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源头

田园诗起源于希腊。最早的田园诗来自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诗人特奥克里特（Theocritus, c. 308—c. 240 BC），他的诗歌题目叫《牧歌》（“Bucolica”），意思是“放牛歌”，背景是西西里岛的自然风光。诗歌中描写的自然风光、山水花草、魅力景致给西西里这个地方增添了神秘色彩，使之成为一个想象的理想田园。

但是，真正对英美田园诗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70—19 BC），他的《牧歌》（“Eclogues”）描写希腊半岛东部的阿卡迪亚地区（Arcadia）和那里牧民的简单纯朴的生活。维吉尔继承和发扬了特奥克里特的牧歌传统，将特奥克里特的西西里变成了他自己的阿卡迪亚，塑造了另一个想象中的理想田园。维吉尔的《牧歌》和《农活》成为后世田园诗的典范：英美田园诗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模仿维吉尔。

然而，田园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许多变化，形成了不同的类别。吉福德（Terry Gifford）在《田园诗》（“Pastoral”, 1999）一书中将田园诗分为三个种类：1）作为传统诗歌文类的“田园诗”，以及内容涉及乡村生活、采用了田园诗模式的其他文类，如传奇、戏剧、小说等等；2）质疑传统田园诗的思维模式、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反对田园诗对乡村进行浪漫化和理想化的“反田园诗”；3）具有更多现代生态意识、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后田园诗”。下面我们对这三个种类进行一一陈述。

英国的田园诗

田园诗在16至17世纪被引入英国，在英国诗人手中，它保留了关注乡村生活和农耕劳作的原本意图，但是它也逐渐成为一种宫廷娱乐手段。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的《阿卡迪亚》（“Arcadia”）是一部用散文和诗歌写成的浪漫传奇。从它的题目，我们就能够看出它是仿照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而作。阿卡迪亚公爵巴西里乌斯（Bacilius）为了防止一个不祥的预言变成现实，与妻子和两个女儿帕米拉（Pamela）和菲洛克里娅（Philoclea）离开宫殿，隐居到乡村。两个王子穆西多勒斯（Musidorus）和皮洛克勒斯（Pyrocles）为了追求两个公主，装扮成牧羊人和女汉子也来到乡间。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系列感情纠葛，发生了许多爱恨交织的传奇故事。《阿卡迪亚》是一个关于田园的浪漫传奇，通过诗歌和小曲歌颂了爱情、亲情、纯朴的乡村生活。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在戏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讲述了米兰公爵被弟弟篡位、逐出宫廷的故事。公爵与他的随从来到阿登森林（Arden），在那里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在森林中，他的女儿罗瑟琳和贵族奥兰多相遇并相爱。奥兰多之兄阿立夫也来到了森林，并与公爵侄女西莉亚相爱。最后奥兰多继承了公爵的爵位和财产，娶了罗瑟琳为妻。阿立夫与西莉亚也结为夫妻。公爵弟弟洗心革面，公爵也回到宫廷，从而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与《阿卡迪亚》类似的浪漫传奇。此外，还有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的《牧人月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和 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的《牧羊人恋歌》（“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等。

最初的英国田园诗的主人公多是王公贵族，读者和听众往往也是同样的人群。诗人创作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这些人的认识和理解：他们不是真正的牧羊人，不需要从事农耕劳作，并且往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因此，英国田园诗描写农耕劳作艰辛的并不多，也不反映真正的农民生活，而是专注于田园、爱情、娱乐。田园诗的主人公往往来自城市，他们对城市和宫廷的尔虞我诈感到厌烦，对乡村生活的淳朴和自然充满了向往。这种退隐之情通过文学形式反映出来，变成了对乡村生活的理想化。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淳朴和谐的乡村不是乡村生活的现实，而是一种文学建构。

田园诗的田园化

在18世纪，英国田园诗展示出更加明显的对乡村生活进行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倾向。汤姆森（James Thomson，1700—1748）的《季节》（“The Seasons”）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描写一个季节和农民的生活生产活动。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的《被抛弃的村庄》（“The Deserted Village”）是一首反“圈地运动”、歌颂传统乡村的长诗。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的兴起，田园诗常常将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它所歌颂的乡村常常是工业化之前的、中世纪式的乡村有机社会。

