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大转型，在推动俄罗斯政治精英转型的同时，也为其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经过20多年的社会变革，与苏联时期的“党—国精英”相比，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生成方式、流动渠道以及功能模式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受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监督机制的匮乏，目前俄罗斯政治精英内部的流动依然过于封闭，甚至不乏精英之间的潜规则和幕后交易。2008—2012年期间俄罗斯政治中出现的从“梅普组合”到“普梅组合”的模式转换，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反映。本章试图以这一政治现象作为观察视角，对“梅普组合”与“普梅组合”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容进行梳理与回顾，了解和分析当今俄罗斯“精英政治”的内涵和政治精英内部关系的特点。

“梅普组合”：一种过渡性的国家权力配置

1、“2008难题”与普京的政治选择

俄罗斯是一个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总统制国家，国家杜马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作用相对弱小，历届国家杜马选举除了反映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没有对俄罗斯的政治运行产生多少实质性影响，而总统选举却始终备受关注，它不仅关系着国家政权能否正常更迭，甚至还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未来发展方向。根据俄罗斯宪法，俄罗斯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因而从叶利钦执政后期开始，总统接班人问题就被正式提上了总统的议事日程。1999年岁末，为了保证卸任后自己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以及俄罗斯的未来发展不发生大的逆转，经过反复考察，叶利钦推举忠诚、干练而名不见经传的普京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以提前辞职的方式，帮助普京赢得了2000年总统大选。

在任八年，普京在治理国家方面取得了显著业绩，俄罗斯的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增强，普京在俄罗斯民众中也获得了长期居高不下的支持率，这使他拥有了比当年的叶利钦总统更多的政治资本与左右俄罗斯政局的手段。2008年5月，普京即将结束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随着2008年的日益临近，俄罗斯国内希望普京继续留任的呼声越来越高。普京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明他不会违背宪法而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职务，但同时又明确表示，他还年富力强，还想“继续为俄罗斯政治服务”。一时间，“2008年以后普京将以何种方式继续执掌政权”这道“2008难题”，摆在了俄罗斯人面前。

早在2005年6月普京就曾对外表示过：“（俄罗斯）宪法并不禁止（现任总统）非连续性地第三次参选。”[1]这是普京第一次公开谈论自己2008年以后的政治考虑，尽管这种表述并没有任何确切的含义，但实际上普京已经向人们传达了一种信息，即原则上普京并不否认自己在2008年卸任后，再次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的可能性。

到2007年议会选举前夕，普京的去留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开谈论的话题。2007年8月，“列瓦达”俄罗斯社会舆论信息研究中心曾在选民中做过一次社会调查，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普京决定参加2012年总统选举，他们会投票支持他。[2]从各方面看，2012年普京重返总统职位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而此时，普京也会经常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向外界表达自己的这种意愿。

2007年9月14日，在每年一次的“瓦代尔俱乐部”论坛见面会上，一位西方学者曾直截了当地问普京：“2012年您是否会重返克里姆林宫？”普京对此不置可否，只含混地答到：“2012年……那实在太遥远，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接着，普京又作了如下一番表白，他说：“无论是说我要走的人，还是说我会留下的人，都是正确的。任期结束后我会离开总统职位，但我不会离开俄罗斯，也不会离开俄罗斯政治。我不准备过隐居生活，也不准备长期移居国外。我是俄罗斯人，我热爱我的国家，我时刻牵挂着我的国家和人民，我对俄罗斯的现状尤其感到不安，因此我不准备退休回家。我相信人民需要我，但我不会滥用人民对我的信任。至于将来我会干什么，暂时我还没有决定，我只希望俄罗斯政权稳定。”[3]然而，正是普京这番“发自肺腑”的表白，让这位西方记者大胆断言：2012年普京将重新执掌俄罗斯总统大权。媒体对此也普遍认为：卸任后的普京不会如当年的叶利钦一样，远离俄罗斯政坛。普京的精力充沛，2008年以后他仍将在俄罗斯政坛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执政集团内部，希望修改俄罗斯宪法，以挽留普京继续留任的呼声更是此伏彼起。为此，普京的政治智囊和各路精英设计出了各种方案，供普京选择。[4]这些方案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人主张直接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以使普京继续执政；有人建议“改俄罗斯总统制为议会制”，因为支持总统的“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中正占据着多数席位，如果俄罗斯改行议会制，普京就可以直接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出任政府总理，执掌国家大权，而无须考虑总统第三任期问题，如果普京愿意，他还可以依靠“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地位，无限期地执政下去；还有一个被称为“过渡性”的方案，是由普京的盟友、时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主席米罗诺夫提出的。按照他的建议，普京在2008年总统任职期满后，可以暂时担任政府总理一职以作为过渡，然后再于2012年重新竞选总统，这样既可以使普京卸任后不远离政治舞台，还可以让他凭借高民意的支持，在不违反宪法与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重新回到总统宝座。

这期间，据俄媒体报道，2006年4月17日和7月29日，俄联邦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的议会相继通过了“有关修改宪法、允许普京连续第三次竞选总统”的提案，并提交国家杜马讨论；2006年4月初，北奥塞梯共和国成立了一个有2000多人参加的社会组织——“和谐与稳定”运动，该组织就允许普京第三次连任总统职位问题向俄联邦议会两院提出举行全民公决的倡议，并准备为此征集200万公民的签名。这一倡议甚至还得到了“统一俄罗斯党”议会党团部分议员和俄罗斯56个联邦主体领导人的支持。

