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2019年“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2020年“碳达峰、碳中和”，都一步步完善并践行着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根据IPCC报道，工业化以来，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各类温室气体剧增，引起了地球温度升高，严重破坏了地球的内在平衡，可能会对地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由于温室气体属于全球公共物品的问题，需要超国家机构来统一协调。其涉及到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之路中的碳排放积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新增碳排放。为平衡好碳减排的公平与效率，发达国家先进行碳排量的绝对减排，发展中国家相对量减排，而后共同努力减排，最终实现控制全球气温的目标。各国根据自身状况，提出了对应的碳减排目标与规划情况。由此，各国陆续构建了低碳政策的发展理念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一、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生态与文明的关系相辅相成，四大文明古国的建立是在生态优美之地，而古埃及、古巴丽伦文明的衰落便与生态破坏相关。中国作为现今唯一古文明传承保存完善之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由来已久。“美丽中国”的目标构想，不仅对生态文明提出新要求，也为低碳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

　　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全球环境问题滋生，牺牲资源带来的繁荣是短暂且不可持续的。现在生态文明的低碳发展理念，既是人类永续发展的途径，也是破解当下资源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根本性原因来自全球环境容量有限，而人类文明的发展从始至终都离不开生态环境的物质基础。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面对生态破坏的环境问题，人类是修复生态与治理污染的根本动力。低碳发展是高层次的绿色发展，强调低碳技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态文明的建设，因其涉及环境的外部性，容易造成市场失灵，故需要政府采取财税等政策手段推进。单一的政策效果由于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形式，保障了政策效果的落实。但不同部门对低碳发展出台不同的政策，存在政策重叠，导致职能部门可操作性欠缺。因此，保障政策的协调发展与一致性尤为重要。

　　国际碳减排承诺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都标志中国低碳工作刻不容缓。国际层面，低碳发展引领的利益格局动荡，低碳技术引发的新兴战略产业成为焦点，引发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的产业竞争。欧盟等发达国家，主推低碳减排，与其低碳领域技术发展相对成熟相关，同时全球能源结构发生深刻转变。国家层面，人民逐步认识环境破坏带来的危害，向往美好生活；随着低碳理念的引入，环境损耗无疑化为成本的权衡指标；经济发展中，能源需求的扩大与化石能源需求减少的矛盾，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作为能源最大消费国，推进低碳发展，能优化国际形象，改善国际环境；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主动承担气候减排，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畅通政策、环境、能源等领域协调发展。作为负责任大国，低碳发展既体现了中国发展的绿色转型，也助力生态文明的建设。

　　二、低碳财税政策的理论研究

　　环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协同作用，各位学者对政策理论有不同的解读。由于存在外部性，庇古建议对污染企业采取税收形式治理，从而推动了低碳财税政策的框架构建。同时，科斯根据市场效率，提出对资源的产权进行界定，从而根据补贴与自愿解决问题。两者不同的解决思路，却又互相补充低碳发展的思路。

　　随着“谁污染，谁负责”的理念深入，环境税、气候变化税逐步得到认可。环境税的认知应为不仅能改善环境、减少污染，更能利用其收入提高税制对资本与劳动的正向引导。皮尔斯（Pearce）通过碳税研究提出“双重红利”。同时，碳排放权也得到学者的认可。部分学者通过CGE模型，验证碳交易的模式，既能减少碳排放，又能刺激企业研发技术投入。而根据英国碳排放权到分配模式分析，通过拍卖方式的收益再分配，同样得到“双重红利”。根据碳排放的实践效果，尽管碳税以及碳交易都能发挥效能，但碳税更具有优势、易于操作。碳税的成本更透明，预测性更明确。郝鸿毅（2019）则根据石油企业的碳减排效果提出，碳税的实施需要全面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承受能力，并且不同利益群体需要通盘考虑，碳税确实能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最终，碳交易与碳税统筹考虑与综合运用。

