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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事件”

去年10月25日傍晚，十几名不久前嫁到日本东北某农村的中国女青年，聚集在本村一户日本人家门前，她们愤怒地敲打着这户人家的门窗。她们之中还有几名孕妇。“干嘛欺骗我们！今天可要把话说清楚1”当在这户人家中得不到满意结果时，女青年们便开始了静坐抗议。这一夜，她们冒着料峭的寒风坐在屋外，向屋内主人示威。翌日一早，在淡淡的晨曦里，这些精疲力尽的女青年们商量了一下，又一起涌向对面的国际婚姻介绍所。

中国女青年的行动传开后，她们的日本家属们纷纷赶到现场劝她们回去，但她们不听。她们闯进介绍所，吵闹、打斗便在这小小的介绍所里展开，轻声劝阻的、愤怒吼叫的、满地打滚的、拳打脚踢的，这些极不和谐的声音及女人的哭叫声撕裂了只有1.3万人口的静静的小村落的上空。

事件发生两个月以后，小村落里的人们还在私下议论着那场“十月事件”。“听说玻璃被打破了。”

“女人里有会少林拳的，那可不是好玩的。”

就像一块小石投进池塘那样，层层波纹不断扩展。

然而，“事件”有关人员谁也不愿向人们说明事件的缘由。

想象中的丈夫并不富

参加那天夜里集会的中国女青年从22岁到三十几岁的都有，都是从北京来的。在去年春上，她们与这个村子的男青年们见面、结婚，六七个月间分别来到目本。

A是在一名从日回来的女自费留学生的极力推荐下，决定与日本人结婚的。

那名女留学生亲切地对她说：“在日本想与中国女性结婚的男人很多，我真想在其中做点好事，并不是我个人想从中获得什么好处。”说着给她看了一份日文的日本男性履历书复印件。

“这个男子从事农业，年收入700万日元，家住在比东京还富的一个乡村，要买什么就给你买什么，也用不着你准备嫁妆。”

“既然这样富，为何不找日本女人呵？”A迷惑不解地问。

“咳！你哪知道日本的国情，日本女人都不愿与公婆在一起生活，所以有长子结婚难一说，他们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A经不住那女留学生的劝诱，在北京某饭店参加了与日本农民的集体结婚典礼，开始了人生的转折。到了丈夫家，她的黄金梦破灭了，展现在眼前的除了山就是水田，再就是一片防雪棚，附近连一家商店也没有，日子过得没味极了。

当知道丈夫付了钱时

A受到的第二个打击是丈夫告诉她在履历书上他并未写过年收入有700万日元。因为这个村落平均每年每人农业收入仅为300万左右，加上副业收入也不会超过700万。

不仅如此，当她知道丈夫为娶她曾向婚姻介绍所付了350万日元契约钱时，气得她浑身发抖。她一盘算，丈夫在北京一星期的费用、往返旅费、翻译费、结婚仪式费加起来无论如何也花不了350万日元呀！她上当了，日本丈夫也被人“宰”了一刀。

把她们送到日本的那个女人，后来又回到T市从事国际婚姻介绍买卖。当知道那个女人现在又到日本各地召开“解除结婚难”集会时，便决定将那女人叫来把话说清楚。受骗的姑娘们一天夜里，涌向了日方介绍人的家，日方介绍人说那女人明日会来电话。为不失良机，她们决定等下去。然而等了一夜才知道那女人一早就去东京了，她们相互诉说着，越说越气愤，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A多次强调地说：“我要知道这是买卖的话，是决不会到日本来结婚的”。

最年轻的B也伤心地说：“我也是那女人介绍的，轻信了她的话。她说对方有钱，在中国买不到的东西全能为我买，结果让人失望，生活比北京还穷！”

C的脸色苍白，眼里闪着泪花：“来这儿结婚绝对错了！我们北京来的人全被骗了！像我这样怀了孕的人，该怎么办呵？有了身子，家里只有白萝卜吃，夜里的老鼠比猫还大，这在北京是不可想象的事。丈夫只知道缩在被子里，一点也不知道关心我，尽管我作了最大的努力，也无任何效果。”