但普京最终还是选择了避免修宪的做法。对普京来说，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大致有这些：普京自信有足够强大的控制国家局势的能力和影响选举进程的其他手段，无须使用修宪的方式；保持宪法的权威性可以起到稳定社会和民众的作用；不想效仿中亚国家或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修宪方式，不在民主化方面给西方国家以口实，避免给俄罗斯造成不必要的外部压力；希望保持俄罗斯的民主国家形象，吸取乌克兰和中亚等国家的教训，在政权更迭的合法性问题上不给反对派在俄罗斯挑起颜色革命制造任何借口；普京执政以来推行的所有制度化改革，如政党法、议会选举法等，都是在宪法范围内正常进行的，为连任总统职位修改宪法，会削弱普京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

既然普京选择了不修改宪法，不管他作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2008年普京将失去第三次连任总统的可能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将成为普京接班人？”当时很多俄罗斯政治分析家都认为，如果普京无意2012年重新参加总统选举，他应该选择一位对自己忠诚且能力超强的接班人，以保持国家的稳定与普京政策的延续性，即所谓的“强势总统”方案；但如果普京打算2012年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则他挑选的接班人则应该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必须是普京最信任的人，对普京本人和普京制定的方针政策绝对忠诚；二是他必须保证普京四年后回到总统职位时能及时让出自己的权力。为此，普京应该选择一位对自己绝对忠诚且能力和性格相对较弱的接班人，即所谓的“弱势总统”方案。

随着普京将不再连任总统第三任期的事态日趋明朗，俄罗斯社会对普京接班人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这期间普京每一次对媒体的讲话和表态，都会被媒体解读和猜测一番，而普京对政府部门的每一项人事变动，也会被看作是在为自己挑选接班人。普京甚至有意做出一些举动，或故意释放一些信号。如在2003年议会选举前夕，普京突然解散弗拉德科夫政府，并于当日提名现年66岁的金融监管局局长祖布科夫为新一届政府总理候选人，令舆论一片哗然，一时间祖布科夫被媒体认为是普京接班人的热门人选。事后人们分析，那不过是普京向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目的是要显示一下自己控制俄罗斯局势的能力，以此来打击政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别。

普京在自己的政治团队中挑选接班人的工作早就开始了。2004年3月，普京在竞选第二任总统职位前就对支持他的选民表示，他当选总统后将挑选一位接班人，以保持国家政策的延续性。2005年11月，作为未来总统接班人的人选之一，梅德韦杰夫就得到了普京的信任与器重，从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职位上被提拔为政府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年轻、办事低调、来自圣彼得堡，并与普京共事多年，完全符合普京提出的总统候选人的四个必备条件——能力出众，精力充沛，品行端正和具有现代化思维。

“2008问题”的谜底最终于2007年10月1日正式揭晓了。这一天，普京亲自参加了“统一俄罗斯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公开宣布将领导该党参加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并明确表示在“统一俄罗斯党”取得议会选举胜利和自己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当选新一任总统的前提下，愿意出任政府总理。

不难看出，这是普京为自己2008年以后“继续影响俄罗斯政治”而精心设计的一整套行动方案，领导“统一俄罗斯党”参加议会选举并取得议会选举的绝对胜利，是这一方案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它直接关系到普京整个计划能否最终实施。只是人们对普京选择离任总统职务后担任政府总理的动机仍表示怀疑。此前，俄罗斯媒体对普京离任后的去向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其中提到最多的是担任俄白联盟的领导人、俄罗斯能源公司的总经理、“统一俄罗斯党”的领袖、联邦委员会主席，甚至还有传闻说：总统办公厅正考虑2008年以后为普京创建一个新的职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在这些猜测中，惟有“政府总理”一职谈论得最少。虽然在米罗诺夫提出的“过渡性方案”中，曾建议普京担任“过渡性总理”，但很多政治观察家却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离任后的普京最好在“过渡期”内担任一项“名义”上的职务，这样既可以超脱于政权之外，不受任何人的支配，又可以依靠自己的绝对影响力随时回到国家权力的中心。而“政府总理”一职却属实职，且位居总统权力之下。如果普京选择担任政府总理，他不仅在职权上要受制于未来新总统，还要随时为政府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失误负责，其结果势必有损普京的个人威望，不利于普京四年后重新回到总统职位。[5]但从普京提出担任总理的两个先决条件来看，显然普京对此早已经深思熟虑并胸有成竹。第一，如果“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议会绝对多数席位，普京就可以借助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影响来平衡未来新总统的权力，以使自己不受总统的制约；第二，如果挑选一位自己信任的人担任新总统，普京的个人权威不仅不会丧失，还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从俄罗斯目前的政权结构来看，普京选择担任政府总理，也许是在不修改宪法的条件下，保证他四年后重返总统职位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学者也注意到了普京的这一政治决定对俄罗斯未来国家权力结构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俄罗斯政治分析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认为：“如果普京出任总理，国家权力中心将不可避免地从总统转移到联邦政府手中。”[6]另一位政治学家德米特里·阿列什金指出：“担任总理后，利用‘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普京随时可以通过修改宪法，变总统制为议会制或议会—总统制，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7]

普京的这一政治决定给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也带来了很大震动。“右翼力量联盟”领导人向俄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认为普京领导“统一俄罗斯党”参加议会选举违反了宪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要求最高法院取消普京参加杜马选举的资格。但这一起诉很快被俄罗斯最高法院驳回，理由是“根据现行宪法，总统有权作为候选人参加一切选举，其中也包括国家杜马选举”。[8]