《被抛弃的村庄》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对“圈地运动”的负面后果的批判，而在于它对曾经甜美的、花园式的乡村的颂扬。诗歌对正在消失的乡村美德和田园生活方式充满了无限的忧伤。诗歌中的奥伯恩（Auburn）就是锡德尼的“阿卡迪亚”、莎士比亚的“阿登森林”，这个虚构的理想田园酷似诗人的故乡里索（Lissoy）。诗中的奥伯恩也许并不是哪个真实的地方，而是他的回忆所产生的理想化的结果：真实的情况是，怀旧使失去的时光比真实的情况更好。

蒲伯（Alexander Pope，1688—1744）在《论田园诗》（An Essay on Pastoral）中指出，“如果我们模仿自然，我们需要带着这样一个考量，那就是田园诗是我们称之为‘黄金时代’的景象。因此我们不能如实地描写牧羊人，而是按照他们可能被想象的那个样子去描写他们……我们必须用幻象使田园诗优美可读，这就要求我们呈现牧羊人生活的最佳一面，隐藏其艰难困苦”。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这种理想化的田园诗称为“新田园诗”（neo-pastoral），因为它与古典田园诗已经大相径庭。19 世纪的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在《序曲》（“The Prelude”）的开端，描写了他阔别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他的故乡英国中部的湖区。微风拂面，树木葱郁，他站在山岗上，俯视下面的田园，俨然就是一个伊甸园。正是这种将乡村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倾向，使田园诗变成一种反映乡村生活的“幻象”，使反田园诗的出现成为可能。

反田园诗

田园诗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乡村生活的一种不真实的描写，反田园诗（Anti-Pastoral）则是对田园诗的这种理想化和浪漫化倾向的质疑，是对乡村生活的更加现实主义的呈现，是一种关于乡村的去理想化和去浪漫化的写作。反田园诗的目的是要打破传统上人们对乡村生活的浪漫幻想，让人们看到乡村生活的真相或者全貌，从而把田园诗从幻象拉回到现实。

拉里（Walter Ralegh，1552—1618）的《美女答牧羊人》（“The Nymph’s Reply to the Shepherd”）回应了马洛的《牧羊人恋歌》，对后者刻画的田园景色和乡村生活进行了解构或去魅。克莱布（George Crabbe，1754—1832）在《村庄》（“The Village”）中，对哥尔斯密的理想田园进行了质疑，他的批评锋芒甚至指向了整个田园诗的传统。他认为传统的田园诗歌之所以描写幸福的牧羊人和甜蜜的爱情，是因为诗人不了解农民的疾苦，不了解农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一书中将“反田园诗”称为“对抗田园诗”（counter-pastoral）。他通过仔细解读琼生（Ben Jonson）的《致彭斯赫斯特庄园》（“To Penshurst”）和卡鲁（Thomas Carew）的《致萨克斯翰姆庄园》（“To Saxham”），展示了田园诗是如何将英国乡村的社会和经济现实隐藏或包装起来，并对之进行“神秘化”的。这些诗人都是庄园主人的客人，认同他们的社会地位，正在与他们一起消费他人的劳动成果。因此，传统的田园诗为他们想要表达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支持：诗人所描写的庄园就像《圣经》上的伊甸园：丰衣足食、无需劳作。威廉斯说，诗歌正是用《圣经》的“自然秩序”代替了英国17、18 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物产丰盛、丰衣足食的假象是建立在从诗歌中“抽掉劳动者”这一艺术选择的基础上的。

在威廉斯之前，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田园诗的几种类型》（Some Versions of Pastoral，1935）就已经注意到田园诗的某些阶级属性，但是不同的是，燕卜荪认为英国的田园诗是城市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复杂的东西放进简单的框架之中”。与威廉斯一样，燕卜荪认为田园诗依赖于对社会和阶级矛盾的调和和忽略，创造出一幅伊甸园式的和谐场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在简单的表面背后，田园诗其实是一个具有复杂、多层次功用的艺术形式：它可以用来赞扬或者批判统治阶级。

塞尔斯（Roger Sales）的《英国文学的历史视角1780—1830：田园诗与政治》（English Literature in History 1780-1830: Pastoral and Politics，1983）将这种政治批评模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传统的田园诗总结为六个R：即逃避（refuge）、回忆（reflection）、挽救（rescue）、安魂（requiem）和重建（reconstruction）。他认为田园诗总是走向乡村或走向过去，涉及到一种“逃避”。这个理想化的乡村或过去不是现实，而是通过选择性“回忆”，“挽救”回来的美好时代或理想田园，包括它们的价值取向。因此田园诗是对理想田园的一种“建构”，为这个理想的消逝奏响了“安魂曲”。

