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视角看“崛起”（系列之二）

王三义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不像亚历山大帝国的崛起那样迅速，也不像罗马帝国的崛起那样艰难，从1299年建立国家，到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震惊欧洲，历时一个半世纪。而罗马从罗马城建立到独霸地中海，对外征服持续四个半世纪。罗马人有多次失败和挫折，为帝国崛起付出高昂的代价。奥斯曼土耳其人兴起时，塞尔柱突厥王国分崩离析，拜占庭帝国已不能控制黑海和爱琴海。奥斯曼土耳其人既占“天时”，又得“地利”：在小亚细亚的征服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跨海到达欧洲，经过科索沃战役和尼科堡战役之后，控制了巴尔干半岛，早期征服几乎是每战必得。不过，奥斯曼帝国的治理不如罗马那样成功。奥斯曼帝国史大篇幅描写战争、宫廷阴谋、叛乱，经济和文化方面显得单薄，留给人的印象是：趣闻多、怪事多、内斗多、打仗多。其实，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既对欧洲历史有很大影响，也改变了东部地中海沿岸的政治格局。

如何从打仗的技术转向治国的技术

　　奥斯曼土耳其人擅长打仗。经过奥斯曼一世和奥尔汉两代君主（1299-1359）的扩张，14世纪中叶就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并进入巴尔干半岛。穆拉德一世和巴耶济德一世两代君主（1359-1402）努力夺取亚德里亚堡，在科索沃平原打败塞尔维亚军队，摧毁了塞尔维亚王国，进而占据马其顿、保加利亚部分地区，入侵匈牙利。“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位三十年（1451-1481）战绩辉煌：攻占君士坦丁堡；征服波斯尼亚王国；夺取热那亚人在黑海的殖民地；兼并克里米亚；征服阿尔巴尼亚，征服希腊大部分地区。塞里姆一世时期（1512-1520年在位）征服了两河流域北部，征服叙利亚和埃及，使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延伸到红海和北非。苏莱曼一世时期（1520-1566年）向西扩张，占领贝尔格莱德、莫哈奇、布达、佩斯，吞并匈牙利；向东扩张，一度占领波斯的大不里士，南下占领巴格达，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波斯湾，还征服非洲北部，使帝国疆土扩大了四倍以上。后来的素丹继续扩张，高加索地区、波斯湾南岸地区也纳入奥斯曼帝国版图。

　　奥斯曼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对外征服是以“圣战”的名义进行，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奥斯曼土耳其人善于采用新的军事技术，制造大炮、帆船、长舰的方法是是向热那亚人学习的。在征服战争中俘虏的会制造武器的基督徒，得到奥斯曼军事部门的提拔重用。奥斯曼土耳其人也能及时吸收马其顿人、匈牙利人的作战技巧。此外，奥斯曼土耳其人还熟练地运用“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兵法。比如，为了迫使威尼斯人放弃爱琴海的港口或岛屿，派兵远征意大利半岛。奥斯曼土耳其人还通过降服的海盗，成功地打击对手威尼斯人。比如，海盗首领海雷丁·巴巴罗萨（约1478-1546）就被任命为奥斯曼军队的舰队司令。他在地中海叱咤风云，控制着地中海的许多岛屿。

　　史学家的判断是：在一个长时期内，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事务方面超出它的对手”。即使到18世纪不再扩张，奥斯曼帝国最大的事务是军事，历代素丹最关注的的是军队建设，以及对军队的控制，即便在晚期国力衰弱的状态下，仍不断发起保卫国土的军事行动。历史上著名的素丹巴耶济德一世、穆罕默德二世、苏莱曼大帝受到无限崇敬，像穆拉德三世那样“呆在家里”的素丹，往往受到土耳其人的批评。

　　问题在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没有把打仗的技术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技术。苏莱曼一世时期的辉煌不仅仅是战争获胜，关键是对内的立法，即苏莱曼立法。随着帝国扩大，伊斯兰法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能处理非穆斯林事务和少数民族事务，苏莱曼一世编纂法典，颁布新法，强化了帝国内部的管理。但从苏莱曼一世晚年开始，出现内政懈怠，统治集团的虚弱逐渐显露出来。此后，官吏贪污腐化，军队纪律涣散，军人到处劫掠，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长期保持的战时军事体制在和平时期已不再适宜。