“统一俄罗斯党”成了2007年议会选举的最大赢家。议会竞选期间，普京亲自为“统一俄罗斯党”进行竞选宣传，在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选民通过支持“统一俄罗斯党”来支持他本人，直接促成了“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选举结果，在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315席，占议席总数的2/3以上。2007年议会选举后，俄罗斯议会中形成了“统一俄罗斯党”一党为大，俄罗斯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和自由民主党三党并存的新的政党格局。

议会选举后，各党派开始为3个月后的总统选举做准备。2007年12月10日，由四个亲政府的议会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俄罗斯农业党”和“俄罗斯公民力量党”，以联合提名的方式，推举梅德韦杰夫为总统候选人，普京随即表示赞成。由于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等政党的全力支持，在2008年3月2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梅德韦杰夫获得70.2%的选票，以绝对优势轻松战胜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等其他总统候选人，顺利当选俄罗斯新一届总统。

2008年4月15日，在“统一俄罗斯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普京接受“统一俄罗斯党”党员的推举，同意以非党员身份出任该党主席一职。在2008总统选举结束后，普京此举无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进一步掌控议会中的“政权党”，切实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性；二是通过对立法机关的实际影响力，有效制约未来新总统的权威。

随后的一切都在按照人们所预想的、按部就班地进行着：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5月8日，梅德韦杰夫提名普京为政府总理。当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即以392票赞成、56票反对和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了梅德韦杰夫对普京的总理提名；5月12日，普京向梅德韦杰夫总统提交了新政府成员名单，该名单很快就获得总统批准，新政府正式成立。

至此，俄罗斯国家最高权力最终完成了在宪法基础上的“王车易位”，俄罗斯权力结构中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配置——“梅普组合”。

2、“梅普组合”形成的条件与特点

“梅普组合”是在俄罗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国家权力配置，它是俄罗斯现有法律秩序与政治领袖人物个人权威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现象，“梅普组合”的出现符合了当时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在俄罗斯现有的政治民主条件下，在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靠领袖人物的个人权威和影响力，保证了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不因国家最高权力的更迭而发生改变。

为尊重宪法和法律，普京选择放弃第三次竞选总统，但又不希望远离俄罗斯政治。经过一系列的精心安排，普京决定以国家二号人物的身份继续执政，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还尚无先例。普京的这一政治选择在维护宪法权威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保证了国家最高权力在法律范围内的正常更迭，消除了因“非民主式”政权更迭而可能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普京选择这一政治策略的初衷还是为了使自己不致远离俄罗斯政坛，并在必要时，通过再次参加选举，重掌总统大权。正如俄罗斯学者叶·纳达罗夫所分析的，考虑到普京的个人威望和俄罗斯当时的政治状况，“如果普京在总统任期结束后离开俄罗斯政坛，至少会出现两种不确定性，一是普京执政时期确定的国家权力体制难以保证普京的战略方针始终不变；二是普京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担任总统职位后不会保证对普京的一贯忠诚。这两种不确定性直接关系到普京强国战略能否得以延续。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同意担任政府总理职务的决定，就成了规避这种风险的最好选择”。[9]

“梅普组合”的形成，除了普京的个人政治意志和判断力，还有赖于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执政八年间，普京的社会支持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这也为他在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借助民意、最大限度地施展个人权力创造了前提。两次选举的结果也完全达到了普京所预设的政治目标，为他继续留在俄罗斯国家权力的中心提供了各种现实可能性。据俄罗斯相关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普京在卸任总统前的民众支持率为84.7%，达到了他八年任期内的最高点，而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得到普京信任的梅德韦杰夫获得了70.2%的选票，同样创下了俄罗斯历届总统选举得票率的最高记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梅普组合”的形成既是普京个人政治选择的结果，也反映了目前俄罗斯大多数民众的普遍政治取向，即：希望社会稳定，渴望强人治国。普京极高的个人威望与俄罗斯民众对他执政业绩的认可，是“梅普组合”形成的权力基础与社会基础。

第二，梅德韦杰夫与俄罗斯政治集团对普京的忠诚及其个人权威的维护，是“梅普组合”存在的先决条件。按照俄罗斯宪法，俄罗斯总统在国家政权体系中享有绝对权力。可以试想，在俄罗斯现有政权体系下，如果没有梅德韦杰夫及政治集团成员对普京本人的绝对忠诚与支持，让出总统权力并担任政府总理的普京，将难以继续保持自己的个人权威，更无法有效实施自己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实际影响力。普京选择梅德韦杰夫为自己的接班人，首先看中的也自然是他对自己的忠诚，而梅德韦杰夫的最终当选也得益于普京的个人威望与全力支持。所以说，梅普二人之间能否“相互信任与精诚合作”，既是“梅普组合”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是它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

第三，坚决支持普京路线的“统一俄罗斯党”及其在议会中占有的绝对多数席位，为“梅普组合”的正常运行增添了一块重要砝码。在2007年议会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凭借普京的公开支持及其在民众中的个人威望，获得了2/3以上的宪法多数席位。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不仅是“梅普组合”形成的政治保障，也是其正常运行的主要平衡力量。这样，在“梅普组合”实际运行期间，身兼“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与政府总理双重职位的普京，随时可以借助他对“统一俄罗斯党”的实际影响力，促使议会通过有利于“梅普组合”正常运行的各项法律，消除可能出现的“双重政权”危险。

总的来说，普京第二任期结束后形成的“梅普组合”这一新的国家权力配置，是在俄罗斯现行宪法和法律基础上，为满足俄罗斯大多数民众及执政集团内部希望普京继续执政，以延续普京确立的路线方针的愿望，依靠普京极高的个人威望和民众支持率，以及执政集团对普京个人的忠诚与信任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执政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梅普组合”的形成既符合了目前俄罗斯政治现实的需要，也反映了俄罗斯历史上崇尚强人治国的大众心理与民族文化特点，它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梅普组合”的权力分配

