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事件的爆发是由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法籍犹太军官在1894年下半年被当作德国间谍蒙冤入狱引起的。起初，此事只不过是一起在法国当时到处弥漫着反犹排犹气氛的背景下出现的由军方制造的冤案。诚然，在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年，对事件真相有所了解、且富于正义感的新闻记者贝尔纳·拉扎尔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图书馆管理员吕西安·赫尔等知识分子首先站出来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但由于他们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因而他们的活动并未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德雷福斯案件也没有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德雷福斯案件之所以能演变为全国性的政治事件，这与在当时法国文坛声望隆隆的左拉的“介入”有着密切的关系。

德雷福斯蒙冤入狱的最初几年，左拉因埋头创作其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三部曲《三个城市》，对德雷福斯案件既不清楚，也没兴趣。直到1897年11月，拉扎尔向他提供了各种可靠的材料之后，左拉才确信这是一桩蓄意制造的冤案。强烈的正义感和一个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心使他不能袖手旁观。1897年12月初，在一次纪念巴尔扎克的晚会上，左拉当众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要求重审此案。与此同时，他还在《费加罗报》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向主张重审此案的参议院副议长舍雷尔·凯斯特纳尔致敬，文章的结尾是：“真理在前进，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它”。第二篇驳斥民族沙文主义者散布的谣言，他们污蔑为德雷福斯辩护的人都是犹太财团收买了的。第三篇揭露“无耻的报界”，斥责他们每天向读者灌输反犹太人的仇恨情绪。这些文章发表后，反德雷福斯派人士纷纷到报社抗议，致使《费加罗报》不敢再发表左拉的文章。于是，左拉在1897年12月14日以小册子的形式印发了《致青年的信》，劝告那些盲从轻信的青年应该头脑清醒，不要被人利用。翌年1月6日，他又印发了第二本小册子《致法国的信》。1898年1月11日，军事法庭在重审此案时作出的颠倒黑白的判决结果，使左拉怒不可遏。他夜以继日地赶写了一封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富尔的公开信。公开信共一万余字，义正辞严，笔锋犀利。当此信1月13日在《震旦报》公开发表时，该报的主编、激进共和派政治家乔治·克雷孟梭突然心血来潮，给公开信冠上了“我控诉！”这样一个富于挑战性、并将永载史册的通栏标题。

左拉在公开信中愤怒地控诉阻止德雷福斯案件重审的一切人是居心不良，蓄意制造冤案，谴责他们违反人道，违反正义，践踏法律。在信的后半部分，左拉甚至使用激烈的言辞，尖刻地点名指控那些参与制造冤案的将军们。值得一提的是，左拉在落笔时深知其言行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知道军方人士会以诽谤罪将他推上法庭。尽管如此，他在信末仍坦然写道：“我正等候着”。左拉的这封公开信在《震旦报》以头版的整个版面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笔者认为，《我控诉！》标志着德雷福斯事件出现了伟大的转折。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它标志着德雷福斯事件已演化为一桩全国性的政治事件；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来看，它标志着笔杆子终于要向枪杆子无畏地提出挑战了。

从左拉的公开信发表后的第二天起，《震旦报》连续二十来期在专栏中刊登了两则“抗议”（protestation），并征求签名支持。抗议书篇幅简短，它日复一日地逐渐得到了数百名赞同者的签名支持。两则抗议书中更重要的一则宣称：“签名者们抗议1894年审讯中对法律形式的践踏，抗议围绕着艾斯特拉奇（此人为受到军方包庇的真正的罪犯——笔者注）事件的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坚持要求重审。”签名者基本上由大学里的师生或持有高等教育文凭的学者组成，此外还有作家与艺术家，另外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如建筑师、律师、住院医生等。

尽管这些后来将被人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已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汇集在了一起，但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还没有问世。最早使用该词的仍是克雷孟梭这位激进共和派的斗士。克雷孟梭在最初的时候，与其他人一样，确信德雷福斯是为德国效劳的间谍，并曾以他惯用的激烈言辞痛斥“叛国者”。他甚至还认为把德雷福斯发配到魔鬼岛的处罚实在太轻，因为那样就等于让他（指德雷福斯——笔者注）去了世外桃源。但是，当真相开始逐渐显露出来时，他便毅然为案件的复审而斗争。此后，他始终不懈地借助《震旦报》对军方和政府施加压力。特别是以“我控诉！”的通栏标题发表左拉的公开信之后，使《震旦报》和他本人进一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月23日，当他有感于在“抗议”上签名的人日益增多，提笔写出“来自各个地方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理念而汇集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征兆吗？”这句话的时候，出人意料地把“intellectuel”这一形容词作为名词来使用，并用斜体加以凸现。“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