　　奥斯曼帝国的霸权很短暂。因为，帝国政府的边疆管理力不从心，比如，帝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阿拉伯行省南部边疆，几乎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库尔德斯坦、约旦河东岸地区、也门、北非地区，游牧部落与城镇交错分布，这些边疆地带时而“开放”（外来部族不断进入），呈现出松散、混乱状态，时而“封闭”（帝国政治权力强化，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商贸活动也受影响。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阿拉伯沙漠的疆界，16世纪至18世纪前期处于松散状态，试图在边疆确立直接统治的努力总是不成功。

　　奥斯曼帝国在征服过程中实行“蒂玛”制，把土地分给封建领主和骑兵，“蒂玛”持有者要承担兵役义务。早期严格执行“蒂玛”分封标准的情况下，基本解决了土地制度和兵役制结合的问题。但“蒂玛”制在实践中缺乏监管，“蒂玛”授予过程中出现混乱，到17世纪之后这项制度丧失了最初的功能。

　　帝国政府管理少数民族和少数教派的方式是“米勒特”制。“米勒特”制下，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群体只要承认素丹权威，缴纳人头税，在自己的社区内享有较大的自由。奥斯曼政府选用少数教派的宗教领袖和地方精英充当代理人，靠这些重要人物控制各个社团。奥斯曼帝国前期保持相对稳定和形式上的统一，得益于“米勒特”制度。但从17世纪起，腐败蔓延，政局不稳，民族和宗教矛盾激化，“米勒特”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何从粗放式掠夺转为经济上精打细算

　　奥斯曼土耳其人喜欢的职业有两样，一是当兵，二是当官。商业、手工业、银行业他们是不屑于去做的，实际上也不擅长做。

　　奥斯曼土耳其人有无限的扩张欲望，首先他们在行的是军事，其次，实践告诉他们，只有开拓疆土才能带来无数战利品，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所以，在奥斯曼土耳其人扩展新领地后，来不及规划如何进行内部管理，也没有兴趣认真做管理规划。习惯于攻城略地的土耳其人，只懂得财富可以通过掠夺而获取，至于如何盘算如何理财，既不是土耳其人的强项，也是他们不屑于做的。战争失利，不能开拓疆土，奥斯曼帝国会出现财政危机，国内矛盾加深。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和维持庞大的行政费用，只能增加捐税。奥斯曼土耳其人尽管英勇善战，但并可能打遍天下无敌手。曾三次围攻维也纳，未能突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防线，还丢失了匈牙利。多次与波斯萨法维王朝交手，未能挫败萨法维王朝。 多次在地中海用兵，也未能夺得摩洛哥、直布罗陀海峡，取得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

　　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制度的特点，一是以税收为主要财政收入形式，国家的直接税征自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二是国家财政收支与王室财政收支的界限并不严格；三是财政预算中最大的份额是军费预算，财政为军事需要服务，国家税收也相应地服务于这一目标。即使失去扩张的能力，防御性质的战争和维护稳定所需的军事行动从未间断，财政服务于军事的性质也没有改变。这种财政制度是不能适应帝国发展的新形势的。

　　奥斯曼帝国位于东地中海的欧亚非三洲连接处，最大的优势应该是商业，是跨洲际的贸易，但统治者不会利用这一优势。帝国境内有世界著名的商业民族阿拉伯人、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但帝国政府未能发挥这一优势，提供的政治平台不够。政府未能提供有效的保护措施，更没有挖掘这些少数民族的商业潜力。

　　奥斯曼帝国虽然控制着黑海、土耳其海峡、爱琴海、红海，但奥斯曼土耳其人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有限。奥斯曼帝国占领港口和商业城市后，关税的征收、市场的管理等一些需要会计学、财务管理知识的部门，往往会交给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阿拉伯穆斯林的商业活动主要在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但停留于传统的集市贸易和城乡交换，不能涉足新兴的产业。城市的工商业、银行、信贷等行业，基本上由少数民族垄断。帝国境内的金饰工艺、珠宝业先后被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把持，获取不菲的利润。城市里多数银行家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他们精通欧洲语言，有财力，有商业经验。奥斯曼帝国的管理机构如邮政、电信、统计、铁路等部门，都有这些少数民族担任要职，有的甚至负责管理帝国的财政、内务、教育、公共工程等部门。

　　奥斯曼土耳其人未能从粗放的“掠夺—消费”模式转向真正的经济管理，不懂得广开财源，也不懂得节约开支。不会精打细算，庞大的帝国必然会限于“入不敷出”，国库空虚的局面。帝国的经济发展及财政管理起初依赖本国少数民族，后来依赖欧洲资本家，穆斯林的经济没有发展。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没有涉足现代工业、银行业，或其他技术性强的职业，进入19世纪后奥斯曼帝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他们与现代世界的距离拉大。