“梅普组合”形成之中和梅德韦杰夫执政初期，梅普二人一唱一和、各司其职，可谓是“配合默契”。这段时间人们注意到，梅普二人总是一同出现在公众面前，二人并肩而行，甚至连走路的姿势和步伐都是一模一样的。梅德韦杰夫对普京在不同场合的表态和行动也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回应，在很多国家战略方面，对普京更是亦步亦趋。例如，2008年2月8日，在即将结束自己的总统任期之时，普京在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俄罗斯2020年前发展战略》的重要讲话，确定了俄罗斯未来12年的发展目标。一个星期后，2月15日，梅德韦杰夫即以普京的这篇讲话为基础，公布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对2020年前俄罗斯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细化与补充”。

“梅普组合”正式运行后，梅德韦杰夫主要负责外交和国防等领域的事务，而普京则侧重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工作。2008年下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俄格冲突”与“金融危机”，两人共商对策，协调行动，表现出了很强的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的能力。面对外界对二人权力关系时常出现的质疑，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在公开场合都尽量避免谈及“双重权力”问题，而是以“目标一致、协商共事”来表示彼此的关系。出任政府总理后，普京曾多次强调：“俄罗斯是总统制国家，这一点没有变化，我本人只是一名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公务员。”梅德韦杰夫也高度评价了上任以来与普京的合作关系。2008年12月24日，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的年终专访时，梅德韦杰夫认为他与普京之间的合作是“高效、有序的”。他说：“我们定期会面，讨论各种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做出一起工作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10]

与此相呼应，俄罗斯主流媒体在对“梅普组合”进行评论时也有意识地将总统选举期间经常使用的“Дуэт（意为：二重唱，引申为：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一词，改为了“Тандем（意为：串联式装置，引申为：相融共处、休戚与共）”一词。这一修辞上的改变也说明，媒体普遍认为“梅普组合”的政治涵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内容，惟有梅德韦杰夫与普京之间的“团结一致”，才能保证“梅普组合”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

但不久人们就发现，在梅普二人分工合作方面，普京的总理职权的权重在不断加大，普京已经拥有了历任政府总理都无法比拟的实际权力。这些权力包括：（1）普京获得了独立行使任命政府成员、召集政府会议等在内的实际权力。早在正式出任政府总理之前，普京就已经为自己确定了未来新政府的主要成员名单，普京智囊团中的重要成员——原总统助理舍瓦洛夫、原总统办公厅主任索比亚宁和副主任谢钦等均在新政府名单中，而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等原政府各部部长人选基本未变。按照俄罗斯宪法，政府总理有权提出政府组成人员名单，但无论是叶利钦时期，还是普京的两个总统任期，政府主要成员往往都是由总统负责提出，再由总理出面提交给议会批准。担任总统期间，普京几乎每周都要召集由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及各主要部长参加的政府工作会议，直接听取政府总理的工作汇报。但自普京出任总理以来，梅德韦杰夫除了与普京单独举行不定期会晤、共同商讨有关国家重大事务外，并未亲自主持召开过政府会议，政府内的一切工作也均由普京一人负责；（2）普京改组政府组成，并设立了政府主席团机制，对政府实施全面监督管理。上任不久，普京就宣布将政府副总理由上届的5人增加到7人，并任命了部分原总统班底人员出任政府副总理职务，责成他们负责各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2008年5月15日，普京宣布在政府工作会议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机制——政府主席团。政府主席团成员由总理、副总理以及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地区发展部、经济发展部、农业部、卫生与社会发展部的部长组成。按照普京的命令，政府主席团每周召开一次例行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发生的所有社会问题，而一些重大事务则要放到每月召开一次的由全体政府成员参加的政府工作会议上进行讨论。适当增加政府副总理的人数与成立政府主席团的措施，不仅有利于普京加强对政府各主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的监管，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同时也可以使普京从繁杂的政府日常工作中脱离出来，以协调全局，对政府实施宏观规划和政策性指导，在必要时还可以就具体政策的实施情况直接向各政府副总理和各部部长问责，以避免自己为政府部门工作的失误承担所有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改组政府的以上措施，正在使自己逐渐从俄罗斯过去传统的“技术型总理”向“实权型总理”角色转变，这有可能将根本改变俄罗斯的权力结构，使它朝着总统议会制方向发展；（3）普京掌握了部分任免地方行政长官和管理地方事务的实际权力。2008年4月28日，卸任总统职务前，普京就签署了一项总统令，规定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每年提交联邦总统的述职报告，须先呈交政府总理进行测评，再转交总统本人，总统根据这一测评结果决定各地方长官的去留。而此前这一职权则是由总统及总统办公厅所属，普京的这份总统令显然是在为自己以后的总理权力考虑的。为了直接管理地方事务，2008年11月19日，俄罗斯政府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在政府内成立“地区发展问题政府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负责解决与联邦主体和市级地方机构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协调联邦执行权力和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该委员会主席是联邦政府总理。决议规定，该委员会每半年至少要召开一次会议，其通过的决议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必须执行；（4）普京政府被赋予了“实施国家对外政策措施”的职权。这项权力也是普京在卸任总统前就提出来的。2008年2月8日，普京在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的《俄罗斯2020年前发展战略》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政府应该成为确定国家意识形态和战略发展计划的中心”。任总理后，普京又多次强调，今后政府应该成为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心之一。

