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化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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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化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2023-10-31 01:48|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工业化是人类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必由之路。自工业化历程开启以来,工业化理论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因其特殊性也备受瞩目。众多国内学者从多个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进行了解读。本文着重以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产生的背景条件为切入点,以工业化的性质、工业化和社会稳定、工业化和教育、工业化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为视角,对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的内容和特点进行阐释,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研究,为中国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提供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产生的背景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历史发展到这个时期,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进入到现代工业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 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 ① 。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包括:

  1.时代的主线是三元革命及其影响。三元革命即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其中,英国的工业革命与法国的政治革命两者异曲同工,皆是新社会的胜利。②而工业革命的影响更为深刻而广泛。

  2.工业化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基础和动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产业革命,号称“世界工厂”;法国工业革命也迅速发展起来;德国紧随其后开始了产业革命。工业及整个财富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关系,成为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

  3.工业化的主要实现机制是市场机制。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生活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 这个时期的工业化主要靠市场机制来引导。企业和个人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按照市场价格信号选择最有力的分工组织形式。这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面貌和进程。与此同时,许多社会问题也暴露无遗:资本主义权利分配的不公正;资本主义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和垄断的出现,等等。

  4.社会各阶层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态度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不断分化。由于立场、方法和视角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的不同导致了人们的分歧和观点的差异。一些人站在小资产阶级、贵族阶级或宗教的立场上,主张从工业化退回到农业和手工业③,主张回到农业社会和中世纪去,如法国的西斯蒙第。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认为资本主义是和谐的、永恒的制度,如亚当•斯密。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站在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否定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主张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就生活在工业化时代,生活在这种迅速变化的时空当中。他们目睹了工业世界的变化,体验着这种变化,感受着各种观点的冲突与激荡。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观察、分析工业化时代的现象入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批判的视角来看待工业化的发展和前人的思想成果,在理性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

  二、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曾用“工业革命”、“大工业”、“现代工业”等词语来形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专门阐释工业化理论的著作,甚至没有使用“工业化”的概念,他们的工业化理论隐含、渗透、贯穿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当中。

  1.关于工业化的标志、过程、性质的认识

  第一,关于工业化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业化是“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的过程。工业化的标志主要有:一是工业化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工业化越是进步,自然越是退缩。二是工业化的技术基础是用机器生产机器,机器作业代替手工劳动。三是工业化的组织形式是工厂制度。机器的运用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几乎没有触及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的性质。只是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运动才开展起来。“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所有其他工业部门。”④四是工业化的后果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⑤。五是工业化将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进而必然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二,关于工业化的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业化是在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国家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其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在同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⑥。在不同的国家,如英国、法国与德国,工业化具有非同期性的特征。工业的发达与不发达对社会状态的影响是不同的。1884年,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在英法等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完成的国家,社会处于稳态。而像德国那样的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整个社会都会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入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整个社会处于变化之中。

  第三,关于工业化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具有革命性。它不仅是工业领域的革命,而且是一场社会革命,甚至是头脑的革命。“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⑦同时,工业化还是一种头脑的革命,“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⑧。

  2.关于工业化与科学、技术革命、教育的认识

  第一,关于工业化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业化实践是科学进入生活的媒介,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完成非人化”。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⑨。科学以实践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⑩。

  第二,关于技术革命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技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近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恩格斯指出,电工技术革命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德普勒的最新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11)。

  第三,关于工业化和教育。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的本性要求国家必须重视教育的发展。“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因此需要通过教育的发展来提高人的素质,以适应这种变动。“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12)而“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13)。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14)

  3.关于工业化与制度变迁之间关系的认识

  第一,工业化是制度变迁的产物,又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的观点时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15)。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又能够推动旧制度的瓦解。恩格斯在致弗•阿•佐尔格的信中指出,中国必须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16)。

  第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关。工业化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推动下取得巨大发展。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不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最终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时,才会起促进作用,否则就会起阻碍作用。“自从蒸汽和新机器生产把旧手工工场变成大工业时起,由资产阶级主持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向所未闻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手工工场及在其影响下改进的手工业,曾经跟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就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用以限制它的狭隘范围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力使用方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这个冲突,并非如像人的原来罪孽和神的正义惩罚间的冲突那样单只是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出来,而是实际地存在着,在我们外部存在着,不依赖于甚至是它所由造成的那些人们的意志或行为而存在着。”(17)

  第三,工业化是共产主义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是工业革命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孕育着新的社会制度。“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18)二是在新的社会制度里,“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19)。三是在新社会里,实行的是消灭了私有制的工业化,将克服私有制条件下工业化的弊端,工业化的前景更壮观。“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而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20)。

  4.关于工业化与利益地位、利益分化的认识。

  第一,利益准则是工业文明原动力的基础。利益地位的上升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在古代,人们根本不懂主体的权利,也就无利益可言,是“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21)。是工业革命使“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22)。

  第二,工业化使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复杂化。马克思认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机器的普遍使用、工业化导致的社会的普遍分工,使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复杂化,从而使得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资本利益和劳动利益之间的矛盾凸显。同时,工业化的推进,会产生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23)可见,大机器越是发展,分工越是进步,这种利益的矛盾就越会得到强化。

  第三,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24)。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