如何从武力对抗转向谈判和妥协

　　由于对外战争的多次胜利，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眼里，没有用武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在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仍然四面出击，东与波斯萨法维王朝争夺两河流域，西北与奥地利争夺匈牙利等地，在地中海与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争夺海上支配权。从1463年到171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之间发生了六次战争，希腊的城市和岛屿多次易主。16世纪70年代与西班牙的大规模战争，消耗了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力量，但奥斯曼土耳其人绝不言败，恢复元气后重新开战。直到1697年与奥地利交战失败，才被迫在1699年签订《卡洛维茨条约》，第一次接受战胜国的惩罚条款。

　　军事优势丧失之后，帝国的当政者尝到被人宰割的滋味。土耳其人这才认识到，与大国进行外交谈判有多么重要，于是带着受挫的心情与欧洲强敌进行非武力的“周旋”。奥斯曼政府派使团去欧洲国家，学着开展外交活动，到1793年，终于在伦敦设立第一个外事机构。此后在巴黎、柏林等城市设立领事馆。

　　奥斯曼土耳其人与西方人打交道，起初并不情愿，缔结军事同盟的外交方式国内的一些宗教领袖不能接受（穆斯林国家怎么能和基督教国家建立联盟呢）。到了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学会了使用外交手段，并且把外交的功利原则运用得很自如。比如，奥斯曼政府寻求结盟的对象不断转换：19世纪前期求助于法国和英国，19世纪后期与德国结为盟友。有时为了应付局势变化，签约又毁约，为了平息国内叛乱几次向境外借兵，和俄国之间的“两国之间永久保持和平”的声明，往往只是好听的借口（必要的时候还会转向英国和法国）。

　　奥斯曼土耳其人学会了功利主义的外交选择，并未能学会谈判桌上硬拖软磨的本领。凡是与欧洲人谈判，往往是起初强硬，最后又被迫全面接受，签订的条约中，经过据理力争和反复磋商的条款不多，因此，条约签字后奥斯曼政府一方失利较少。且不说那些因战败后被迫签订的条约，1856年的巴黎谈判，内容主要是如何惩治俄国，奥斯曼帝国是战胜国，但奥斯曼政府参与有限，《巴黎条约》中奥斯曼政府并未得到战胜国应得的利益。1878年奥斯曼政府与俄国签订《圣斯蒂法诺条约》，巴尔干三个公国独立，波、黑两省获得自治，俄国得到大片土地和战争赔款。同年在柏林签订的《柏林条约》，由于俾斯麦等欧洲政客的坚持，才使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地区仍归奥斯曼帝国管辖。如果说前一个条约是由于1877-1878年和俄国的战争中被打败，没有反抗之力，那么，柏林会议上德国和奥地利不希望“近东危机”恶化，英国和法国不希望俄国获得太多利益，奥斯曼政府就应该施展外交手段，为自己争得更多利益，至少通过争辩和拖延使自己受到的损失更少。可惜，奥斯曼帝国国内忙于权力斗争，在1878年2月，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把擅长外交的米德哈特帕夏流放了。

　　表面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是精明的，他决定依赖某一个大国抵制其他强国，故而主动走近德国。德国向近东地区渗透是有自己意图的。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抵制其他列强瓜分的角度看，哈米德二世变被动为主动的做法是有远见的。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对奥斯曼帝国有很大帮助。然而，晚期奥斯曼帝国失去大片土地，不是属地的少数民族独立。这种局面往往不是军事失利造成的，显然有外交上的失误。按照“弱国无外交”的逻辑，似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注定只能失败，可是，帝国瓦解后伊斯迈特·伊诺努在洛桑会议上还能够扭转被动局面，几乎是谈判桌上反败为胜。晚期奥斯曼帝国无论多么衰弱都没有丧失国家主权，外交上的被动，远远比不上帝国被协约国占领，《色佛尔条约》对帝国肢解后的局面。只能说，奥斯曼土耳其人当时还没有学会在谈判桌上软磨硬缠，或者说，伊斯迈特·伊诺努那样的外交家还没有出现。

　　总体而言，奥斯曼帝国的强盛是短暂的，没有长时间的霸权，衰退的过程倒是很长。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不可否认，治理方式、经济制度、外交政策是重要的甚至根本的因素。奥斯曼帝国崛起后，统治者未能学会治国理政的技术，经济上未能改变传统的掠夺式思维，不善于精打细算，处理对外关系时也忽视谈判桌上的锱铢必究，未能争取应得的利益，故而难以保持大国地位。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