2008年7月，梅德韦杰夫总统批准了新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其中也明确提出：“国家对外政策的措施将由俄罗斯政府负责组织实施。”为此，普京还专门在总理办公厅增设了一位负责外交事务的副主任。值得注意的是，叶利钦和普京当政时期，国家的外交事务都是由俄罗斯总统负责组织实施的，政府总理主要负责国内事务，且在此之前俄罗斯外交政策文献中也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对相关内容的规定。

不仅如此，担任总统后不久，梅德韦杰夫即向议会提出了两项涉及国家权力的法案——《有关延长总统和杜马任期法案》与《有关国家杜马对政府实施监督职权的宪法修正法案》。2008年11月21日，两项法案分别经议会审议获得通过。根据这两项法案，俄罗斯总统和国家杜马代表的任期将由原来的4年分别延长到6年和5年；国家杜马被赋予监督政府部门的职能；政府须每年定期向杜马汇报工作并回答杜马议员的质询。从内容上不难看出，这两项法案的内容与俄罗斯未来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同时也适度增加了未来总统权力的稳定性。首先，总统任期由4年延长到6年，使当选总统能够在相对较长的任期内可以更加从容地制定和组织实施国家长期发展规划，而将议会代表任期由4年延长到5年，使总统选举的日期与议会选举日期的适当分开，从而也避免了总统选举的结果常常受到议会选举结果影响的现象。适当延长总统任期的设想早在普京当政时期就已经提出来，梅德韦杰夫将其最终付诸实施。但由于延长总统和杜马代表任期的法律并不适用于现任总统和议会，因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制度改革只会对“梅普组合”之后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其次，赋予国家杜马对政府部门的监督职能，以及设立政府定期向国家杜马汇报工作制度，一方面强化了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使俄罗斯政府由只对总统负责，转为对总统与议会共同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调整了总统—议会—政府之间的三者关系。如果考虑到普京同时兼任政府总理与议会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主席这一事实，在俄罗斯现有权力结构下，梅德韦杰夫提出的“赋予国家杜马对政府实施监督职权”的法案不仅不会削弱普京政府的作用，相反，在政府与议会的关系上，身兼“双重职位”的普京反而由于议会权力的扩大而加大了自己的个人影响力。

然而，与拥有以上众多“总理实权”的普京相比，身为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其手中却只有宪法赋予的一些“名义上”的总统权力：宪法的捍卫者；国家军事最高统帅；国家元首；对国家外交和内政的大政方针具备决策权；在获得上下两院许可后，有权任命政府总理、军方首脑、法官、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有权选派驻各联邦区全权代表、任命和撤换总统办公厅人员，批准政府成员组成；有权颁布总统令，解除所有官员的职务；决定选举日期；解散议会；进行奖惩；提出法案与中止法律执行等等。但这些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对于梅德韦杰夫来说，有很多只不过是摆设而已，因为在“梅普组合”的框架下，他既不敢解除普京的职务，也不能下令免去普京任职期间提拔的强力部门官员的职务，更无法解散议会。

梅德韦杰夫上任后，主要任命了三类人出任新职，一类是他本人的朋友兼战友。如，他的大学同窗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出任了司法部长一职、康斯坦丁﹒崔琴科担任了他的总统助理、尼古拉﹒温尼琴科被任命为驻乌拉尔联邦区总统代表；另一类是总理普京的朋友兼战友，如苏尔科夫、德沃尔科维奇和季马科娃这些曾为普京出谋划策的“得力干将”，成了总统办公厅的主要成员；第三类是身份中立的各种专家。在这些任命中，主要以后两类人居多，属于他自己“派系”的人则屈指可数，且在政府中担任的也基本都是二线职务。

在普京的政府成员中，直接听命于梅德韦杰夫的政府成员数量仅为7人，包括强力部门在内的政府关键部门仍由普京团队的亲信和下属担任，而军事及国防政策的某些部门则由副总理谢尔盖﹒伊万诺夫和伊戈尔﹒谢钦直接负责管理（如武器计划，国防订货，国防、核、导弹航天工业的发展，国防能源供应等），这在普京任总统时却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俄罗斯精英研究专家奥莉加﹒克雷什塔诺夫斯卡娅2009年10月26日曾在《独立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权力秋千——谁是俄罗斯的实际掌权者》的文章，对梅普二人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做了一番深入地分析。她在文章中写到：“任何政治家，一旦他决定进行根本性变革，就需要取得统治阶层的支持。单凭发号施令是不够的，还需要具体执行。因此，登上权力之巅者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造自己的班子。要让自己人占据要职大概需要两年时间。普京就是用了两年多时间来打造自己的班子，直到2003年初，他才将忠于他的人聚拢在自己周围。梅德韦杰夫又是如何呢？就任总统已一年半有余，他的人所占据的政府关键职位却还不足10％。梅德韦杰夫若要想让自己人上位，就必须将普京的人解职。如果普京已经离职、赋闲在家，一切都会迎刃而解，问题是置身‘梅普组合’之中，梅德韦杰夫若这样做，难免会被视为对普京地位的挑战。（所以）梅德韦杰夫不想（或是还没有能力）这样做。众多民调表明，（如今）俄罗斯民众仍然把普京视为国家的头号人物。……（梅德韦杰夫）要想行使权力，仅拥有名义上的权力是不够的，还要具备能力、手段、权力杠杆、资源和支持者。”[11]克雷什塔诺夫斯卡娅的分析可谓切中要害。在“梅普组合”的权力框架内，梅德韦杰夫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资源和手段。

“普梅组合”：开启“长普京时代”

