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行书《心经》册页装。每单开纵288厘米,横108厘米。此册原为清张若蔼旧藏，有“炼雪鉴定”、“晴岚居士”等印。乾隆时入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藏印。《心经》原为手卷,入清宫后改为册页，并加装檀香木雕花夹板。《心经》前后的《观音像》、《韦陀像》是清人所绘。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

赵孟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赵孟頫的一件行书代表作品。它运笔自如，清润流畅，自成面貌，但细分析起来，却又感觉它笔笔字字都自有来历。

我们知道，宋代书画艺术到南宋末年已走向衰退。马远、夏珪末流的画风，大多空阔粗疏，韵味全无。书法也早已失去了北宋的生动神韵，传世的赵孟坚《自书诗帖》、文天祥《木鸡集序》，都说明了这种情况。生活在这一时代的赵孟頫，力图矫正时弊，有所作为。如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托古改制一样，他在书画上，也以提倡“贵有古意”，来振兴颓势。在书法上，他用心临摹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的字帖，力求从魏晋人的作品中吸取营养。但宋末元初时，已没有东晋人那种以玄风为背景的风韵。赵孟頫临摹的拓本字帖，与钟、王、智永原写本的神采也已有距离。这样，赵的书法也只能是古人的影子，而不可能是古人的再现。加之晋人席地而作、悬空书写，与元代端坐高椅、据案书写的姿势截然不同，书写效果判若有别。这样，赵孟頫虽主观上追摹古人，而实际上却产生了一种貌似古人的新的书风。赵孟頫一心尊古、规模古人点划的临帖方式，对明清以来的书学影响很大。至于他借鉴行书的笔法与小楷的结体来写大楷，创造出一种别于欧、柳、颜体刚性楷书的柔性赵体楷书，则因其适应性强，大可书写匾额，小可誊录殿试大卷，影响就更大，试看元代刻书一律通行赵体，就可知赵字的风行程度了。

赵孟頫所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非只一本，此册是写给中峰和尚的。中峰释名明本，号中峰，元代高僧， 主持吴兴弁山幻住庵。元仁宗曾赐号佛慈圆照禅师。圆寂后谥普应国师。中峰小赵孟頫九岁，但赵对中峰执礼甚恭。自北朝以来，佛教的信士往往自己写经或雇人写经以为功德。但所写经卷。均用楷书，赵孟頫用行书写《心经》。在写经史上是一个创例。

本册明王稚登跋说：“赵魏公平生好写佛经、禅偈，余所见甚多，指不可盛偻。盖其前身当是高僧，故津津于竺乾妙典，不一书而足也。”其实，在元代这一特殊的朝代，知识分子，不论是在野的，还是出仕的，精神都是有些苦闷的。他们或逃禅入道，或寄情山水，甚至流连风月，作为书会才人，编写杂剧。这些人不可能前身都是高僧。至于赵孟頫，一方面，因以赵宋宗室出仕元朝，受到遗民鄙视；另一方面，在元朝朝廷又受到蒙古大臣的排挤，以至于不得不向皇帝表白：“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在这种心境下，他写过一首《罪出》诗，说：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

昔为海上鸥，令为笼中鸟。

一个“笼中鸟”向空门寻些寄托，与其前身是否高僧，恐怕没什么关系。更何况赵孟頫还写过《洞玄自然九天升神章经》这类道教经典，那就更与高僧无关了。王稚登是晚明所谓“山人”之流。当时人沈德符在所著《万历野获编·山人》中。对王曾加以讽刺。此册王跋之陋，足证沈的讽刺是颇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