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深耕于某个文化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把在长时间里写就的零散文章汇集成册，其实是一种以个人行走的足迹来成就历史书写线索的重要方式。以书的方式去系统化、结构化地整理、爬梳和反思写作中触及的现象和话题，对于读者去理解某一文化领域的发展脉络和作者的思考演变大有裨益。《中国当代摄影景观（1980—2020）》便是这样一本书，该书作者顾铮作为40年来中国当代摄影的亲历者、见证人，同时作为重要的中国影像文化学者，在各种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当代摄影的研究文章，本书从中精选出23篇，以宏观图景铺陈和微观个案细读两条线索为脉络，勾勒出中国当代摄影景观。

顾铮也是《中国摄影》杂志的重要作者，书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文章曾在《中国摄影》上刊发过，集结成书时做了全新修订。

本文为《中国当代摄影景观1980-2020》一书的序，该文不仅概括了全书的内容，还补充了一些书中未及讨论的摄影个案。本文推出时，文字有所删改，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者

顾铮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7月

从1980 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作为摄影者还是作为摄影书写者，自忖介入中国当代摄影已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这一路下来，林林总总写了也有不少文章。有些是为参与会议所写，有些是期刊论文，有些是各种机缘的产物。这些文章的写作，都持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如果不是就个案而是就现象所写的话，也努力尝试给出有关现象的一个具广度也具深度的图景。但毕竟中国当代摄影的场面宏阔，实践丰厚，以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做到全面涵盖。此次有机会将一些文章结集成书，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在对这些有关摄影的书写做出反思的前提下，通过编辑以令这些文章对于中国当代摄影的现状与生态有一个更好的呈现，同时，也希望能够提示自己对摄影书写的反思。

因此，首先考虑到的是将一些文章视其内容，以议题加以归结，达成某种宏观图景的铺陈。但限于能力与视野，以宏观形式所呈现的，当然存在挂一漏万的问题。为避免“省略了微观的宏观”（朱伟语）的此一宿命的弊端，我也努力将过去我个人对于一些摄影家、艺术家的评论与分析，作为个案部分设立，以求达到“宏观”与“微观”某种程度的平衡。

本书在整体构成上，分为“现象”与“个案”两个部分，也是出于宏观与微观“平衡”的考虑。而且由于写作时间上的关系，许多“宏观”性的文章已经有了越发不“宏观”的问题。如何弥补这种不足，我将在下面努力通过对于作为宏观“现象”的各部分章节的“再”审视，加入一些新的实践的介绍，争取有所弥补。

灿烂的宁静，1985   李世雄

第一章“重新启动——关于1980 年代的中国摄影”，是应黄锐先生所邀为他在德国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画册所写，在此作为本书“现象”部分的第一章，试图给出本书的一个整体背景。中国当代摄影的时期分类，或许有各种分法，但1980年代一定会被视为起步阶段，这点当无疑义。如果我们要梳理已经成为当代史的一部分的中国当代摄影的历史，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当事人以各种方式来回忆与反思。摄影的历史研究需要更多的当事者的回忆材料以及各种史料的发掘，而且，即使现在开始，在我觉得也已经稍有迟缓之感了。

第二章“在现实与记忆之间——1990 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是200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当时，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有着相当迅猛的势头，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我的这篇论文从讨论现实与记忆之关系出发来审视中国当代纪实摄影，在一定程度上为审视纪实摄影这一面对复杂的社会变动而摄与记的手段提供了思考的材料，这个章节讨论了朱宪民、解海龙、侯登科、陆元敏、周明、赵铁林、韩磊、徐勇、杨延康、姜健、张新民等摄影家的作品。从那时以来，中国的纪实摄影以更为丰富多变的方式展开。这些展开，有相当一部分在以下章节中以不同方式有所涉及。但也有一些摄影家的实践，因为包括时间在内的各种原因，无法在此章节以及之后的各章节中得到阐释。就现在所想到，希望以下作品，如刘立宏呈现的东北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自然）的消失，骆丹沿318 国道所展开的对于各地的观察，陈荣辉与赵智等人有关东北现状的纪实摄影等实践，能够引起有心者进一步的关注、讨论与研究。

“麦客”系列之一，1982-2000   侯登科 

本图得到越众历史影像馆授权许可

场景·河南罗山，1989   姜健

“上海人”系列之二，1990-2000   陆元敏

“土地”系列，2010   刘立宏

随着纪实摄影的展开，一些特定题材或对象因为其社会关注度上升而成为更为明确的聚焦点。比如，在高速展开的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就成了许多摄影家的重要题材。第三章“中国当代摄影中的都市景观”，集中处理了摄影家如何面对都市这一极为重要的题材。经由王耀东、朱浩、邢丹文、翁奋、缪晓春、马良、蒋鹏奕等摄影家的实践和大量工作积累，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将“都市摄影”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加以深切审视了。由于本文成文较早，后来大量涌现的中国都市摄影实践者没有能够及时纳入视野。如许海峰、严怿波、戴建勇（Coca）、郑知渊、倪卫华、冯立、唐晶等人的摄影实践，都给进一步思考中国都市摄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考察材料。