  三、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的主要特点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被压迫者或弱者的立场出发去关注工业化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站在被压迫者或弱者的立场上,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来分析问题和提出理论设想的。对弱者的关心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是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理论建构、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这种立场和出发点使他们能始终如一地关怀弱者的利益和人类的前途,大胆而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并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法和替代方案”(25)。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是产业革命的社会后果,“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26)。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27)。大工业“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28)。

  2.运用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去观察工业化现象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宇宙的基本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把唯物辩证法“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9)。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社会领域的应用。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历史的观点和唯物主义观点就已存在,但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把历史和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创立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却是第一人。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过程视为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过程,努力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现实出发,“从所有思想家的思想中提炼出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和框架,把它构造成为一个社会分析和社会革命的有力工具”(30)例如,关于工业化两重性的认识就是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31)

  3.工业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是以私有制和劳动为主线,而私有制和劳动又是大工业的简化形式。马克思指出,“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来说,是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32)

  可见,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体系中,工业化理论虽不具有相对独立的“表现形态”,但没有了工业化理论,没有了对“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的理解,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离开了马克思对工业化理论的理解和分析,就无法从动态上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构建及其过程的科学基础,也就无法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整个学说及其发展的科学基础。(33)

  4.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的批判性

  革命性和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业化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工业化理论的批判,一个是对工业化实现方式的批判。“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经久不衰的影响……来源于他作为一个批判家在下述两方面所起的作用:其一是他对以往用来推进工业化的那种方式的批判,其二是他对以往用来为工业化的后果做辩护的那种方式的批判。”(34)正是这样的批判性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的方法,一种看待经济现象的思考维度。正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发展,才更有利于发展。

  5.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出发去研究工业化问题

  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来到人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它要存在于一个国家,务必做到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保险、律师的聘用等)全盘活用。既打开如是局面,则信用之通行必受法制保障,然后所有权和雇佣才能结成一张大网,而且越编越大,终至民间的社会经济体系与国家互为表里。这样的一种看法,包括着一个‘整体’的观念,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而且成为不可改变(irreversible),乃是由于得到司法权的承认,其下层机构里各种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35)

  可见,民族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市场化是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法制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保障,国际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工业化问题时,不是就工业化论工业化,而是通过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工业化问题。“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工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36)“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在本国的疆界内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37)

  四、马克思、恩格斯工业化理论的几点启示  1.工业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化理论是对人类工业化历史进行反思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工业化理论揭示了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工业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工业文明正在向全球扩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工业化历程从英国开始并逐渐向欧美的其他国家扩散,到19世纪末工业经济已经在西方国家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工业化才在非欧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地区———如亚洲发生。日本是亚洲国家第一个和老牌工业化国家平起平坐的伙伴。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生产力水平明显比其他国家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尽管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讲,工业化还是一项未尽的事业。人类的工业化历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38)。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放到工业化的背景中去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符合工业化实际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及其工业化进程作出的诊断直到今天仍然是符合工业化时代的特征的。所以,只要工业化的逻辑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就在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就有生命力。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但他们并没有穷尽规律,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工业化实践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2.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该怎样走?

  中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我们应当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当下,中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应注意:

  第一,要控制工业化的速度。工业化速度不是越快越好。因为,工业化是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是以向自然索取为前提的。自然力是有限的,工业化的速度超过自然力给予的速度,会使自然力遭到破坏,工业化进程就会中断,而工业化的中断将是人类的灾难。所以,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工业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避免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防止环境的恶化。

  第二,要加强工业文明建设。工业化进程必须有社会文明的提高相伴,社会才能相对稳定。但工业化的推进和工业文明的提高两者往往不具有同步性,工业文明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具有滞后性。而没有工业文明的提高,工业化也会受到质疑。因此,必须加强工业文明建设,强化道德建设,用道德约束人们的行为,树立起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那些在历史上是被证明了的对经济的成功发展极为重要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提高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从而塑造一个对所有生命都是可持续的、欣欣向荣的文明世界。

  第三,要正确处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工业化使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明朗化(虽然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使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备受关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各种物质利益关系调整和协调的过程,物质利益关系协调得如何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工业化的成败,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国富与民富之间的关系。必须关注个人、集团、行业、国家之间利益的异质性,不能忽视任何一方的利益。

  第四,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归根结底是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服务,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来进行的,与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相伴而行。因此,推进工业化不仅要具备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知识,而且要具备与市场化、城市化与国际化相适应的知识体系。工业化的推进,呼唤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职业教育地位的提高、教育内容的全面更新。总之,工业化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态变化过程,也是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对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变革、社会变革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变革要有充分认识,从容面对;对工业化的两面性要给予高度重视,要通过适当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使工业化得到正确的利用,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为人类造福。

  注释:①⑨⑩(12)(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6页,第207页,第125—126页,第213页,第215页。

  ②[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导言第2页。

  ③[英]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3—154页,第160页。

  ④⑤⑥⑦(13)(15)(18)(19)(20)(21)22(23)(24)(26)(27)(31)(32)(36)(37)(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0页,第234页,第115—116页,第17页,第243页,第76页,第237页,第237页,第241—242页,第24页,第35页,第85页,第85页,第15页,第37页,第775页,第122页,第235页,第385页,第80页。

  ⑧(11)(16)(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17页,第654页,第737页,第24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48页。

  (25)俞可平等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化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60页。

  (30)[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西方哲学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45—546页。

  (33)叶险明《马克思的工业革命理论与现时代》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导言第2页。

  (35)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8页。

  责任编辑:王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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