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纵观中外历史发展进程，“老大”的位置和名号从来不是“单一因素”造就的，“老大”是历史、声望、品质、实力、担当等的集合尊称，任何单项冠军都不能维持“老大”的长久地位。财富仅仅是“老大”地位的其中一项指标，甚至不是决定性指标。

其实，“历史文化决定老大论”是全世界最具“人文情怀”的一种逻辑，而“业绩第一决定老大论”又是全世界最具“迷幻色彩”的一种逻辑。

“老大”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不了解、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查阅中国酿酒产业数据库以及汾酒的“历史台账”，就会发现一个让人惊诧的“秘密”：

真正奠定“汾老大”现代地位和称号的，与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几乎无关，而是自上世纪30年代来以来，“微生物学”对中国白酒（汾酒）酿造的首次应用，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和蓬勃发展，导致汾酒“品质技艺”和“质量管理系统”的全面大幅度提升。

1960年，汾酒厂组建汾酒科研所，全国首次提出“质量是企业生命线”，形成班组五大管理体系；1963年，“酒界泰斗”秦含章主持著名的“汾酒试点”时，已经形成了“四方结队学汾珍”的行业现象。1980年代，汾酒获得了白酒行业首个“国家质量管理奖”。

“全面质量体系”的建立，让汾酒成为首屈一指的行业标杆，带来的是市场效益的节节攀升，其口感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火爆场面。

查阅历史资料，自“民国”建立，到“新中国”建国后的1990年代中期，“汾老大”几乎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这种现象全中国绝无第二。

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汾酒不是“微生物学应用、科技研发、工艺品质、管理体系”走前全国前列，如果形不成“榜样与标杆的力量”，绝不会有“四方结队学汾珍”的奇观。没有这些“亮成绩”和“硬指标”，“四方结队”来汾酒学什么呢？学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吗？如果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能学到手，岂不成了笑话了吗？

从1952年-1989年，新中国连续举办了五届“全国评酒会”，时间跨越近40年，汾酒除了荣登第一届“四大名酒之首”，在其他四届评选中，也都名列前茅。

可以说，四十年的“中国名酒”评审进程史，就是一部以汾酒为主导的“中国名酒与现代科学的应用、创新与改革史”，也是一部“中国名酒与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进步与改革史”。

基于此说，“汾老大”的地位与称号，当之无愧，光照未来。

然而，谁又能想到？世事变幻，时代莫测。最早引进“现代科技思维与实践”、使中国白酒“全面质量体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汾老大”，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却又悄然“退位”了。

尤其是，在“名酒”与“民酒”价格之辩上，汾酒竟然效仿“圣贤之法”，“禅让”了汾老大应有的“高端酒权利”。

在很多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甚至成了中国白酒界“第一悬疑冤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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