卖农机的人选择了婚姻介绍买卖

大量的中国女性嫁到日本是有缘由的。

当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后，人们争先恐后弃农进城，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姑娘，农村人口急速减少，剩下的均是些老人、儿童和必须继承家业的青壮年。可农村小伙子需要成婚，女人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红娘”组织应运而生。

他的本行是推销农业机械，农业的萧条使农业机械的销售走进死胡同。他的眼睛随之盯上了国际红娘这一行当。

据统计，这个村子有1300名30岁左右的男青年，其中15%未婚，20岁左右的未婚女青年只有独身男性的一半。

“没有妻子有田也没有用。既帮人介绍对象，又可顺便推销农业机械，岂不是一举两得。所以我也开始干起了婚姻介绍所。”

他作为“中国T市国际婚庆旅业服务有限公司”

的Y村支部长，在家门口挂起了“国际结婚介绍所”的招牌，大部份收入来自婚姻介绍费。他干这行起源于得知有人以专门向日本人介绍中国女青年的信息。开始，谁都说不讨外国老婆，但中国人与菲律宾人不同，既认识汉字，也无需往娘家里送钱，而且气候水土与日本东北地方相似，家族观念也强。他充满信心，带着十几张毕业于高中、中专，大学的中国女青年相片及履历书开始了登门拜访的国际婚姻业务。

“你看看中国女孩子，一个个长得多秀气，这鼻、眼、耳、齿哪儿不动人，都在20至30岁之间。到中国就像进入了天国，年龄相差个20岁左右也无所谓，保证能让你带上个漂亮的妻子回来。准备充分的话，成功的比率高，相面的比例计划是一男对七女。”

他的任务是送人去中国，向每位报名者收取30万日元报名费。

按他所说，在中国的饭店里准备了房间，男女在翻译陪同下见面，双方握手即意味着婚约，几天后就参加集体婚礼。

一切都不习惯，想回北京

在一起离婚协议中，中国女青年用水果刀对着翻译怒吼道：“你这不要脸的女人，你是人贩子！别想活着回去！”

要不是周围人一拥而上加以劝阻，一场血案将在异国发生。“中国T市国际婚庆旅业服务有限公司东京支社”设在东京浅草一家化妆品公司内，这里除了收取婚姻介绍费之外，任何问题发生时，都以各种理由予以回避，也就是说事情都得由介绍人及家属处理。

“只要有媳妇肯嫁上门来，别的都好解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方家属以各种方式回避、忍耐，以避免问题的发生。然而，语言、生活习惯的不同，对双方来讲，障碍远超过预想。

日本民族在进入先进国家以前，因长年贫穷生活的习惯，到今天仍保留着米饭加酱汤加咸菜的日常便饭的生活方式。这对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子们来说，简直是不可忍受的事情。

不少婆婆因中国媳妇不习惯日本式浴池，而特意准备了淋浴；还准备了床。甚至有人为让媳妇保持“半边天”习惯，在媳妇出门时，送到门口，还热情地挥挥手；回家时，点亮门灯，并让她先洗澡（日本家庭里通常是男人优先）；还有为媳妇准备专用电冰箱的婆婆。但这一切并不能让一心只想到日本过天堂生活的北京姑娘们满意，“不管怎样，想回北京。”

尽管如此，想嫁给日本人的中国女孩仍逐年增加

丈夫面对妻子的啼哭，有口难辩。“我没有骗她呀，谁知道见面时，翻译是怎么说的。”

比起日本农村的生活水平，北京来的妻子们算是富豪：瑞士表、法国挎包、意大利皮鞋……这一切足以让为买一件便宜的孕服而连走几家商店的婆婆眼花缭乱。

去年冬天的片子啦~

大多数中国妻子在乡村工厂工作，比起在家里当主妇来讲，算是能有个解闷的地方。

这个村子里还有10名中国妻子，其中6人已怀孕，事已到此，也无心再闹下去，村子从表面上看来暂时恢复了平静。但不可忽视的是，讨厌闹事的日本人与不会日语的中国妻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解决，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最近，这个村子里又有6个青年农民准备参加由日本人组织的中国国际婚姻旅行团。