骑墙·海口，2001   翁奋

庆，2002   缪晓春

移动照相馆·彭杨军陈皎皎家庭，2012   马良

不被注册的城市，2008-2010   蒋鹏奕

第四章“‘摄影， 就是你的私生活；私生活，就在你的摄影中！’——中国私摄影论”，聚焦于新世纪最初十年间摄影在年轻人手中作为一种自我表现形式的展开，讨论了曾忆城、亚牛、编号233、戴牟雨等人的作品。受各种原因限制，有关“私”的摄影实践，不可避免地在开始阶段有其稚嫩一面，但其活力与活泼同样不可忽视。文章发表之后，又有罗洋、陈哲等人的摄影，进一步将私性与身体以及个体心性之间的交集，包括身体疼痛与心理创伤等议题，被她们以个人独特的视角与主观意识强烈的摄影语言呈现出来。

身体在摄影的观看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中外皆然。本书第五章“呈现、定义与重构——中国当代摄影中的身体”，为中国当代摄影如何面对身体以及处理这个题材勾勒出一幅较为宽阔的图景，讨论了张海儿、缪佳欣、李楠、张洹、洪浩、李政德、任航、陈羚羊、刘丽杰、荣荣与映里等个案。在这里，也许值得将廖逸君的最新工作作为此章节的补充，以丰富我们对于这方面实践的认识。她的一反男女关系通常的男主女从的双人肖像套路，以女性（摄影家自身）所主导的她与日本男友的通过各种身体姿态所形成的结合，既在视觉上出以惊奇，也颠覆通常对于男女力量对比关系的认知，因此引起广泛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包含在第四章与第五章这两章里的各位摄影家的实践，其实存在方方面面的交集，在许多情况下身体与“私性”并不可以截然分开。

请 Mr. Hong 进入，1998   洪浩

窗边的胡源莉，1987   张海儿

第六章“作为人性探索、社会透镜以及影像实验的肖像摄影”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于2013年所办的“时代肖像——当代艺术30年”主题展览图录所写。该章节讨论了姜健、刘铮、任曙林、曾翰与杨长虹、肖全、李天元、张巍、王庆松、海波、魏壁等人的作品。因为该大展具回顾性质，因此文章也努力在时间上与此展所涵盖的三十年保持一致。当然，本章节所作论述与作品、作者选择，也受限于摄影媒介本身、个人视野与篇幅等因素。

崔健，1990    肖全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动，强烈作用于空间生产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既存在对于已有景观的破坏与拆毁，也有新景观的生产与再造。而新旧景观的糅合所产生的“奇观”，于摄影的“志异”性来得特别的相宜。第七章“当代摄影的‘空间转向’”，试图对进入新世纪后出现的以结合自然与社会景观的更偏向社会景象的一种纪实摄影现象加以理论上的探讨，其中涉及到了以曾力、渠岩、金江波、火焱、王国锋、朱峰等艺术家的作品。这种“空间转向”后来在样式上被命名为“景观摄影”，一度成为一种流行之后甚至被出现大量模仿而成为套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景观摄影”也可以认为是不同于之前的以各种社会议题为主题的“新纪实摄影”，许多优秀作品展示了摄影家对于“纪实”概念的突破与反思，也在摄影语言的开发上有了新的贡献。这当中，张晓、张克纯、刘珂、严明、木格等人的作品，都力图通过对于景观的具主体性的描述与凝视，强化与突出其超现实的一面，加上尤其是其中一些人在色彩上的独特处理，来突出自己对于自然、社会以及人这三者相互交缠的新景观的感受与看法。而塔可的《诗山河考》（2011），则以追溯《诗经》经典中的地理景观的方式，更展开一种视觉上的文化寻根，其气息又迥然有别于其他摄影家的“景观摄影”作品，并赋予“空间转向”以新的意义。

“生命空间”系列，2007   渠岩

“诗山河考“系列之“烈烈”，2012   塔可

随着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构造的重组，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以及家庭关系也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也日益受到摄影家的关注。他们的关注多是从个人经历出发，去探问这种关系之于自己的意义并将其视觉化。第八章“‘我想如果他还活着，肯定会将我杀死。’——中国当代摄影中的家庭与家族”一文，努力探索家庭与家族在摄影中的最新呈现，讨论了王劲松、苏晟、宋永平、黎朗、邵逸农与慕辰等艺术家的个案。这里值得提及的两个最新的例子是，高山的《第八天》（2013—2016）与汪滢滢的《洄》（2016—2019）。

