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尽管政府和媒体不停鼓励青年振作起来，但是却有越来越多的青年面对生活和未来只有迷茫、厌倦和颓废，“45°的人生”成为了很多中国当代青年的境遇，不买房、不生育、拒绝加班、拒绝“996”成了他们消极对抗这个社会压力的方式。如果不能采取有效举措来改变这种趋势，长期下去，于个人、社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都会产生消极影响。本文分析当前我国社会中影响青年积极性和进步的因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可能改善我国当代青年的现状的激励机制。

当代青年为何会“躺平”

面对近年来整体环境巨大压力的影响，放弃奋斗、拒绝竞争和低欲望的“消极”思想成为了多数青年的心声。这种集体焦虑的状态萌芽于2016年，我国的青年开始流行“丧文化”——“丧文化”属于青年亚文化的一种形式，主要反映了青年的颓废、绝望的精神特质；随后2017年“佛系”概念流传，同样用于表达青年人悲观的精神特质；2021年开始，我国的青年又集体“躺平”以对抗社会的种种问题，最近的“45°人生”更是道出了当代青年的艰难与辛酸。如果说“丧文化”和“佛系”只是精神层面的呐喊，那么“躺平”则成为了青年人更为具体且更为明确的一种对抗社会的方式和反对竞争的符号。可以说，从“丧文化”到“佛系”到“躺平”再到“45°人生”，青年人的对抗意识是在不断加强的。

青年人到底是在对抗什么？简单地说，青年人对抗的是社会层面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不公。这种不公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业机会的变化。今年上半年的就业形势是相对较差的。不管是整体调查失业率，还是16-24岁调查失业率都明显偏高，不仅高于同期，而且也高于欧美国家水平。“就业难”成为了很多青年人面临的第一大人生问题。据调查，55%的毕业生因为各种外部因素而主动降低了其就业期望，例如期望月薪比2021年下降约6%，约为6295元。求稳心态也是有增无减。另外，很多毕业生为了缓解自身就业压力，也会选择继续深造，读研读博。因此，现在社会上不仅仅有“考研热”，“考博热”也在逐渐兴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似乎只有“躺平”才能够适当缓解青年人的集体焦虑感。

第二，工作投入与回报的差别。“进入职场”只是青年人需要经历的第一个考验，入职以后则是要面对职场的高压环境和激烈的“职场竞争”。“996”已经成为了许多大厂青年人的工作常态；“8107”则成为了多数产业工人的现状。这就导致青年人几乎与办公室、车间厂房融为一体，社交、睡眠被剥夺。而由此引发的“过劳死”又成为了当下中国劳动者群体中一个棘手的健康问题。可以说当代青年群体中很多人已经被工作过度透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又形成了“内卷”这样一个恶性生态环境。为了把握就业机会，青年人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在“百里挑一”的竞争中胜出并获得非常稀少的工作机会。而工作中也需要一刻不停地努力，保证自己能够在工作中脱颖而出，且不被淘汰。这种竞争状态不仅是发生在同辈群体之间，而且青年人还需要和资深年长的员工竞争。职场中的绝大部分优势资源都会主动偏向于资深且年长的员工，青年人则成为了较为劣势的群体，只能拥有小部分甚至难以拥有优势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年人不得不通过“内卷”来竞争获取资源。相比资深年长的员工，资源的获取对于青年人来说就显得非常困难，青年人就会逐渐丧失工作动力。不难看出，当下的青年人在职场中面对着重重压力，而这样一种“职场生态”无疑是在消耗青年人的积极性和信心，最后青年只好“躺下来”以对抗这种不公。

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精英天下”中高级人才招聘会上，应聘者在查看企业名录。

（图源：新华社）

第三，生活期望与现实的差别。青年人在面对职场困境的同时，也需要处理来自生活的压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高房价带来的问题。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4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6193元/平方米，环比上涨0.02%。另一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1%。平均下来，我国居民每个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7元。在如此夸张的高压生活下，青年人只能够望“房”兴叹。高房价让青年人不仅买房难，而且租房也难。这必然会使得青年很难攒钱买房租房，同时也不敢消费，形成了恶性循环。更重要的是，高房价也成为了青年人结婚的“绊脚石”，影响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最后使得个人的人生决定都被迫推迟。这个情况在短期主要影响在个体身上，而长期下来则会导致整个国家经济难免出现放缓的趋势。