如上所述，“梅普组合”是在俄罗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其自身的矛盾性也显而易见。首先，“梅普组合”中隐含着的“强总理、弱总统”趋势与“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俄罗斯宪法原则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性。俄罗斯总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中心地位被打破了，俄罗斯总理一职却开始由技术型向决策型转变。对俄罗斯未来发展来说，这种现象会对俄罗斯政治产生这样两种不利的后果：有助于俄罗斯国内各利益集团利用这种矛盾性，有意在梅德韦杰夫和普京之间造成隔阂，以达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易使俄罗斯现行宪法失去其权威性，造成国家各权力之间分工的不明确，进而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实践证明，这两种情况在“梅普组合”期间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其次，“梅普组合”这种特殊的政权结构是介于民主制和人治之间的一种权力配置，它的执政基础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国内外各种反对势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很可能首先会来自普京执政集团的内部。因为“梅普组合”的形成，一方面显示了普京极高的个人威望与俄罗斯精英集团内部的团结，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现代俄罗斯政权体制的脆弱性。在这种政权体制下，社会缺乏正常的竞争机制，国家权力的正常运转只能依靠普京的个人权威。“梅普组合”的形成正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这种“宪法表象下的人治现象”的典型表现。应该说，这种体制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政权集中社会资源实现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但同时也会因官僚集团的膨胀和社会腐败现象的泛滥而引起新的社会矛盾；

第三，“梅普组合”的执政模式不符合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内涵。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崇尚权威和强人政治，信奉救世哲学，保守而讲求公平，而“梅普组合”的形成却打破了俄罗斯传统文化对绝对权力的看法，出现了“双重政权”的趋势。因而，自“梅普组合”形成后，俄罗斯国内针对二人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 “有关梅普失和”的种种猜测和传闻就未曾中断过。

可见，“梅普组合”的形成虽然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与现实合理性，但由于其自身运转完全依靠领导者个人的意志，而缺乏必要的机制制约，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就会造成其权力基础的破坏与坍塌，俄罗斯的最高权力也会迅速地重新回到传统的“单一权力体制”。

1、拉开普京回归的序幕

由于“梅普组合”这种特殊的权力配置自身存在着的不确定性，在实际运行中围绕着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也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12]“梅普组合”后期，利用两位领导人在理念上的分歧，梅普二人的两个团队之间时常会出现一些摩擦和矛盾，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派系斗争进一步公开化。

进入2011年，俄罗斯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选举周期：2011年12月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2012年3月将举行总统大选。“统一俄罗斯党”寄希望于继续打普京牌，依靠普京的高民意支持率，再次赢得国家杜马选举的绝对胜利。而早在2010年底，普京也曾不失时机地表示，他不排除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中再次领导“统一俄罗斯党”参加竞选。

然而，在国家杜马选举还刚刚处于准备阶段，俄罗斯民众的注意力却早已被转到了另一个话题——“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究竟谁将会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与当年的“2008年猜想”不同，这次民众希望得到的答案从“2008年以后普京将以何种方式继续执掌政权”，变为了“普京是否决定参选下届总统”。令人疑惑的是，此时的梅普两人均在不同场合表示自己不排除参加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同时又都声明：到底由谁来参选，将会由两人协商解决。可以说，从2011年4月梅德韦杰夫公开承认“有可能参加总统选举”，到9月24日“统一俄罗斯”党召开代表大会正式确定“普京将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为止，围绕着梅普二人在这一问题上各种表态与行为的分析和猜测，几乎成了这一阶段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议题，相关报道和评论也几乎占据了俄罗斯国内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

2011年4月12日，梅德韦杰夫在回答中国记者“您是否会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的问题时，毫不隐晦地说到：“……我不排除这种可能，参加新一届总统选举。我会做出决定，而且会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做出决定。”然而，仅仅过了一天，4月13日，普京就对梅德韦杰夫的这一表态予以了回应：“现在距离大选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这种毫无意义的纠结不利于正常的组织工作。”他接着说：“如果我们现在发出某些不正确的信号，那么总统办公厅一半的人员和政府中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员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转而等待某些变化。”可以看出，普京的此番讲话既是对梅德韦杰夫“擅自”表态的不满，也表明他并不希望过早地确定“梅普之间到底由谁参选下届总统”的问题。

5月6日，“统一俄罗斯党”在伏尔加格勒举行了有关俄南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地区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普京提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广泛的人民阵线。他表示：“所有加入人民阵线的政治组织——‘统一俄罗斯’党、工会和青年组织，应当绝对平等，不分大小。所有人都有机会和权利就俄罗斯的最佳发展道路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可以保留无党派身份，并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名单里进入议会。”事后，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这样解释道：“这是一个超政党机制，它不以政党为基础，而更像是围绕这个倡议的发起人——普京建立的。”一般舆论认为，普京倡议建立“人民阵线”的意图是希望在大选之年，借助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通过全民动员的方式，再次确保“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胜。然而，俄罗斯国际政治鉴定研究所所长明琴科却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他认为：“普京建立该组织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

5月18日，在“俄罗斯硅谷”斯科尔科沃高科技园区举行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梅德韦杰夫再次谈及2012年总统大选一事，他表示：“作为总统，做出任何政治决定都必须慎重，因为这种决定关系到很多人的命运。”但他承诺，会在不久的将来宣布自己是否参加2012年总统竞选。同时，他还表示，如果他决定参加下届总统竞选，则“希望获得一定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包括那些提名他竞选第一任总统的党派。”显然，此时梅德韦杰夫的表态已经不像两个月前那样直接了，而且从他的讲话里也隐约透露出：在参加总统选举的问题上，目前他还缺少政治力量的支持。