后田园诗

正如我们看到，在威廉斯之后，“田园诗”逐渐有了一种负面的含义，布伊尔（Lawrence Buell）称之为“田园主义”（pastoralism），意思是田园诗背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32）。巴雷尔（John Barrell）和布尔（John Bull）在《企鹅英语田园诗选集》（Penguin Book of English Pastoral Verse，1974）中称田园诗已经消亡，认为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不可能再写真正的、包括牧羊人和阿卡迪亚的传统田园诗。的确，我们的时代对乡村和自然的理解，在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引导下，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关于乡村和自然的写作，只要是优秀写作，可能都受到了影响。

后田园诗（Post-Pastoral）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传统田园诗所描写的那种和谐状态被认为是对自然的一种简单化理解：自然不顺应人的意志，也不按照人的意愿呈现。相反，人类文明的发展使我们离自然更远，离自然力和动物本能更远。这种异化的发生不是因为自然突然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人对它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文化与自然的对立虽然是思想史的一个老话题，但在生态危机已日益严重的今天，它又有了它的新意。

希尼（Seamus Heaney，1939—2012）是我们时代典型的田园诗人，他的诗歌多以乡村为背景，并且与农耕劳作有着密切关系，如《挖掘》（“Digging”）、《个人的赫利孔泉》（“Personal Helicon”）。诗歌反映了后工业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以及人类自身的异化感。我们的文化不可避免地把我们与自然分离开来，使我们不再可能像传统田园诗那样，去想象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然而在希尼的诗歌中，我们又可以感觉到一种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冲动。诗歌所描写的是自然，但同时也是创作。用斯奈德（Gary Snyder）的话说，它使“文化成为自然，自然成为文化”。后田园诗的特征之一就是将异化的人类重新带回自然的怀抱，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连接。

然而，人与自然的新型联系是以平等意识为基础的：人对自然应该有一种敬畏，而不是居高临下。人应该摒弃传统的征服观念，避免对自然实施工具理性式的攫取。默钦特（Carolyn Merchant）在《自然之死》（The Death of Nature，1980）一书中，将人类征服自然的心态与男性征服女性的心态对等起来，批评人类在这两个领域同时建立起来的压迫关系。贝特（Jonathan Bate）在《大地之歌》（Song of the Earth，2000）一书中将殖民压迫与征服自然联系起来，认为历史上的殖民征服，实际上是西方自然观的延伸：殖民地就是被物化的自然，可以随便攫取、随意处置。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这是一张我的照片》（“This Is a Photograph of Me”）中就描写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诗中的“我”已经被等同于湖，等同于客体。女性的命运与自然一样：被物化、被随意利用。

后田园诗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浸润了后现代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关于自然或乡村的诗歌。吉福德在《田园诗》一书中对后田园诗的定义作了模糊处理，实际上造成了人们对后田园诗理解上的障碍。应该说，反映后现代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写作都可以被称为后田园诗，这些包括布伊尔所定义的所有“环境写作”，包括诗歌、小说、游记、日记、散文等等。其特点是：1）客观世界不仅仅是文本的框架手段，相反人类应该被理解为自然历史的一部分；2）人类利益不是唯一合法利益；3）人类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的伦理考量；4）客观世界被视为发展过程，而不是给定的客观存在。

结语

我们看到，田园诗作为一个文类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它之所以在当代成为一个理论话题，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个古典传统，有一系列诗人创作此类作品，从而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不断发展的文学传统，而且也因为它背后隐藏了许多文化历史因素，如工业化、圈地运动、“乌托邦”情结、“复乐园”冲动等等。但是如果把田园诗创作者，以及田园诗受众的社会层次纳入思考范围，我们可以看到，田园诗所关心的是他们那个社会层次所关心的问题，而不是乡村的真实状况。

马尔克思（Leo Marx）在《花园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1964）中对田园理想的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田园诗的发展历程。他将田园理想分为伤感型田园主义和复杂型田园主义，认为真正的田园理想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田园方案”，他称之为复杂型田园主义。这种田园方案不是一种简单的逃避主义，而是在田园理想中引入一种“反作用力”，“将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与田园幻境相并置”，从而表现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经验体系”。

后田园诗可以说是这种复杂田园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后现代理论为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使后田园诗能够超越传统田园诗对田园的简单化理解。不仅自然的概念取代或拓展了乡村和田园的概念，而且人们在思考自然的时候也呈现了不同的、多样的主体定位和理论定位。自然思考更多地与人类自身的伦理关系、政治关系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将人视为自然一部分的生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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