事实上，对于青年人的“躺平”现象，我们发现其行为会因为一些客观因素（譬如，社会收入层次）而呈现出不同的深层含义与特征。处于不同社会收入层次的人会呈现出不同的“躺平”现象。有一类可以称之为“反抗式躺平”。这一类出现在刚刚步入社会，收入也刚起步的青年人身上。这种青年不仅出现在像北京、上海、深圳的一线大城市，而且在欠发达的三四线小城市数量占比也居多。他们在主观上非常希望实现一些个人目标，例如经济收益或者社会地位等，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阻碍，使得他们难以实现这些目标。加之整个社会阶层的固化，久而久之就会发现即使怎么努力，也无法达到心中想要的那个标准。因此，在这种时候就只能选择反抗。而“躺平”就成为了这部分人反抗的一种方式。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们“躺平”主要是为了表达心中的愤怒与不满。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顺从式躺平”。“顺从式躺平”的这类人其实在经济收入上是达到了一定的目标。他们相对的收入要比“反抗式躺平”的人稍微高一些。对他们来说，追求更多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或者个体与社会的一种连接度。但是当下的制度环境使得个人目标很难实现。因此，他们也会主动选择“躺平”，降低个人追求，也不会再主动去为经济以外的目标而奋斗。这类型的“躺平”更多是一种对社会环境的屈从，但不满的情绪相对较少。简言之，“躺平”对于不同层次的人来说是具有特别含义的一个行为符号，并不能够单纯依照经验来认识“躺平”这一现象。[1]

图源：Youtube@China Insights

造成当代青年现状的原因

当我们试图理解当代青年人现状的时候，不能只看表象，即青年人对社会有诸多不满、青年人不上进、青年人思想违背社会价值观等。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当代青年人会呈现诸多的“消极”情绪和行为上的反抗？实际上，不难发现，这都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所引发的，且是青年人被迫选择的一个结果。简单来说，青年人不愿意努力，主要还是其努力的边际效益小于其边际成本导致的青年人社会心态的转变以及实践体验的差别所带来的结果。具体来看，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带来这一系列的挑战和变化：

首先，经济结构造成的机会减少。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能够给予青年的机会随之减少，这就使更多青年不得不选择“躺平”和“内卷”。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可以从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结构两个方面来探讨。

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当前的就业趋势仍以第三产业为主，属于吸收就业和新增就业的主体。2019-2021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构成占比从46.3%上升到了48%；而第一、第二产业则逐年分别下滑至22.9%和29.1%。受到疫情暴发的影响，第三产业的就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整个就业市场的需求逐年下滑，在职员工也面临着裁员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很难调动青年的积极性，“躺平”似乎成为了更合适的选择。

从企业结构来看，国企扩招、民企缩小造成了结构性的失业问题，机会的流失让青年人不得不选择“躺平”来反抗这个社会现实。从表象上看，国企近年一直在扩招，使得“国企热”仍在不断升温。从智联招聘发布的2022年大学生就业问卷调研数据可以看出，约44.4%的受调研毕业生仍把国企作为首选。但国企的扩招却难以满足毕业生求稳心态加剧的事实，以及未必能够解决当前就业难的问题。当下的国企招聘内卷程度是越来越高，应聘人数和招聘岗位不成正比的，多数人都要面临被淘汰的结果。而能够吸引就业的民企却又受到政策和疫情的影响，导致民企运作的困难程度加大，不得不面对人才难寻和员工冗余的双重压力。因此很多民企开始缩小规模，减薪裁员，甚至停产停运。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企所能提供的机会逐渐变少，随之带来的也是激烈竞争和民企热度的下降。正如智联招聘报告所示，今年的毕业生中只有17.4%的人将民企作为就业首选。

