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4日14时，上海市浦东新区图书馆的二号报告厅内座无虚席，还有人不断走进来，工作人员在不停地加椅子。

    这里即将开始一场主题为“法律与人生”的分享会，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上的预告这样写：“在第23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全国基层法院首家知识产权审判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的优秀女法官们第一次为公众揭开知产女法官的‘神秘面纱’……”

    陆光怡：从没想过当知产法官

    陆光怡坐在第一排，手里紧紧握着演讲稿。不善言辞的她，今天却要作为第一位分享者走上演讲台演讲，她不禁深深吸了一口气。

    “欢迎大家出席浦东法院建院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法律与人生‘女性与知识产权 IP女法官们的酸甜苦辣’分享会……”台上的灯光刹那间亮了起来，主持人邓海婷甜美的声音响起。陆光怡看着这位进入浦东法院知识产权庭才半年的同事，羡慕她毫不怯场。

    遥想当年，由于着迷律政剧，陆光怡选择了法律专业。经过在律所、检察院、法院的实习，陆光怡发现，律师和检察官都需要在法庭上唇枪舌剑，只有法官不需要太多话语，比较适合她。于是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官这个职业。

    2009年，陆光怡从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工作，2012年，她又从松江区法院调到浦东法院。新环境充满了新挑战：松江区法院刑庭的法官人数是6人，浦东法院是20人，松江区法院每次分案2到3件，浦东法院每次却接近10件，而且案情复杂程度和审理难度都不小。

    陆光怡埋头苦干，很快进入了状态，在她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有被告人、被害人都对被告人精神鉴定结论有异议的故意伤害案，有向不特定社会公众200余人募集资金、涉案金额高达5.8亿元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还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后的首例涉外刑事案……

    审理的案件越来越多，陆光怡的信心也越来越足，她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在刑庭干下去了。

    2015年8月，庭长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

    “你愿意从刑庭调到知产庭工作吗？”庭长问。

    陆光怡一下子懵了，从刑庭到知产庭，如同从医院的内科转到外科，专业知识侧重、“治疗”手法完全不一样，这怎么弄！

    不行，不行！陆光怡心里一万个不愿意，最终开口说的却是：“……好的，我愿意。”

    庭长点点头，陆光怡待在那里，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嘴里会吐出这5个字！

    硬着头皮来到知识产权庭，陆光怡被分到了著名的“三合一”审判团队。

    浦东法院的“三合一”审判机制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当年推出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机制后，业界称赞其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浦东模式”，该模式于2008年写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陆光怡感觉压力山大，只会审刑事案件的她一下子要面对“什么都要审”的审判团队，而且还是专业性很强的知识产权审判，怎么办？

    她开始疯狂“啃”知识产权法、行政法教材，以及一切与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有关的法律、司法解释等文件。同时，由于新案子还没有排期开庭，她抓紧分分秒秒，去旁听庭里同事的各类庭审，学习民事案件开庭的基本流程，了解著作权侵权、商标侵权、各类不正当竞争、知产合同等纠纷的审理要点。

    让陆光怡心存感念的是，“三合一”审判团队的负责人、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倪红霞始终陪伴着她，在最初的那一年，陆光怡每一次庭审、每一篇裁判文书，几乎都有倪红霞的悉心指导和精心修改。

    此后七年，陆光怡厚积薄发，审理了浦东法院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首例涉商标侵权不服行政处罚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以及涉及欧普、汉高等知名商标的刑民交叉案件，主审的案件被评为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上海法院100个精品案例、示范庭审、优秀裁判文书。

    “现在，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今天的第一位分享者陆光怡，她曾荣立上海法院系统个人三等功，多次获评上海法院系统嘉奖、浦东新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主持人邓海婷微笑着示意陆光怡，陆光怡转头看了一眼坐在身旁的倪红霞，倪红霞也浅浅微笑地看着她。

    “掌声有请陆光怡法官！”主持人说，台下掌声响起，陆光怡站起身来走向演讲台。

    王潇：一开始就对“IP”心向往之

    王潇屏息听陆光怡在台上演讲：“……终于，我鼓起勇气对庭长说：‘好的，我愿意！’”

    台下顿时一片笑声，王潇也笑了，虽然在彩排时听陆光怡演讲了很多次，但今天听来特别真切。

    王潇和陆光怡不同，她从一开始就心心念念想从事知识产权相关工作。

    2006年，还在法学院读本科一年级的王潇去上知识产权法课，那天给学生上课的是一位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老师。课一开始，老师便问：“同学们，有谁能告诉我，知识产权的英文怎么说？”

    全班同学面面相觑，知识产权的英文怎么说？不要说英文了，就连知识产权的中文是什么意思也没人知道。

    老师笑了笑：“知识产权的英文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IP，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王潇瞬间被这个“IP”迷住了。