6月17日，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式上，梅德韦杰夫发表了涉及国家发展战略的长篇讲话，全面阐述了国家发展的五大要点，承诺要用市场机制取代“手动管理”的经济模式，实行权力下放，打击官员和法官中的腐败行为等等。而且有人发现，与以往的讲话不同，在阐述这些国家发展要点前，梅德韦杰夫都加上了“我的选择”这一词组。对此有媒体甚至评论道：“梅德韦杰夫的此番讲话就像是一次竞选演讲。”[13]

这期间，无论是梅普的各自言论，还是媒体的各种分析和猜测，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说，只是让“2012年猜想”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9月23—24日“统一俄罗斯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竞选方针并确定竞选名单。24日，在大会即将结束之前，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同时出席了代表大会。普京在会上首先发言，他提议由梅德韦杰夫领衔“统一俄罗斯”党竞选名单，带领该党参加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梅德韦杰夫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提议，然后向全体代表建议，由现任总理普京作为候选人，参加将于2012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普京当即表示，如他当选总统，梅德韦杰夫将出任总理。随后，梅德韦杰夫表示，他确信“统一俄罗斯”党将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获胜，他愿意在由“统一俄罗斯”党组建的新一届政府中任职。至此，“梅普二人谁将参选2012年总统选举”的谜底终于揭晓了，“梅普组合”也宣告结束。针对自己的这一政治选择，普京自我评价道：“重新竞选总统是为了保证俄罗斯的稳定发展。”[14]

需要注意的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各自的发言中，都谈到了这一决定是两人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按照梅德韦杰夫的说法，早在他与普京之间“同志式联盟关系”形成阶段，双方就讨论了这一设想。而之所以一直未宣布由谁参选新一任总统，则是出于俄国内政治规则与合理性的考虑。普京在发言中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与梅德韦杰夫“在数年前就已经对二人的合作模式达成共识，由谁来做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整个统一俄罗斯党如何开展工作，取得怎样的成果以及普通俄罗斯公民对此如何看待。”[15]

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前，“梅普组合”公开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宣布“车王易位”，再一次将民众的视线从即将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转移到了半年以后的总统大选，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对俄罗斯政治发展已经影响不大；俄罗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政治格局也已经确定下来。正如俄罗斯政治学家维﹒尼科诺夫所说：“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为（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政治格局的见证人。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发生任何意外的话，普京将有可能在未来12年内领导俄罗斯。”

就在“普京将回归国家最高权力”的谜底揭开不久，“梅普组合”团队内部却首先出现了不和谐音。9月25日，“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刚刚结束，梅德韦杰夫的助手А·德沃尔科维奇就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认为梅普之间互换角色，“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由于德沃尔科维奇的身份特殊，在此时发表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自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紧接着，9月26日，政府副总理、担任财政部长长达11年的库德林在华盛顿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由于同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有关增加军费开支等一系列政策上存在分歧，自己无法在2012年大选后组建的梅氏政府中任职。库德林的言论激怒了梅德韦杰夫。几天后，他在一次政府工作会议上斥责道：“我们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总统制国家。我们有总统组建的政府，政府要执行总统的方针。谁不同意就请靠边，只能这样。”受到总统如此严厉的批评后，库德林随即向总理普京提出了辞呈。库德林在政府中的工作交由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负责，财政部长一职由西卢阿诺夫接替。辞职后的库德林表示，他仍会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并为此准备参与组建新的政党。

在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49.32%的选票。虽然保住了自己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与上届国家杜马选举相比，获得议席的总数减少了77席，失去了一直令其领导人引以为豪的议会2∕3以上宪法多数席位。

议会选举前梅普之间在“谁将参加未来总统选举”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和各自表态，不仅挑战了“梅普组合”的底线，也给社会情绪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6]很多俄罗斯民众表示对梅普之间的“私相授受”难以接受，它们认为自己的民主权力被剥夺了，投不投票都没有任何意义，普京的长期执政已经无人可以改变。

议会选举后，针对“统一俄罗斯党”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俄罗斯国内相继爆发了数次大规模的以争取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利为目的、主要由城市中产阶级为主体、依靠自下而上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民众抗议行动。抗议活动从2011年底一直延续到了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给俄罗斯执政当局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2、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后对政治精英的调整

在2012年3月4日的总统选举中，普京赢得63.6%的选票，当选新一任俄罗斯总统。由此，从2007年为遵守有关总统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宪法规定而设置的“梅普组合”，到2012年普京重新回到总统职位的“普梅组合”，俄罗斯政治经历了一次以普京为主导的最高权力的轮回。按照修改后的俄罗斯宪法，总统任期将为六年，如果普京在2018年总统选举中获得连任，那他将成为继斯大林之后执政时间最长的俄罗斯领导人，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有可能持续到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

然而，与普京的前两个任期相比，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和民意倾向已经发生了变化，普京第三任期的执政基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据俄罗斯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至2010年左右，表示将会参加以及完全可能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比例已经接近50%。[17]总统选举后，普京的支持率一度由2012年5月的60%，下降至9月的44%。[18]为应对这种局面，普京上任后一方面重新恢复了总统权力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部分改革。其中包括：

（1）进一步扩大总统办公厅的规模和职能，以巩固总统权力。普京下令在总统办公厅内新增设了1名第一副主任、2名总统助理和1名总统顾问，将办公厅下属的局由 15个增至22个，总统办公厅总人数相应增加到3100人。赋予总统办公厅负责参与国家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向政府传达总统指令并监督其落实等重要权力。[19]