其次，公共事业市场化带来的压力。公共事业市场化主要是指“住房、医疗、教育”等三个领域的市场化。这三个领域也被称为压在中国年轻人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公共事业的市场化经历了三波。第一波是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的医疗改革；第二波是发生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教育产业化；第三波是发生在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房地产产业化。中国为了化解这些危机，逐步开始推进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旨在让市场来调节和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将社会问题交给市场解决的办法实际上却造成了更多麻烦。譬如住房问题，尽管房地产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红利，但是也将低收入群体以及青年人抛弃在了住房发展之外，即使有住房公积金作为购房保障措施，但是飞速增长的房价也让大部分人只能“望房兴叹”，被遗弃于社会发展的红利之外。同样地，医疗的市场化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尤其是青年人缺少了生育方面的保障，生育欲望降低，这就间接影响到我国生育率。而教育领域的资本化操作则是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让学习的“内卷化”越来越严重，教育改变命运的机制和效能逐渐弱化，这变相引发了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固化。与此同时，我国教育体系的“发育不良”也加剧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性。职业教育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很多高技能人才出现缺口，造成就业市场供求的结构性失衡。其次，我国长期忽视了“第二次教育”在发展中的重要性，缺少“第二次教育”的机会。但“第二次教育”对于服务产业、提高生产水平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能够给予青年人或者更广的就业群体二次机会，降低在内卷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被淘汰的概率。尽管市场化是解决问题最为简单和高效的手段，但是教育、医疗和住房是社会领域的三大板块，社会问题用资本的方式来解决，势必会加深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譬如“躺平”就是其中之一。

第三，社会阶层固化加剧了不平等。社会阶层固化所带来的最大且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社会流动性减弱，整个阶层变成了一种“世袭”制度，官员子弟很容易成为官员，如今“寒门再难出贵子”。概括地说，和“躺平”有关的阶层固化可以具体分为两个类别，即“横向固化”和“纵向固化”。“横向固化”是我国或者说东亚文化圈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这种固化主要指的是体制内外流动性减弱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体制内外的环境差异以及人力资源的流动受限，导致了体制外的人要比体制内的人更能够感受到来自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也常常会表现出想要“躺平”的欲望。这种系统内外的不平衡性自然就加剧了“躺平”这个社会心理效应。另一种“纵向固化”则是我们常指的年长一辈和年轻一辈之间的区别。一方面，年长一辈经过了较长的发展阶段，已经占据了一个稳定的层次，各类资本也被年长一辈所掌握，这就导致了年轻人的竞争空间会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挤占，最终导致年轻人被迫选择“躺平”来反抗这种代际之间的不公。另一方面，父母辈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他们的孩子在中短期内可以有暂时逃避现实的物资基础，因此可以通过“躺平”来逃避社会。所以“纵向固化”实际上是从负面和正面两个角度来影响青年人的行为。但结果是使更多青年人被迫或有条件地主动选择“躺平”。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下坳镇隆麻小学学生在听课 

（图源：新华网）

需要说明的是，“躺平”并不是一个只发生在我国的特殊个案。事实上，“躺平”可以说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无论是亚洲其他国家，还是欧美国家，都面临着青年发展困境的问题。在日本，我们看到了一个“低欲望社会”的存在；欧洲则是有着比重也不低的“尼特族”；美国也需要面对“脱节青年”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个青年发展问题的产生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背景因素，即当下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革期，变革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或者冲突，才造成了“躺平”现象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探究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鼓励青年用一种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和工作，而不是单纯地对青年进行道德上的谴责。

改善当代青年现状的建议

“躺平”这个现象在我国的出现是由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所引发的一个青年发展困境。为进一步促进青年的健康向上发展，我们可以尝试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来改善我国当代青年的状态：