    王潇开始去“抢”知识产权法的选修课听，无论是70多岁的知识产权法泰斗讲授的英文教程，还是中青年教授们讲授的专题课，她都听得津津有味，梦想着有一天能考取知识产权法的硕士。

    但现实是残酷的，在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考试中，知识产权法专业成了大热门，竞争异常激烈，王潇左思右想，最后转身选择了刑法学专业。

    进入浦东法院后，王潇先在刑庭工作，然后又调到研究室，虽然她知道院里有一个知识产权庭，但那是王牌部门，拥有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有高大上的精品案件，她想都不敢想。唯一令自己安慰的是，研究室办公室和知识产权庭在同一楼面，从距离上说，她离知识产权还是很近的。

    有一天，研究室主任把王潇叫到了办公室：“三天后，你去知识产权庭报到。”

    王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幸福也来得太突然了！

    三天后，她出现在了知识产权庭庭长的办公室，由于知识产权庭还来不及给她安排办公桌椅，一番寒暄后，她又暂时回到了同楼层的研究室办公室。

    一会儿，知识产权庭的内勤来了，个子不高的小姑娘捧来一大摞卷宗，最上面的一本卷宗几乎碰到了她的下巴。

    “庭长让我把这12个案子给你，这是你的新案子！”小姑娘把卷宗放在王潇桌上。王潇连忙说了一声“谢谢。”

    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一份扑面而来的压力。考虑到王潇是新到知识产权庭的法官助理，庭里特意安排她在快速审理团队磨炼，处理的都是接地气的“小案子”，比如在微信公众号里用了一张在网上随便下载的图片，或者是在超市里卖几支假的中华铅笔或蓝月亮洗衣液。

    虽然和自己脑海中知识产权案件不太一样，但王潇还是百分之百地投入了学习，带她的师父也是庭里的业务骨干。6个月后，王潇协助法官办理了近百件案件，调解率达到90%。

    两年后，王潇入额成为“三合一”审判团队的一名法官。

    袁田：一个曾经想做教师的法官

    “……坐在三尺法台上，我的目光穿过旁听席，看着坐在最后一排的倪老师，看到了她关注着我的眼光。那些年所有的言传、身教、奉献、关照都冲进我的脑海里。我感到一股力量，因为我的老师就坐在我的对面……”王潇作为第二位演讲者，在台上深情讲述着，袁田坐在下面静静聆听，眼角有些湿润。

    袁田原本立志做一名法学教师。在武汉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法专业研究生时，袁田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和雅思考试。根据人生规划，她应该继续在国际法研究所读博，然后争取出国交流，最后成为一名国际法青年教师。

    但就在研究生毕业前的一个假期，她受了一次“刺激”。

    邻居过来咨询袁田一个关于继承的问题，想知道怎么打官司、怎么写诉状、对方会答辩些什么，但袁田平时研究的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哪懂这些。临走时，邻居丢下一句话：“我看你好像不太懂法律啊！”

    假期结束后，袁田去听了一场博士论文答辩会，看着大家针对国际法领域学术上的一个专业名词热烈讨论，她突然觉得，这样的法律离大家太远了。于是，袁田决定离开高校，迈向社会，走入实践。

    陈惠珍是袁田进入浦东法院后碰到的第一位知产庭庭长，陈惠珍和倪红霞都做过袁田的带教老师。

    一次，倪红霞受理了一个案子 ，争议焦点是“金领之都”的楼盘名称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小袁，你觉得构成作品吗？”倪红霞问她。

    袁田支支吾吾地回答：“我觉得大概率构成，也有可能不构成。”

    倪红霞继续追问：“你说说看，为什么构成？为什么不构成？”

    袁田开始胡乱搪塞，倪红霞微微一笑，不再追问，袁田顿觉汗颜。

    而在庭长陈惠珍那里，袁田更是汗流浃背。

    陈惠珍“钦点”袁田担任她主审的IPAD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法官助理，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极高，庭长不仅对流程、笔录要求非常严格，还要求袁田熟悉案情、撰写专报，汇报案情、关联案件案情、业界观点。

    “你的观点是什么？”陈惠珍问袁田，袁田哑然。

    “你要多努力啊，你不是学知识产权法专业的，要格外多用功。”陈惠珍说。

    为什么自己没有观点？因为不够专业！一个没有专业能力的法官助理，能给法官助力什么？

    袁田开始购买有关知识产权的书籍，同时利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去旁听高校的课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金领之都”案宣判后，袁田专门写了一篇案例分析文章，倪红霞帮她作了修改。

    2013年9月12日，《人民法院报》登出了袁田与倪红霞合作的《不构成“作品”的楼盘名称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一文，袁田欣喜万分，一个门外汉终于踏入了知识产权法的大门！