　　当下，根据中国的碳达峰目标与GDP的发展情况，碳交易更具有实践意义。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在中国正式启动。但仍需考虑碳交易的正常运行，需要配套的政策支持与核查体系建立。碳交易就是基于总量控制的方式，推动碳减排的效果实现。碳交易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实现碳排放总量的控制，也可对碳税进行量化指导。

　　技术创新补助是政府激励企业研发的直接措施，技术创新对节能减排具有直观效果。同时，新技术的研发，尤其是创业时期最大的不足就是资金。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红利效应，不仅能实现规模效益，更能获得技术集聚后的再次创新。但仍需注重补贴的监管，防止“骗补”。

　　针对低碳发展中的碳减排效果，政策的种类较为丰富，需要具体考虑政策间的协同作用，实现生态文明的效益。根据行为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政府与企业最终博弈是纳什均衡，因此需要不断适应与改善。

　　三、低碳引领生态建设的路径选择

　　第一，低碳的财税政策协调配合。中国低碳政策经历了从单一命令控制型向多种低碳政策手段协调并用的过程，现在主要是奖惩双向调节，倒逼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在惩罚机制方面，消费税等税制积极适应低碳趋势。排污费改为环保税征缴，体现法制理念。在政策激励方面，主要通过财政支出方式支持发展。针对投入与生产阶段，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刺激企业低碳转型；针对消费阶段，利用绿色采购、价格补贴等方式引导居民生态消费；针对循环阶段，财政补贴激励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联动关系，促进资源的回收利用。财政激励等措施一定程度会扭曲市场，所以应根据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逐步退出。市场性政策工具更具有灵活性，促使企业技术创新。考虑到我国各省市发展经济的路径不同，其产业模式与碳发展潜力不同，应该予以区域联动与合作。健全低碳财政预算制度，推进碳市场机制运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环境成本价值化，保障优质生态产品供给。

　　第二，技术创新与支持。传统的理念中，人、财、物三者大量投入推进生态改善；新的发展理念中，创新驱动成为核心动力。各国选取的技术发展路线不同，欧盟发展清洁能源，日本以节能技术为主，中国则兼顾两者。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等高新技术革新具有支撑性作用，不仅节约了成本，更能营造现代化的生态环境。针对碳减排，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使用与提升化石能源能效，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推进环保产业发展。针对固碳方面，主要是生物固碳，既能提高森林覆盖率实现植物光合作用，又能落实生态文明建设。针对金融创新，推动绿色发展基金，完善绿色信贷与贸易，统筹国内和国际生态文明建设，为低碳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第三，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民参与，政府主导、企业落实、公众支持。于政府而言，加强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立法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责任追究。于企业而言，落实国家环境政策，主动求变，实施符合国情的目标责任制，推动环境评价为主的环境影响机制建设。于公众而言，改善绿色消费理念，简约适度消费，杜绝浪费；推动公众环境行为自律意识，畅通环境诉讼制度，引导公众与第三方机构参与监测。

　　第四，对外合作与交流。气候资源本身属于公共物品，由碳排放量剧增导致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其治理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中国也致力于推动环境全球合作，扩大对外交流。作为有担当大国，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认真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为生态建设贡献力量。与发达国家，引进其技术与模式，增强生态建设路径研究；与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推广环境创新成果，传播中国生态文明理念。

　　世界经济共铸“绿色复苏”之路，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不仅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也是低碳发展的坚定践行者，不断拓宽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秩序。随着各国逐步公布碳中和的目标，企业作为具体实现者，需要实现源头、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步步碳中和。

　　同时，气候变化与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后疫情时代，新基建的低碳化与消费领域的绿色消费名单，都体现了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低碳发展理念。低碳发展有利于碳减排，实现大国博弈；控制污染排放，协同治理生态；技术创新，保持核心竞争力。政府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合理利用碳减排政策，因地制宜，协调发展。面对新发展格局，中国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坚持低碳循环发展之路，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基金课题：本文系山西省软科学项目（2019041059-1）阶段性成果。

　　（侯锦铎  山西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