“父亲 1927. 12. 03—2010. 08. 27”之父亲的身体 A，2012   黎朗

摄影家高山在出生后第八天被收养。这部作品关注他与养母之间在感情上的相互依赖与需要，以及探讨这种关系不可避免会产生的挣脱与沉陷的复杂性，同时也让人们注意到摄影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此书荣获2019年美国光圈摄影书奖“第一本摄影书奖”，充分显示一些中国年轻摄影家的工作，已经能够以其独特性在国际上获得比较充分的关注。

汪滢滢的《洄》梳理自己的离异家庭与自我之间的情感纠葛，在如何将个人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进行个体叙事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同时，这两位摄影家的工作，让家庭这个概念的并不那么甜美的一面展露，也让我们与他们一起面对如何定义“家庭”这个严肃议题。

其实，摄影表现的可能性及其新展开，始终伴随着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时对于媒介的能力的挑战。这些作品都是摄影家根据个人经历与经验所做出的回应，这既是对社会议题的回应，也是对媒介能力的挑战。

第九章“还原与变形、再造‘新闻’与新闻‘再事件化’——当代艺术与摄影中的新闻‘再处理’”，本意想要思考在图像信息泛滥的情况下，摄影家与艺术家们是如何因势利导，将图像这一第二现实纳入自己的创作中，使人们得以再思图像与生活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面对图像的问题。本章涉及到了张大力、王友身、李郁+刘波、阳红光等人的个案。

永恒的瞬间·李贝，2018   阳红光

摄影能够成为虚构的手段，要拜数码成像技术的高度发展所赐。第十章“虚构、审视与反思——有关中国当代摄影与数码技术之关系的思考”，以王川、姚璐、缪晓春、戴翔、孙略等艺术家的作品为例，讨论了数码技术的影响之于摄影的虚构可能。在此提起一位摄影家的工作以作本章补充。刘思麟的《我无处不在》系列（2012年起）通过数码手段，将自己的个人形象植入到一系列中外历史照片中，她以出没于历史人物身边的自我形象、将因她的“潜入”而被改篡的历史图像，对历史图像与历史本身展开戏谑性处理，同时又重新审视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我无处不在”系列之“西蒙·德·波伏瓦与刘思鳞”，2013   刘思麟

其实，在“现象”部分，我一直觉得至少应该可以再设一章来讨论摄影作为艺术形式的追求问题。这里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再申述几句。摄影作为一种记录手段，如何摆脱记录而通过对摄影观看本身的别具创造性的呈现以及进而思考摄影观看的潜能与局限，并且进入到艺术摄影的高度，对于许多摄影家来说，确实具有挑战性与刺激性。比如陈维坚持以搭建置景的方式展开拍摄，但最终成像却介于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剧场感。现居北京的王宁德的《无名》系列（2016），以在中国各地拍摄的城管用以覆盖遍地所在的小广告的涂抹笔触的块面，通过电脑软件与某些新闻摄影图像的匹配，得到具绘画笔触效果又具有拼贴效果的画面。这是一种既有某种叙事，却又有着某种抽象构成的画面。在这些新的图像里，具体性若有若无，但由此引发的联想空间却更为开阔。同时，他还通过挪用现成像的方式，质疑了图像生产的原创性与天才观。而现居美国的雷磊所提供的两组拼贴作品《动势》系列（2018 年起）和《进行中》系列（2017），前者的图像素材来自作为绘画参考的摄影图册，后者来自1976年之前的《人民画报》。这些现在已经成为他所创作作品中的历史图像或绘画参考，本来都在某个具体、特定的语境中存在，具有具体明确的意义，服务于特定的实用目的。但现在经过他的重新组合，这些图像元素被组合进了新的图像体系里，其本来意义消失，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并且作为新的图像出现在我们面前。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打开了思考、审视图像的生产与意义的新地平线。而蒋鹏奕的一系列工作，则追究光在摄影图像的生产中的作用，以独具特色的手法呈现了光的存在及其存在方式。

陌生人，2019   陈维

“动势”系列之三，2019   雷磊

摄影图像在手工制像中的不可控性既体现了摄影的特殊魅力，也吸引摄影家从不可控性中获得新的刺激。邵文欢在自己涂布感光乳剂的画布上显像照片，然后再施以石绿以及丙烯颜料。这个有着江南园林意趣的《霉绿》系列，结合了摄影与绘画的手法，将综合各种材料所得的丰富的肌理效果来强化地域文化的特色，也突出传统文化在材料运用中的新意趣。