二、德雷福斯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的首次分化和“内战”

如果说德雷福斯事件促成了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那么，也正是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首次分化与“内战”。

在德雷福斯司法案件逐渐演变成为全国性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整个法国从上到下出现了两军对垒的局面。这两个公开对垒的派别就是修改判决派（即德雷福斯派）和反修改判决派（即反德雷福斯派）。前者主要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一些新教徒、社会主义者及先进工人组成，后者则基本上由天主教徒、军国主义者、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君主主义者等组成。一般而言，前者体现的是革命的原则、理性主义、唯科学主义以及对正义与平等的热爱，后者支持与信奉的是宗教、军队、国家利益、对共和国的仇恨及等级观念。

令人瞩目的是，在两大营垒的公开对抗中，两派的知识分子始终活跃异常，处于斗争的最前列。他们不仅利用自己的学识充当了各自营垒的代言人，而且还不时凭借自己及其掌握的报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扮演起组织者的角色。一时间，他们的言论与行动成了法国乃至世界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正是这一原因，不少法国史学家将德雷福斯事件称为“知识分子的事件”。由于德雷福斯事件中对立的双方展开了不可调和的、几近你死我活的斗争，处于斗争最前列的双方知识分子之间的对抗自然而然也就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换言之，由于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法国知识分子在“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并展开了“内战”。

在德雷福斯派营垒中，知识分子的代表首推左拉。这位著名作家在发表《我控诉！》后不久，被军方以侮辱军队的罪名送上法庭。左拉受审时，许多军官在法庭内吆喝捣乱。当旁听者向左拉的辩护律师鼓掌时，他们竟然露出军刀加以威胁。法庭外，围聚着一群暴徒，扬言要痛殴左拉，把他扔到塞纳河里喂鱼。一些右派报刊也参加围攻和恫吓，其中一家报纸甚至宣称应该枪毙左拉。以总参谋长布瓦代夫为首的军方代表当庭以高级将领集体辞职威胁陪审团追究左拉的“罪责”。尽管如此，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左拉在法庭上毫无惧色，并镇定自若地说道：“我发誓，德雷福斯是无罪的！我以我的生命做保证。参众两院、内政和军事当局，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被这些报纸毒化了的公众舆论似乎都反对我。我问心无愧。我一定会胜利！”左拉甚至还在法庭上充满自信地宣称：“在这里，人们可以攻击我。但总有一天，法兰西将会因我帮助她拯救了声誉而感谢我。”在左拉被迫流亡国外之后，饶勒斯充当了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的领衔人物。饶勒斯认为，德雷福斯事件不只是事关一个军官是否有罪的斗争，而是全国进步势力同军队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之间的决战，是那些相信《人权宣言》原则的民主人士同那些否认《人权宣言》原则的反民主人士之间的决战，是那些拥护共和政体的人同反对共和政体的人之间的决战。为此，饶勒斯充满激情地为左拉一案写了一份证词。他在证词中愤怒地指出：“在一个自称享有自由的国家里，无论是制定法律的地方还是执行法律的地方，都无法知道法律是否被人遵守，这真是咄咄怪事。”身为议员的饶勒斯还在议会发表演说指出：“未来的民族罪人，不是那些现在及时指出错误的人，而是那些正在犯错误的人，他们过去是帝国保护下的宫廷将领，今天是共和国保护下的耶稣会将领。”在德雷福斯派营垒中堪与左拉、饶勒斯比肩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早已誉满文坛的大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法朗士在德雷福斯案件演变成为德雷福斯事件后，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左拉发表公开信之后，法朗士即于第二天在《震旦报》的抗议书上带头签名。当法庭开庭审判左拉时，他又勇敢地出庭为左拉作证。此前，法朗士给人的印象是个温和的人道主义者。然而，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他却一反常态，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激烈的斗争。为此，对他恨之入骨的反德雷福斯派文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普鲁士先生”，并对他百般攻击。面对种种压力，法朗士仍毫不动摇，坚持斗争。法朗士在1901年发表了《现代史话》的最后一卷《贝日莱先生在巴黎》。书中的主人公，那位原先头脑清醒但不问政治，后激于义愤参与德雷福斯事件斗争的大学教授贝日莱先生堪称作者本人的化身。除上述三人外，属于德雷福斯派营垒的重要知识分子还有拉扎尔、赫尔及青年诗人兼哲学家夏尔·佩居伊。