    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等着她。

    2014年，上海开始全面试点司法体制改革，突如其来的改革，让法官助理遴选为法官的路径变得扑朔迷离。法官助理何时才有资格遴选为法官？需要通过考试吗？还是打分推荐？要等多少年？

    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答案，只有无尽的等待。

    “你们这一届等得太久了！”终于，袁田等来了法官助理遴选法官的通知，当听到政治部老师脱口而出这句话时，袁田热泪盈眶。

    埋头复习，勤奋备考，袁田拿到了全院笔试第一、面试第三的成绩，然后进入最后一关——遴选委员会面试。

    她信心满满地坐到考生席上，评委抛出一个案例题，袁田马上给出自己的答案。让她始料不及的是，主考官们并不满意，开始不停地追问，直到她被问得哑口无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袁田心态崩塌，计时器尴尬地响着滴答声，她觉得法官梦即将破灭。

    一段日子后，袁田收到通知，她居然通过了遴选委面试！欣喜的同时她也感到了新的压力，成为法官后，仅有专业是不够的。

    一次，袁田接到一名被告打来的电话，对方显然对判决不理解。

    案子已经宣判生效，理由在判决书里也详细写明，自己手头还有很多案子等着要处理，袁田本想让当事人直接去看判决书了事，但有个声音在提醒她：“不行，如果你把电话挂了，也许被告永远不会明白哪种行为是法律的禁区。”

    袁田耐心地在电话里给被告讲解要点，从普通市场主体的视角出发，给被告解释什么是“商标性使用”，为什么被告的行为会造成对原告商誉的损害。

    “谢谢你啊，法官！”被告挂上电话。袁田有一些小感动，对法官来说，判决要让当事人明白，才能让当事人信服。

    倪红霞：脚踏实地 薪火相传

    倪红霞没想到自己的团队可以发挥得这么好。

    每年的4月都是知识产权庭最为忙碌的一个月，就在这两天，陆光怡、王潇、袁田一边忙着彩排演讲，一边完成各自手里的工作。她们有的要撰写、校对审判白皮书，有的与电台合作草拟普法节目提纲，有的在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做庭前准备。

    听着台下观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看着姑娘们在演讲台上尽情演讲，倪红霞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倪红霞做了整整十年的书记员。2001年10月，在熬过了漫长的考验后，她开始了知识产权法官的生涯。

    那一年中国加入WTO，为了履行中国加入WTO的相关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商标法、著作权法进行了修订，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上升到了国家层面。面对如此“高大上”的知识产权，那时的倪红霞比袁田更忐忑，比陆光怡更犹豫，比王潇更紧张。

    倪红霞碰到了全院出名的“严师”陈惠珍，陈惠珍是知识产权庭庭长，当时庭里只有3名法官、1名书记员，一年收案才20余件，庭长是所有案件的审判长，对每一起案件进行把关。

    一间不大的办公室，4个人一起工作，每当向陈惠珍汇报案件时，倪红霞都战战兢兢，因为庭长要求所有法官必须对自己手里的案件了如指掌，甚至包括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如果回答“我不知道”“我没问”，或者手忙脚乱地翻卷宗，那结果很可能就得重新开庭补充调查。

    为了“应付”庭长，倪红霞在庭审中盘根问底地追问当事人细节。渐渐地，她养成了庭审前充分阅卷、庭审中多问多想的习惯，这些习惯让她在处理案件时能够考虑得更加全面。

    脸上的胶原蛋白一年年流失，庭长陈惠珍后来也调往其他法院，身边的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唯一不变的是倪红霞的坚持和认真。她全身心地投入在浩瀚的知识产权海洋中，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互联网、生物医药、机械技术……她不停地吸收，不停地实践。

    20多年就这样过去了，知识产权庭从最初的4人发展到40多人，收案数从一年20余件激增到1万余件。当事人的证据有时候是整整一箱，判决书最多时超过了100页，倪红霞也从一名法官成长为一名副庭长。

    2019年5月，“倪红霞法官工作室” 在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挂牌成立，倪红霞带着团队开始了巡回审判、法治宣讲、指导调解、产业调研，她时刻在思考如何为企业提供司法服务。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陈惠珍老师！”邓海婷说。

    倪红霞看着“师父”陈惠珍走上演讲台。陈惠珍两个月前刚从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的职位上退休，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法官，曾先后获评“上海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全国法院审判业务专家”等称号，并被聘为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

    “浦东知识产权庭近三十年的发展凝聚了几代知产法官的努力和付出……”

    掌声雷动，一束鲜花送到了陈惠珍的手里，这是对老法官的致敬，也是对年轻法官们的鼓舞，更是对中国知识产权未来的无限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