此外，储楚、孙彦初以及林舒等人也在把摄影与书法和绘画结合方面做出了饶有意义的探索。这些摄影家的实践不仅丰富了摄影在语言上的创新，也为思考摄影的本体性打开了新的维度，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为促进摄影在艺术维度上的发展提供了活力与动能。

同样的，摄影与记忆之关系其实也应该并且有可能成为本书中的一章。只是因为时间的原因而无法在此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作为一种记忆手段，摄影天然地也宿命地成为保存人类共同记忆的重要保障。而历史的再生也严重依赖摄影图像的保存与起底。下面所举的一些例子，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探讨人们秉持摄影这个手段所呈现的公共记忆与私人记忆之关系，值得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一定包含了私人才成为公共，而私人的始终存在才令公共成为可能。在公与私的边界滑动中，摄影如何起到塑造、巩固记忆以及延续人类记忆的作用，确实成为不少摄影家的实验与探讨内容。

朱浩的《天堂后巷》（2012—2013），将上海老式电影院在日常生活中的消失做了一次视觉凭吊。他以综合展示的方式，将作为记忆的证据与对象的电影票票根以一种虚幻的负像呈现，同时也拍摄他寻寻觅觅找到的已经关闭的许多老电影院的出口，它们往往是在里弄的后巷。而从1980 年代的《上影画报》中剪取的明星头像，被他以拼贴的方式聚拢在一个个纸盒里，以集体记忆的碎片形式出现。经过这样的有机整合，这三个方面（电影票票根、电影院出口以及明星图像）所分别代表的消费、空间与幻想，以多声部合奏的方式，将他的个人记忆与消逝的日常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一种观影方式的消失，它们是被大资本的观影集合体所打败的。

自从摄影被发明，个体记忆就永远与摄影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蒋志以持续了四年的作品《情书》（2010—2014），展开了对早逝的妻子深情的追怀与对生命和爱的意义的思考。这当然也包括对于生与死的关系的拷问。周仰的《漫长的告别》，通过对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的外婆的视觉悼念，细细梳理个人感情与时代以及私人记忆的关系。同时，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公共议题也因这种回忆而得以彰显，引起公众的关注与正视。这样的发挥摄影记忆功能的实践，也与社会议题有了主动与自然的结合，进一步探索了摄影如何与现实互动，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可视化的潜力。

“情书”系列之一，2010-2014   蒋志

在就“现象”部分的各个章节做了介绍后，现就“个案”部分的各篇文章做一说明。

有关侯登科的摄影的文章发表于2003年，后加入了在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讲座的部分内容。我个人现在当然于他的摄影有更多的看法，但这里仍保持原样。有关刘铮的文章是我应邀为他的英文版摄影画册《刘铮》所写，然后又经增删，加上与姜健的《主人》比较的部分，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有关邵逸农与慕辰的摄影的文章，则发表于《天涯》杂志上。如我所写刘铮的摄影一样，收入本书的我的一些个案部分的文章，都是为摄影家的图录所写，这其中包括了有关洪磊、蔡东东、秦一峰、汪远强等人摄影的文章。而有些文章，则因为各种机会而有了写作的可能，如有关鸟头小组、邢丹文和王国锋的摄影实践的文章。

千禧夜的两个富人，1999   刘铮

中国风景·苏州拙政园，1998   洪磊

在此要特别指出，有关杨福东的文章是为我于2012 年在OCAT上海馆策划的其个展“断章取义”（2016）图录所写。此展由今已去世的黄专先生交付于我，至今仍然清晰记得他抱病坚持出席开幕式的样子。我与黄专的交往始于1980 年代。1990 年代我在日本留学时，他来东京，我在大阪，当时曾经有过长时通话。我与他有过多次愉快的合作，包括杨福东上海个展、曾力深圳个展、谷文达艺术研讨会、张晓刚图录撰文等。我们的合作领域横跨当代艺术与摄影，他的敏锐、坚毅与专注一直是我所敬佩的，也一直鼓励我做好自己的工作。黄专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贡献已经成为我们的宝贵遗产。愿黄专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北京朝外 SOHO，2007   曾力

竹林七贤之一，2003   杨福东

这么多年来，就中外摄影家的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可惜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全部收入本书。收入本书的个案，一定程度上稍稍考虑到摄影的各个样式的平衡，以便大家既可以了解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与现况，也可进一步了解我对于这些不同摄影样式的理解，当然这同时也暴露了我的个人局限。希望以后有机会将没有收入本书的文章，能够以某种方式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