在反德雷福斯派营垒中，知识分子的首席代表是当时青年人最为崇拜的作家莫里斯·巴雷斯。巴雷斯是一个来自南锡的外省人。到巴黎后初学法律，后转向文学创作。他从27岁时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要求将普法战争后被德国人侵占的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不久，他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逐步转向狂热的民族主义。为此，他曾以《民族精力的小说》为总题目创作了一个三部曲，其中第一部《离乡背井的人》在1897年问世后，更使这位民族主义作家声名大噪。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巴雷斯以其一系列极富煽动性的言论表明，他是反德雷福斯派最主要的宣传鼓动家。此外，反德雷福斯派营垒中的重要知识分子还有莫拉斯、戴鲁莱德、德律蒙、罗什福尔等。

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两派知识分子均充分运用了发动请愿、征求签名、组织集会等后来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惯常使用的“介入”社会生活的手段来为自己的营垒效力，而且也已经充分表现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充分利用自己控制的报刊与对手大打笔仗。当时，代表德雷福斯派观点的报刊主要有《震旦报》、《小共和国报》、《白色评论》杂志及在该事件后期创刊的《人道报》等，代表反德雷福斯派观点的报刊主要有《日报》、《自由言论报》、《十字架报》、《法兰西行动报》等。

尽管两大营垒的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动员与互打笔仗时各自使用的五花八门、蛊惑力极强的言论，往往使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我们若冷静地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法国知识分子的内战，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真理至上还是“民族利益”至上之争。换言之，这场“内战”也是“普遍主义”（le universalisme）或“世界主义”（le cosmopolitisme）与“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之间的决战。

具体而言，在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眼中，“正义”、“平等”等观念或信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们应当受到全人类的尊重，不论用何种理由去损害乃至践踏它们都属邪恶之举。因此，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往往以代表全人类的身份或普遍真理的捍卫者的身份出场。而在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看来，“民族利益”至高无上，为了更好地维护“民族利益”，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因而，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往往把自己等同于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此，我们各举数例。

其一，左拉在《我控诉！》的结尾处曾这样写道：“我只有一种激情，以全人类的名义看到光明；人类遭受了无穷的苦难，应该有权获得幸福。我的激动的抗议是我灵魂的呼声。”又如，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始终坚持：真理就是真理，正义就是正义。当反德雷福斯派人士鼓吹重审及修改判决会损害国家和军队的荣誉时，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不容置疑地宣称：国家和军队的荣誉必须以真理为基础，而谎言恰恰会玷污这种荣誉。佩居伊在回忆此期斗争时写的一段话，真实而贴切地反映了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充当“社会的良心”时的心境与追求：对于真理和正义的热情，对于虚假事物的厌烦，对于谎言和不公正的憎恶，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时间，并且耗尽了我们的全部精力。

其二，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坚持德雷福斯有罪的同时，竟然一再强调：即使德雷福斯无罪，也还是让他去遭受囚犯的折磨为好，因为这总比让国家赖以防卫的军队的威信和荣誉受到怀疑好得多。单个人的生命和荣誉比起民族的生命和荣誉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在参与制造冤案的亨利上校因事情败露自杀之后，莫拉斯在君主主义者的报纸《法兰西报》上竭力为亨利上校的欺骗行径辩护。他在文中写道，亨利制造伪证是“爱国主义”行为，这些伪证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荣誉”而搞出来的。莫拉斯的弦外之音显然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荣誉”，因此而冤枉一个犹太籍军官又算得了什么呢？更有甚者，莫拉斯还荒唐地提出“替代假设”：亨利的假文件是为了替代某份不宜公开的真文件，因为这份真文件如发表，就有跟德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无独有偶，巴雷斯则宣称，亨利犯的是“爱国罪”。更有甚者，反德雷福斯派作家保罗·莱奥托在为亨利上校的遗孀筹募的基金捐款时，公然写下了这样的附言：为了秩序，反对正义和真理！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此期法国知识分子的“内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归结为“理智主义”（le intellectualisme）与“反理智主义”（l'anti-intellectualisme）之间的斗争。这具体表现在当信奉前者的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凭借自己的学识积极介入社会生活时，反德雷福斯派的知识分子们（不过当时他们并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笔者注）却对“知识分子”极尽讽刺、谩骂之能事。如克雷孟梭首次使用“知识分子”一词后仅一周，巴雷斯于1898年2月1日在影响及销售量远远大于《震旦报》的《日报》上发表专栏文章《知识分子的抗议》。他在文中公开地嘲笑德雷福斯派报刊“罪恶的自命不凡”，并在结语中刻薄地写道：“总之，绰号叫知识分子的那些人，除了犹太人与新教徒外，大部分是蠢头蠢脑的家伙，其次是外国人，最后也有若干好的法国人。”至于把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称为“思想的贵族”（aristocrates de la pensée）、“已丧失种族本能与民族情感的、受到毒化的有才智的人”的言辞，更是充斥于反德雷福斯派的报刊中。

