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崔是俄罗斯朝鲜族，2032年8月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父亲为一名普通的铁路工程师，母亲为中学教师。7岁时父亲被选调至苏联交通部工作，随家人到莫斯科生活，平静而美满的生活看起来会一直持续下去。

2045年莫斯科时间3月2日凌晨2时，由于局势紧张，维克多·崔所在的单位临时加班。半小时后，突破莫斯科导弹防御网的唯一一枚民兵III分导弹头名命中了维克多·崔所在的铁路枢纽站附近。虽然核弹头未能完全按设计指标起爆，但是维克多·崔和开车去接送的斯维特兰娜·辛也一同失踪，后被苏联内务部战时阵亡、失踪和致残者统计委员会认定为遇难。由于远调自乌兹别克斯坦，没有亲戚在身边，核武器爆炸之后莫斯科的秩序出现了混乱，交通部第3住宅区的居民代表只好把她交给了正在组织交通部人员撤退的内卫军第36旅的一个分队。

在苏联政府按照预案加速从大城市疏散群众之后，安娜于同年3月29日随一批由交通部和附近数个街道、学校组成的难民队伍一道被疏散至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的首府奥尔忠尼启则。在路上，安娜与护送难民的内卫军36旅9连的战士们逐渐熟悉，并且很快的成为了好朋友。但是一直到她抵达奥尔忠尼启则后一个月，她才正式得知了自己父母已经遇难的消息。年仅13岁的安娜很快变得沉默少语，9连的战士们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变着法子给她寻开心，想办法带她出去玩，甚至偷偷带她坐装甲车。安娜最后被安置到父亲的前同事兼好友伊斯玛仪·易卜拉欣莫夫家里，和他一家四口（一对15岁的双胞胎男孩）一起住在别斯兰市，离36旅驻地只有几公里路程。外面的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然而奥尔忠尼启则却平静如常，除了市场供应状况不佳，副食品缺乏之外，日常工作进行的有条不紊，人们在周六下午依旧去剧院和艺术之家参加文艺活动。安娜也继续着她的学业。

2047年4月的一天，苏联内务部部长泽林斯基在视察途中见到了上学路上的安娜，此时七年级的她上下学方式有点特别：乘坐9连的第291号回旋镖装甲车。9连的连长茨维塔耶夫事后自然免不了挨一顿营长的臭骂，但是泽林斯基和装甲车上的安娜握手的画面却被随行记者拍了下来，成为战争时期后方广为流传的一张新闻照片。后来，泽林斯基和安娜有一些书信往来，当然由于现实情况，这种书信往来并不可能持久。

战争胜利了。然而对于马上就要从十一年制学校刚毕业的安娜来说，2050年9月1日却成为了她人生的分水岭。俄联邦时代猖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分子在2030年后遭到了巨大的削弱，然而外高加索长达四十年的独立和混乱状态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足够的土壤。随着战争的结束，联盟安全局在2050年上半年一举打掉了外高加索所有的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核心团伙，然而以马斯哈多夫主世界原“车臣共和国”“参谋长”，但并没有直接指挥别斯兰袭击事件；此处他替换了主世界的另一名车臣重要武装头目巴萨耶夫为首的20余人的核心“迁士行动组”却一直未能落网——当然，网在不断地收紧。为了报复战后苏联在西欧组织各国全力围剿他们的同类，马斯哈多夫孤注一掷地调集了能调集的所有力量，于9月1日在联盟安全局阿尔法突击队和内卫军36旅开始收网之前的1小时，分两批从别斯兰附近的藏身地出动，直扑别斯兰第一中学。

除了警察之外，阿尔法和勇士特种分队与内卫军36旅9连同时赶到现场。然而挟持了一千多名师生和家长的恐怖分子亮出了一个由遗迹电源改造的爆炸装置，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与西欧各国的反恐合作，释放所有在押嫌疑犯，否则将引爆电源。但是，劫持者中的女性成员发现劫持对象多半是孩子之后，开始拒绝射杀人质。对峙11小时之后，恐怖分子中似乎发生了严重的内讧。现场指挥官决定立即发动强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恐怖分子引爆电源。在强攻的过程中，由于恐怖分子携带的遗迹设备开始出现熔毁，干扰了通讯，所有人——特种部队，内卫军，警察，恐怖分子，以及人质和武装的群众——都变成了聋子和瞎子。

被困在体育馆里的安娜在混乱的交火中发现恐怖分子把那个“大炸弹”丢在了体育馆的正中心，于是她沉着的趁所有恐怖分子开始向窗边运动还击的时候冲了过去，把所有的线路一把拔了下来。倒计时停止了。然而行将灭亡的恐怖分子开始调转枪口对准学生们胡乱射击，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然而安娜蹲在那个炸弹附近，炸弹的安全箱为她挡下了所有的子弹。

血腥的战斗很快结束，20名恐怖分子无一漏网全被击毙，然而已经有186名学生和更多的家长倒在了血泊之中。安娜的班级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同学，闻讯赶来的伊斯玛仪·易卜拉欣莫夫也在交火中负伤，长子艾赫明不幸遇难，次子拉姆赞在混战中失去了左臂。36旅9连牺牲四人，其中2人是负责撞开校门的261号车的车长和驾驶员。两天后，安娜和伤心欲绝的易卜拉欣莫夫夫妇一道安葬了艾赫明之后，把自己锁在屋里长达6小时。当伊斯玛仪惊恐的砸开了门之后，却发现安娜只是把自己的头发剪掉了，并写了一封给泽林斯基的信。

一年之后，在奥尔忠尼启则第二中学毕业的安娜进入了内务部在奥尔忠尼启则的`С.М.基洛夫红旗内务部高等指挥学院，很快又转到莫斯科学习，自那以后，维系她与易卜拉欣莫夫和自己父母的亲友联系的渠道，就只有大约每三个月来一次的几封信。易卜拉欣莫夫夫妇最近一次听到安娜的消息，是在2059年的11月，她买了一些在外省难以购买的高档日用品和副食品发回别斯兰，附上了一封短信，和她自己身着内务部制服的照片，扛着上尉的肩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