（2）增设总统直属委员会，亲自掌控能源、军工等经济管理权。普京上任后不久，将总统直属委员会由26个增加到30个，并亲自出任经济现代化与创新发展、民族关系、经济、能源与生态安全委员会主席，将政府职权范围内的经济管辖权也收归总统，目的是掌控能源、军工等关键经济领域的主导权。（3）重新变政府为“技术型”内阁，削弱政府的决策作用。梅普“王车易位”后，普京重新调整了政府的权力结构，取消了“梅普组合”时期赋予总理的一些决策权，将推动创新经济、改善民生和发展远东等实际工作作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但这也使总统办公厅和政府内的一些机构出现了职能重叠的问题。

（4）为了迎合选民的政治诉求、缓和与反对派的紧张关系，总统大选前后普京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几项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其一，恢复了地方长官的直选，但又附加了一些补充规定，如总统拥有对参选候选人的质询权、参选者须得到该地方议会一定数量代表的“信任签名”等，以此来控制地方长官候选人的人选，避免因恢复地方长官直选而出现地方权力失控的局面。其二，再次修改了《俄罗斯政党法》，大幅降低了政党组成的人数，注册政党的最低人数由原来的4万人降为500人；将政党进入杜马的最低门槛线由7%降为了5%；简化了政党登记的手续。但同时新法还规定，对有违社会稳定的政党，俄司法部有权不予登记；不允许政党组建政党联盟参加选举。新政党法出台后，在短短的一年多内，俄罗斯出现了大量新党。截止到2013年9月，在俄罗斯司法部获得登记的政党已经达到了73个。其三，实施了新的反腐败政策。2013年4月，俄国家杜马通过了政府提出的有关“禁止政府公职人员和议会议员拥有海外账户和资产”的法案，规定国家公职人员不得拥有国外账户和外国有价证券、公职人员在国外拥有的不动产必须进行申报等。

与此同时，从2012年下半年起，普京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社会秩序和打击反对派的政策和法律，其中包括：设立诽谤罪、出台《非盈利组织法》，对网络和社会组织（尤其是接受国外资金资助的社会组织）进行严格的监管、威胁关闭“YouTube”等网站。2013年莫斯科市长选举前对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内的审判，以及在2013年底提前释放霍多尔科夫斯基，也被人们看做是普京对政府反对派采取的一种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的策略。

总的来看，重回克里姆林宫后的普京，通过对“梅普组合”时期政治精英的重新整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元权力”体制。在这一体制中，普京是唯一的决策者，其他政治精英则处于从属和被动服从的地位。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选择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变革模式，政治精英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无论是叶利钦时期，还是普京时期，政治精英都深受俄罗斯精英传统中“动员型”特点的影响，一切以服务于国家为最高目的，对最高权力保持绝对的忠诚。国家的最高权力则希望整个政治精英集团能够铁板一块，最大的均质化，并通过他们尽可能地攫取社会资源，将一切社会政治力量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2008—2012年从“梅普组合”到“普梅组合”的权力转化，为我们观察和了解俄罗斯“精英政治”的这种特殊性提供了条件。

“梅普组合”的四年间，俄国内外很多政治观察家和学者，根据梅普二人的言行举止和亲疏远近、围绕着梅普之间的角色定位，在“实然”与“应然”中不断转换，揣测着“梅普组合”未来走向的各种可能性。这期间，尽管所有人几乎都确信普京仍处于国家权力的中心，梅德韦杰夫不过是他的“影子”，但梅德韦杰夫与普京之间出现的种种政治分歧，以及俄罗斯有可能出现“偏离普京路线”的各种迹象，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例如，人们发现，在看待苏联历史，尤其是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与普京相比，梅德韦杰夫基本上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在有关“主权民主”的概念上，梅德韦杰夫多次提出了与普京不太一样的解释。他认为，民主的标准不能是双重的和可变的。“民主的标准应当包括公民自己感受民主，并且确信自己生活在民主国家里。民主的标准应该得到国际承认。”[20]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在他的《前进！俄罗斯》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全面现代化”的思想，他主张，要在俄罗斯“实现基于民主价值和民主机制的全面现代化”[21]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全面现代化”被很多人看做是梅德韦杰夫有别于普京的新的治国理念。西方国家对梅德韦杰夫有关加强民主和自由、发展公民社会与强调新闻自由的讲话非常感兴趣，认为梅德韦杰夫若能全面掌权，势必将推动俄罗斯民主化的发展。

随着普京顺利回归最高权力，此前外界有关俄罗斯政治未来的种种猜测，以及对2012年梅普之间权力竞争的期许，都已不再可能发生。俄罗斯政治中的“普京单级”权力格局也将随着“梅普组合”的终结而愈加稳固。

2011年底杜马选举结果公布后，莫斯科等地爆发了持续不断的要求“公平选举”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体制外反对派更是趁势打出了“没有普京的俄罗斯”的口号，试图将部分民众的不满情绪引导到与普京权力体系的对抗，普京及其建立的以总统为核心的权力结构的正当性越来越受到反对派的挑战。2012年，普京政府通过修改政党法与选举法，有条件地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将体制外政党正式纳入了政党政治体制的轨道，部分地缓解了社会紧张情绪，也相对分散了议会选举后社会抗议运动给普京政府带来的政治压力。

然而，由于目前俄罗斯政执政集团的影响力过分强大，力量过于分散的反对派政治力量还很难与之相抗衡。所以，在普京新时期，能否真正实现梅德韦杰夫曾经提出的“发展公民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目标，能否真正适应民众“平等政治参与”的社会要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取决于俄罗斯上层政治精英彼此妥协与良性互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