三、德雷福斯事件与法国知识界的“左倾”

如果说，围绕着德雷福斯事件所展开的斗争及其结局在法国政治史的意义是重新端正了共和国的方向，使法国政治向左转，那么，它在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意义是抑制住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法国知识界的影响，使法国知识界出现了向左转的倾向。

自布朗热运动以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舞台呈现出日益右倾的状况。其突出的表现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一种惟一能够在当时把原先各自为政的反动保守势力：军国主义、君主主义、教权主义与反犹主义整合在一起的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力日见扩大。与此相应，法国的社会文化界也日趋右倾。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个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迅速地崛起。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最初的特征主要是军国主义的狂热、教权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倾向，以及对议会制共和国的软弱无能的憎恶。其具体表现又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这些对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耿耿于怀的民族主义分子为了对德报仇雪耻，对军队充满深深的敬仰之情。只要能维护军队的利益，他们甚至不惜牺牲一切（包括牺牲政治原则），由此，在他们身上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军国主义的烙印。

第二，这些知识分子早就对议会制度极度地厌恶。早在布朗热运动期间，一些反动文人就多次对议会制共和国发起进攻，如德律蒙及其领导的“爱国者同盟”就是如此。德雷福斯事件为他们提供了新机会。通过各种蛊惑性极强的宣传，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从中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中获得了不少支持者，使自己的运动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城市运动。这一富于大众性与战斗性的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自己控制的组织“爱国者同盟”、“法兰西同盟”、“法兰西行动同盟”等，在大街上不断制造骚乱，同时，他们控制的各种报刊则日复一日、连篇累牍地谴责议会里的“骗子手”。也正是在反议会制共和国这一点上，法国原有的反动保守势力在这些民族知识分子身上找到了共同点。由此，复辟之心未绝的君主主义者及顽固保守的天主教徒与他们纠集在了一起。当然，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本身的政治目标也不是全然一致的。如巴雷斯主张建立专制集权的共和国，而莫拉斯则认为还是君主政体才能拯救法国。

第三，这些知识分子开始与歇斯底里的排犹、反犹思潮结合在一起。19世纪晚期，由于犹太人在法国的经济界，尤其是金融界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犹太资本家与法国资本家集团经常发生尖锐的冲突，又由于不少犹太人在普法战争中英勇地为捍卫自己的新祖国——法国而战，使法国军队中出现了不少犹太籍军官，这又导致了很多法国军官的妒忌与不满，而19世纪最大的舞弊案“巴拿马丑闻”的爆发，更使一场新的反犹浪潮蔓延全国。反犹主义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德律蒙耸人听闻地提出，种族上低劣并信奉原始宗教的犹太人已控制了法国。1886年，他先是抛出了小册子《犹太人的法国》，继而又创办了副标题是“为法国人的法国”的《自由言论报》，将法国社会所有的弊端统统归罪于犹太人，呼吁将犹太人赶出法国。莫拉斯多次宣称，法国有“四个外来的毒害者”，即新教徒、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和归化为法国籍的外国人。巴雷斯则断言，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发生的坏事都和犹太思想、新教思想以及外来思想有关。

毋庸讳言，在德雷福斯事件爆发前夕，这些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文人在法国知识界的影响不容低估。事实上，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后来加入德雷福斯派阵营的那些文人学者。因而，当时的法国知识界就整体而言已日趋右倾。也正是这一原因，在德雷福斯事件爆发之初，向来被认为执法国知识界之牛耳的法兰西学士院的几乎所有院士都是反德雷福斯派。然而，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的英勇斗争及其胜利的结局，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法国知识界向右滑的趋势，而且还成功地使其向左转。更有甚者，德雷福斯事件还使一大批法国知识分子进一步走上为社会主义或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道路。这方面以饶勒斯和法朗士最为突出。

