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夏天，上海市作家协会发起“红色起点”主题纪实文学创作项目，希望通过这次创作对上海红色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重现那些被遗落在历史长河中的动人故事。

“红色起点”系列图书之一《巾帼的黎明》，记述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校的始末。作家杨绣丽用散文的笔法生动地描写了丁玲、王剑虹、钱希均、王一知、秦德君这些伟大的女性，是如何怀着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走进石库门，走进平民女校，相继参加革命，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

平民女校外景

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旧址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上海市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党组织为了“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在1921年年底，先后两次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于1922年2月创办了平民女校。

杨绣丽描写道：“校舍是‘三间、两层、一客堂’的老式房子，正中客堂是上课、会客、吃饭的三用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放在中央，周围有些小长条木凳，东边墙壁上挂了一张长方形黑板，东北角一个简便的书架，这就是教室了。东厢房是手工作坊，供学生摇袜和缝纫用，楼上中间也是课堂，东边则是学生宿舍，摆着几张双层床，两边是老师的宿舍，另外亭子间、灶披间也住了学生。”这所平民女校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校长，学生有30多人，较著名的有：丁玲、王剑虹、王一知、钱希均、秦德君等。

“如果我们是丁玲、是王一知、是秦德君，在百年前那个风雨激荡的岁月里，会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呢？”杨绣丽谈到了她的创作思考，“什么样的机缘让她们来到上海？怎么进入平民女校的？又是如何书写自己不凡的人生轨迹？在写作时，这些都是我很想探求的秘密，我查找了很多资料，想尽可能还原她们人生的光影。”

平民女校的资料照片

“这是一次更需要责任感的写作，更多的要关照社会和历史。”杨绣丽坦言，整个过程是冗长的，需要搜集资料，消化材料，考察踏点，要整体构思，再进行文学的表述，这是一种漫长的考验。

她说：“我以前多数是写诗、写散文，也写过几本关于军队的报告文学。但红色党史的创作，还是第一次。”

由于需要阅读查阅的相关资料比较多，如何在历史资料中梳理出平民女校这段历史，有一定困难。“梳理关系尤为重要，在动笔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去写，用什么样的叙述方式。比如先写女校还是写老师，又或是先写学生？怎么去引用？用什么的叙述笔法写？问题非常多。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还是保持了原来的写作风格，自己比较擅长抒情，喜欢用很诗化的语言来表达，用倒叙、插叙、顺叙多种方式把它糅杂在一起。如女学生怎么到学校，怎么讲老师，这样脉络就比较清楚，这本书构架就有了。”

“平民女校的故事很丰富，主要讲述了丁玲、王剑虹、秦德君、王一知、钱希均等人的故事。当李达开始筹建平民女校的时候，王剑虹就开始参与其中，成为一个引路人的角色。丁玲出身于大户人家，而秦德君出身贫苦，每个人身世不同，但都怀着追求自由的心情汇聚在了上海。很多人之间都有互相影响的作用，书中对他们具体关系有详细的展开。”杨绣丽说道。

《巾帼的黎明》书封

《巾帼的黎明》主要通过七个章节展开。以第一章“汇聚上海，红色的起点”、第二章“平民女校，巾帼的摇篮”、第三章“石库里弄，云集的名师”、第四章“人性历程，大爱的光辉”、第五章“革命奋斗，巾帼的黎明”、第六章“苦难辉煌，无尽的怀念”等章节，不仅呈现了这些革命女性来到上海的前因，也展示了她们在平民女校里怎么学习、生活的过程，还讲述了在石库里弄的学校中的几位名师，讲这些名师如何教学；讲革命奋斗，叙述了钱希钧等人如何走向革命道路；讲述了学校很多女生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关于友情、爱情的往事；最后，讲回忆，苦难的辉煌，讲对平民女校的怀念。“书中人物比较复杂，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形式穿插起来把这样一段历史陈述开来。”杨绣丽说道。

这所我党创办的妇女学校，办学历史很短，1921年底开始招生，3月份创办，1923年初关闭。“最早时候，这个学校是陈独秀和李达要开办的，他们租的房子由李达用稿费支付。虽然平民女校存在时间很短，但是这所学校的意义非常久远。学校里的女生很多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钱希均本来是做张秋人童养媳的，在女校锻炼下走上革命道路，她在革命过程当中遇到了毛泽东的弟弟，最后成了毛泽东弟媳妇，参加了长征。丁玲如果没有王剑虹的鼓动到上海来或者不参加这个女校，她的思想不会有这样的改变，走向了文坛。她们在这里碰到了很多优秀老师，高君曼、陈独秀、陈望道等都在里面教书。这些老师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他们都设有讲演课，这对于锻炼学生表达能力非常重要，王剑虹能在几千人的工会活动中演讲，就是锻炼出来的。可以说，平民女校有些课程设置比现代学校先进。”杨绣丽介绍，虽然平民女校成立的时间不长，人数也不多，但是，作为党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它的影响和开创性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平民”二字是这所学校的精髓。杨绣丽表示，“平民”二字，正是这所学校的精髓。平民女校的办学制度、组织架构和办学宗旨，与贵族学校有着本质的区别。李达在特刊上撰文，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感觉知识缺乏的女子一天比一天多了，假使全国各大城市都能照样的把平民女学创办起来，使这类有觉悟的女子都能够得到求学的机会，那么，我想不上几年，真的女子解放的先锋队到处都要组织起来了。”

平民女校在教学方式上，完全采用白话文教学，使用老师自编教材，注重启发式学习。女校专“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李达还特地撰写文章阐明其支持“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主张，要求工作部的学生努力做到：“第一，须有刻苦耐劳之精神，切不可好逸恶劳，懒于操作。第二，须有严格自制的意志，切不可依赖他人或仰助学校。”

“工作部分缝纫、织袜两个组，有十二部织袜铁机，六部缝纫机，学生自愿参加，除了上课、休息天，一般就是下午做工，每次五小时左右。学校又另外请了技术熟练的裁缝来教大家，很快大家就掌握了织袜缝衣的技术，而且还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杨绣丽写道。

说到平民女校最大的特点，便是设置了两小时讲演课，由教员和来此联络或开会的党员轮流讲演。当时在校担任教员的革命女性、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曾撰文回忆，“讲的都是关系我们平民女子学校切身的问题，这一课别的女校是没有的。”陈独秀、李达、张太雷、刘少奇、恽代英、施存统等人都成了学校的教员，他们常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揭示穷人特别是妇女几千年来受苦、受欺压的根本原因，热情地宣传苏联的十月革命，指出将来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将来的世界是人民大众的世界，并殷切地希望她们能为这一事业而努力奋斗，参加斗争的行列。

早在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就指出：“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

1922年3月5日出刊的《妇女声》推出“平民女校特刊号”，沈泽民在《我们为什么叫伊平民女校》一文上指出：“‘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校，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

在提到关于这本平民女校的书，最重要的是表现什么？杨绣丽回答：“平民女校中这些杰出的女性，一群追求男女平等和自由，为追求民族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女性，她们走过茫茫黑暗，和无数人一起创造了历史，也见证了历史。平民女校是追求独立、自由和真理的一个起点，像一道红色的刻度，永远标记在那里。”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它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成为历史大潮的一部分，推动着时代的进步。杨绣丽在回答创作这本书的目的时说道：“现在是新时代，在这个大好时代，也是需要开拓，也需要有勇于挣脱旧风俗的勇气。平民女校的女生思想比较前卫。虽然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新时代女性如果能够有她们当时的勇气和精神，能够和这个社会交融在一起也是很优秀、很杰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