报道当中，虽无需事先获得新闻报道作者的授权，但应当注明出处。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时事新闻，是指通过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的单纯事实消息。此种“单纯的事实消息”往往仅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等简要信息，仅为事实陈述，而不含有任何具有独创性的内容。

2、根据时事性文章改编，应事先获得相关著作权人的授权。

承前所述，“时事新闻”是指单纯的事实消息。但如果是根据时事性文章进行影视改编，则另当别论，需要获得时事性文章作者的授权和许可。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当文章中不仅包含“单纯事实消息”，还以单纯事实消息为基础进行了分析、评价、解读等，能够体现作者独创性的表达，就不再属于法律概念中的“时事新闻”，进而可以被认定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如：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在2015年8月作出的(2015)鄂江汉知民初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书中指出：“时事”是指“最近期间的国内外大事”，时事性文章是指在进行时事报道的同时夹叙夹议地对“时事”进行描述、评论，其语言较为严谨、理性、客观，其内容与当前受到公众关注的政治、经济、宗教问题有关，应同时具有时效性和重大性两大显著特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2018年3月作出的(2018)粤73民终1063号判决书中：涉案文章为南方都市报社记者对《关于组织辖区内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开展自查工作的通知》内容的介绍和评论，作者针对该通知相关内容采访了相关人员，体现了其对该通知的独创性解读和评论，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文字作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2018年3月作出的(2018)粤73民终1067号判决书中认为：涉案文章为南方都市报社记者对****事件的报导，作者以故事情节的方式对该事件的起因、进展以及后续处理等细节作了详细的报导，并对该事件的当事人进行了采访，体现了作者对该事件的独创性表达，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文字作品。

综上，时事性文章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故，如根据时事性文章进行影视作品的改编，则应取得相关作品著作权人的事先许可和授权。

需要注意的是，时事性文章依赖于时事新闻本身而存在，如果改编仅仅是利用了时事性文章当中所反应的“时事新闻（单纯事实消息）”，是否需要获得时事性文章作者的授权呢？

对于上述问题，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袁博法官在其文章《时事新闻改编成小说需要作者授权吗？》中认为：如果仅仅利用了时事新闻作品中反应的“新闻事实”（不包含作者的个性化描写、评论等），同样不需要作者同意或授权。

3、根据人物传记或自传体作品（如回忆录等）改编影视作品，应当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

根据特定人物的生平经历形成的人物传记或自传体作品首先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享有著作权。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使用他人作品进行改编创作的，应当获得在先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和许可。

但人物传记或自传体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其著作权并不当然归属于作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当事人合意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完成的自传体作品，当事人对著作权权属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没有约定的，著作权归该特定人物享有，执笔人或整理人对作品完成付出劳动的，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适当的报酬。因此，在原型人物与执笔人或整理人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著作权归属于原型人物。因此，对于人物传记或自传体作品进行改编，应首先确定作品的著作权人，并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