饶勒斯是一位集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于一身的才气横溢的知识分子。他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1876年入著名的路易十四中学就读，1878年考入曾被罗曼·罗兰称为“人道主义修道院”的著名高等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881年在该校毕业，并与后来的法国哲学大师柏格森一起通过了法国大学和中学教师学衔的考试。1881年至1883年，他在阿尔比（塔尔纳）中学任哲学教员，随后去图鲁兹大学任讲师。1885年，他在年仅26岁时就首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任期届满后，于1889年回到图鲁兹大学重掌教鞭，并开始撰写国家博士论文。饶勒斯从1893年首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时就开始加入社会主义运动，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站在为争取实现世俗的和社会的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饶勒斯在德雷福斯事件的斗争中不顾个人安危，连续发表文章并多次发表演说，为德雷福斯作无罪辩护，与反动保守势力展开不屈的斗争，并进而完全信仰社会主义，最终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观。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民主制和共和制发展的最后终结，认为社会主义的最好定义就是实现全部的权利、全部的正义，就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他还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起源于法兰西，受法兰西精神的鼓舞，是法兰西性质的。由于饶勒斯积极支持和领导工人运动，努力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因而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也被其政敌恨之入骨。当时，攻击和诽谤饶勒斯的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单单法国当时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时代报》，每天就要发表一篇——多时数篇——攻击饶勒斯的文章。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份报纸，在饶勒斯被人刺杀身亡时，也不得不承认他“思想极端敏锐”，“为人无比廉洁正直”。

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大作家，法朗士通过德雷福斯事件进一步走上了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道路。在斗争过程中，法朗士虽然一度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但他仍然无所畏惧地走在德雷福斯派的前列，使自己从一位名作家转变为国内外知名的进步人士。这一时期，法朗士在国内除了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之外，开始积极同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例如积极投身于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兴起的大规模的工人教育运动——“民间大学”运动。法朗士还积极参与了此期法国的反教权主义的斗争，为法国最终实现政教分离作出了重要贡献。更为引人瞩目的是，法朗士在这一时期还开始走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他积极地声援世纪之交被屠杀的亚美尼亚人民，主持为亚美尼亚孤儿募捐的义演，不遗余力地参加这方面的各种集会并发表演说。法朗士还积极支持俄国人民反对沙俄专制统治的斗争。1905年，沙皇政府因财政困难准备向法国借款时，法朗士作为刚成立的“俄国人民之友协会”的主席，立即组织集会表示抗议。在俄国当局宣布要秘密审讯高尔基的时候，以他为首的这一协会立即发表了呼吁书，迫使审讯延期。同时，法朗士也不放过一切机会来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例如谴责法国殖民官员在刚果用炸药炸死黑人的行径，抗议罗马尼亚政府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还对欧洲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行为进行了抨击。

由于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使法国知识界向左转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而，20世纪各个时期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当作自己谱系中的英雄，并每每把自己视为他们的继承人。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的“神话”也不断出现。不过，依笔者管见，虽然从长远看，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在使法国知识界向左转方面功绩显著，意义重大，但就较短的时段而言，我们似不应对此估计过高。因为在德雷福斯派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后不久，因战争威胁日益逼近，尤其是法德矛盾更形尖锐，因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严重受挫而曾经有所收敛的原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再度甚嚣尘上。由此，一战前夕与大战期间的法国知识界在这些人的兴风作浪下又重新向右逆转。

以上我们从法国知识分子史的角度对德雷福斯事件作了初步的考察。通过这一考察，我们注意到以下几点：第一，德雷福斯事件为法国“知识分子”（intellectuel）的“诞生”提供了时间与空间；第二，曾被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奉为楷模的20世纪法国的各代知识分子在充当“社会的良心”，“介入”社会生活中所采取的手段及表现出来的特点，大多可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的法国知识分子身上找到先例；第三，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一些重要现象，如知识分子内部的“两极化”（bipolarisation）、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持久对立、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与反理智主义（后者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反知识分子主义）之间的斗争，以及20世纪法国知识界突出的“左倾化”特征等，均发端于这一时期。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德雷福斯事件是法国知识分子史上最重要的界标之一。

本文原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特此致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