第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教育体系。当前我国的教育体系仍存在两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即“职业教育”和“第二次教育”问题。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体系并不完善，而且职业教育在社会上总是被赋予了另一层负面含义。改善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和社会舆论，能够为青年创造更多的机会（包括教育和工作），进一步改善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问题，从而改善“躺平”问题在我国的影响程度。纵观欧洲，尤其是瑞士、德国等国家就是通过推广“双轨制教育体系”，逐年改善了“尼特族”在全国范围内的占比，这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同时提倡“第二次教育”也能够改善“躺平”问题。当前我国的教育体系中主要强调第一次教育，而忽视了第二次教育的作用。实际上，第二次教育发挥着为青年人提供了公民教育、职前培训的功能。这样的培训不仅能够帮助青年人提高就业的概率，而且对于已经就职的青年来说，可以通过第二次教育的机会提高职业技能，更好地满足工作环境的需求，降低被淘汰的风险。因此，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该大力呼吁第二次教育在青年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德国，超过一半的人都是通过"双轨制职教培训"（VET）进入职场  

（图源：DW）

第二，进一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业机会的增加需要政府和用人单位的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在宏观政策层面进行把控。完善就业援助、创业扶持和毕业生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政策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有效措施。此外，国家还需要通过政策改善创业和经营环境，提高投资创业便利化，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支持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对促进就业的作用。最后，要完善政府服务，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失业登记、职业介绍机构等体制的建设，以保障人民的就业机会。对于企业来说，从量上提供更多的实习和就业岗位给青年人，尤其是刚刚毕业的学生是非常重要的，这能够提高青年人的就业信心。同时企业也需要考虑为在职员工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协助员工提高职业技能，保障职工有一个长期且稳定的就业环境。

第三，进一步提高青年的社会保障。正如上文所述，当下医疗、教育和住房的市场化，给当代青年造成了巨大的生活负担，从而加剧了“躺平”的发生。当代青年面临着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政策系统性差、社会保障检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已经过了第一波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当代青年人已经很难通过财富积累和资本投资获得一定的经济地位，因此政府对于青年的扶持，尤其是社会保障上的支持就显得非常重要。政府应该形成明确的改革思路，重点关注在学青年、闲散青年以及刚刚步入职场的青年三大板块的制度建设，采用专门定制化的政策措施，弥补以往存在的政策空白。最重要的是要达成政府职能部门的合作，切实解决青年人面临的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和养老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同时有必要搭建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平台，注意收集青年社会保障方面问题的信息，整合服务青年的资源，从而全面满足青年的社会保障服务需求。

第四，进一步加强社会的公平机制。不公平现象在我国的社会中越来越严重，这也是造成“躺平”现象发生的一个诱因，甚至社会不公平威胁到整体的社会秩序，因此扭转社会不公平现象对于解决青年生存问题是很有必要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整分配结构，无论是一、二次分配，还是三次分配，我国的制度层面仍存在很多的缺陷。政府应该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以及国有企业的封闭性问题，创造更多的增加财富的机会，减少社会的不公平。同时，当前关注度较高的“第三次分配”要如何实现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改善三次分配是为了实现不同社会阶层流动和平衡，进而提高社会公平性。政府对于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将影响到社会各个主体参与到分配中的积极性，以及分配的效果。另外，城乡之间的差异也在不断扩大，政府应该适当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让更多的农村人受益于国家社会政策。譬如教育中如何平衡城乡学生比例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不均等化”现象。当前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政府官员、上层人士）享受到特殊的公共服务，譬如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这势必导致老百姓的需求不能够得到满足，因此政府仍需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总而言之，当下青年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都是由整个社会结构性的缺陷引发的，政府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只是对青年进行道德上的谴责，而是应该积极采取相关措施解决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创造利于青年、保障青年的机会，如此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脚注：

[1]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躺平的一代？“Is China’s Young Generation ‘Lying Flat’?”，发布于2022年5月10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9DpJjuPCXA&t=227s

作者向勋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 | 冯箫凝 黄紫蓝

校对 | 贾本裕 梁湛非

美编 | 冯箫凝 黄紫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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