大城市不行，转向东北地区

中国大城市的女青年不好惹，就转向中小城市，中国东北地区的姑娘“好对付”已成为国际婚姻介绍所之间的常识。

国际婚姻介绍所向付了250万日元的男性提供了100名中国东北姑娘，男人们从中挑选10名满意的。

然后介绍所向10名中

国青年分送男性的履历书以5对1的比例，将成婚可能性较高的5人叫到北京见面。

东北姑娘们从零下35度的东北乘一二十个小时的火车第一次来到北京，连大饭店都初次踏入，别说见外国人。女的轮流前往男性房间进行数小时谈话，然后，男性从中选定一名作出最后决定。东北姑娘最关心的不是金钱，而是男人是否温柔，保证自己不受欺负。

国际婚姻介绍的商业行情

以高昂的介绍费，向讨不到老婆的日本人介绍外国姑娘，已成为一大国际生意。各国姑娘都有一个标准牌价：韩国姑娘150万日元；中国姑娘250万日元；前苏联地区的姑娘300万日元。以中国姑娘的250万日元牌价为例，费用分别为：入会费35万，介绍所职员陪同费60万，成婚费50万，航空住宿费25万，见面费25万，一般经费55万。抓住出国热心理，这笔钱并不进女方手里，除了必要经费外，全进了介绍人的腰包。换句话说钱不管进谁的腰包，简单一句话，花了这笔钱即可讨到老婆。而标准牌价实际上也是流动的数值，住在神奈川县的一名46岁的单身汉，在他将年轻的上海妻子接到日本时，前后竟向某国际婚姻介绍所付了1600万日元。

利用国际婚姻玩弄女性的也大有人在。东京一名56岁的男性，3年前花200万日元和一名18岁的菲律宾女青年结婚，一年后离婚；3个月后又花250万日元与一名25岁的中国女青年结婚，不到两年。他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同时，又付了300万日元准备讨一名16岁的苏联姑娘。拿他的话说：“要说我把女性作为发泄性欲的玩具也可以。”

男的花钱买老婆，女的花钱卖自己。在希望和日本人结婚最多的上海，为把自己提前列人报往日本的名单中，借款100万日元付给中方经纪人的也大有人在。

国际婚姻介绍所是以这样的理由来反驳社会舆论的：“人身买卖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想和中国人结婚的人都是没有能力的人，他们除了花钱买之外，难道还有别的方法？”

“真正坏事的是日本女人，结婚条件太高。”“不了解真相的人才反对国际结婚，我们不去救济结不了婚的人，谁来管？”

日本的国际婚姻组织状况

以介绍中国女性为主的“国际婚姻介绍所”在东京有14家，在日本全国大约有100来家，经介绍成婚的约有七八千对。这种新兴的生意，目前在日本还没有列入法律条文中，完全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业务主要是向农民及个体户介绍对象，年龄以35岁到45岁为主。

一些国际婚姻介绍所甚至登出这样的广告来吸引客户：“我们向你介绍少花钱而漂亮的中国姑娘。”“你想价廉美貌的中国姑娘吗?

以中国姑娘为主的国际婚姻介绍也只是几年前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以菲律宾、韩国姑娘为主。但由于菲律宾的新法律而限制了国际婚姻活动，韩国姑娘又太难对付，9对结婚有5对离婚。当开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中心后，又出现了各种问题，其中最难处理的是以结婚为幌子，来日后“失踪”的女青年不断出现，因此，事情发展到了向中国东北地方开发的现状。

对国际婚姻的现状，日本外务省以慎重的姿态开始审查各“国际婚姻介绍所”。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字都宫市的一家国际婚姻介绍所负责人的生意经是：“这油水大的买卖可不能轻易放手，要沿着法律死角长期继续下去，为防止发生问题，最好寻找老实的外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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