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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初期的时候，德国普通人并不会认为当时的战争有什么错。在1961年，一个名为贾雷德·戴蒙德的美国学者曾经在德国居住过一段时间，那时他在一些关系较好的老人口中，还听到过帮纳粹进行辩护的言论。

那些年长的德国人，会“愉悦欢乐”地听希特勒演讲录音，更是还有德国人认为犹太人被灭族只是一个虚假的谎言。因为德国战后的第一任总理实施的是“特赦和融合”政策，不再追究德国民众在战争中的历史。

既然罪行已经不会再被曝光以及审判了，那么遗忘终究会到来。因此，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对于二战的看法是这样的：纳粹的罪行只是需要归咎于一小部分的邪恶的领导者，广大的德国民众都是无辜者，那些曾顽强对抗苏军的德国普通士兵并没有罪，关于纳粹罪行的进一步调查需要截止了。

另外，当时的西德政府，也未实现对法西斯的清洗。在联邦德国所设立的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中有47位官员，在那些官员中，便有33位都曾是党卫军的成员。

1958年，一名犹太裔德国律师弗里恣·鲍尔站了出来，一切情况都出现了变化。弗里恣·鲍尔曾经是反纳粹的社会民主党成员，在1935年时逃到了丹麦。二战结束以后，回国的弗里恣·鲍尔便马上对纳粹案件进行调查。他自1956年起担任黑森州的首席检察官，他一直都坚持着一项原则，那便是德国的普通人也需要对自己进行审判。

著名的“奥斯维辛大审判”中，弗里恣·鲍尔一举成名，他将矛头对准了那些基层的纳粹分子，如医生、看守、士兵等。当时那些审判令德国人很是烦恼，因为有过那样精力的人，其规模多达上百万。且那些人也巴不得忘记他们曾在战争期间干的坏事。

但在鲍尔的坚持下，他要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出来讨论。因为那些人并非只是简单地奉命行事，他们犯下的都是反人类的罪行，且纳粹当局当时颁布的法律也是非法的。所以，他们不能以遵守那些法律作为借口，给他们的犯罪行为开脱。

但鲍尔的指控并没能成功。上世纪60年代的，德国大众都普遍反对他，法庭同样宣布那些基层的纳粹分子无罪。但从某一程度上来讲，鲍尔的指控也获得了成功。因为那些被揭露出来的事实，成功地被德国的下一代人听到了。

德国有学校一直坚持给学生详细地讲解纳粹在战争中的暴行，很多孩子由此知道了他们父辈所犯下的错。德国的博物馆里不但谈战犯的责任，而且也把当时普通德国人做了什么大书特书。在1945年以后出生的德国人，在长大以后也开始发声。他们青少年时期，鲍勃对他们父辈的批评，令他们记忆犹新。

1968年11月7日，发生了一件成为德国反思二战里程碑事件。在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大会上，身为记者的贝亚特突然冲上讲台，用尽全力，打了西德时任总理格奥尔格·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并大声呼喊：“纳粹！纳粹！必须辞职！”而这便代表着大多德国年轻一代对长辈的看法。

年轻人所发起的暴力示威，通常以推翻法西斯为口号，在互相攻击中，经常将那些顽固的长辈骂成纳粹。而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那些老一代人将他们称作是“希特勒的孩子”，完全忘记当年他们曾给希特勒投过票的事实。

最终，纳粹的罪行被彻底打死，也没人再敢给纳粹跟其在二战的暴行做辩护。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双膝跪下谢罪，世界为之动容。媒体评论道：“德国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1995年，科尔总理又跪在以色列一座纪念碑前，重申德国的悔罪，后来又倡议成立“赎罪委员会”。

1996年，德国政府把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哀悼日。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哀悼大屠杀中遇难犹太人的中心地。在德国，任何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进行歪曲、掩盖或淡化的企图，都会立即遭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反击，并且依法治罪。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德国重新塑造国际形象，重新融入欧洲和世界，国际关系逐渐修复，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步增强，逐步成为欧盟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德国还与其他国家一起举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向世界传递勿忘历史、珍爱和平的理念。历史表明，悔罪才能和解，和解必须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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