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山东喜祥南奇山

    壁画是了解和复原古代社会面貌、认知古代社会生活的最直观的实物资料，被誉为“历史的画廊”。中国是壁画大国，古代壁画遗产之丰富程度可谓举世无双。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总共收录图版2153幅，全面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壁画情况，是我国出土壁画的第一次综合展现。从书中可以对中国古代壁画的发展轨迹及特点有一全景式的清晰梳理。

    壁画艺术的巅峰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朱岩石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日益发展，渐进繁盛的时期，由于佛教东渐对中国传统艺术产生的极大影响，至南北朝时期，在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方面的变化已经与秦汉以降的传统渐行渐远，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为隋唐时期辉煌的文化艺术奠定了广博的基础。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国绘画作品真迹极其罕见，针对这方面的研究以往更多的是依靠宋元时期的摹写作品。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丰富的出土壁画资料，为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绘画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前景。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出土壁画，大量属于墓葬装饰的一部分，随着壁画在墓葬中应用的广泛与成熟，至迟在北朝晚期墓葬壁画逐渐制度化，成为丧葬仪礼、身份等级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帝王、贵族的墓葬壁画，甚至由当时一流画家构思、绘制，这些无疑都推动了壁画艺术的发展，因此至隋唐时期墓室壁画进入到历史的巅峰时期。《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收录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壁画资料总计近870幅，占全集收录资料的三分之一强。由于几乎没有同时期传世画作与之比较，故这批资料便具有了不可替代性。这些出土壁画资料，为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绘画艺术、墓葬制度、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形象、真实、科学的依据。

    魏晋十六国时期

    进入三国时期，受曹魏薄葬制度的影响，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亦有所衰落。迄今所见保存下来的出土壁画，其功能、内容、画风基本延承汉代风格；较大的区别是这种具有明显中原色彩的壁画墓分布范围大大向西扩展，甚至出现在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这与为躲避战乱而西迁的中原地区世家大族有直接关系，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酒泉、敦煌两地出土了丰富的魏晋十六国时期壁画墓。很多墓葬入口处建造有高大的照壁是其显著的地方特点。壁画墓内绘制的内容、画风与技法等完全继承了汉代墓室中壁画的传统。由于中原传统文化腹地魏晋壁画墓资料的匮乏，西北地区的这批资料更凸显了它的价值。

    除了应当注意到这种继承汉代墓室装饰壁画传统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些新的迹象：河西走廊壁画墓有的出现墓室内部壁面几乎满施壁画的情况；壁画内容出现一些反映地域文化特色的内容，如嘉峪关M3出土砖画“屯营图”“牛耕图”等。这些新要素与北朝时期壁画墓迅速发展有怎么样的内在关系，值得特别关注。在新疆库车发现的十六国时期砖室墓葬，其壁画是十六国时期汉地文化与当地文化交互影响的明证。

    此外，魏晋十六国时期在新疆地区出土的与汉晋绘画传统迥然不同的一些资料，亦值得特别留意，这就是若羌县楼兰古城北墓葬壁画，该墓的年代为3至4世纪。其具有佛教艺术风格的壁画，对中原地区十六国北朝时期绘画艺术影响深远，无疑这类画风的绘画技法像涓涓细流逐步东渐，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的加深，至南北朝时期已成星火燎原之势。

    南北朝壁画

    南北朝时期出土壁画以墓葬为主，绘画技法极大丰富，特别是在出土的北朝晚期壁画中，我们看到了当时一流画家的作品，如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等。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北朝壁画墓等级化、制度化的结果。从北朝壁画墓的形制而言，壁画内容、壁画水平高低的确成为显示北朝墓葬等级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倡导，将墓葬装饰壁画艺术推向了巅峰。

    北朝晚期具备了一批成就卓越的画家，加之帝王陵墓又为一流画家的艺术实践提供了空间，因此，隋唐时期诞生“吴带当风”那样的壁画艺术已不是无源之水。在比较南北朝不同于汉风壁画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东西文化交流及佛教艺术的深刻影响，可以说南北朝时代开启了隋唐文明的前奏。

    这一时期壁画墓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之一是河北磁县北朝陵墓群中的出土壁画资料。磁县北朝陵墓群是东魏、北齐王朝以邺城为都城时期，在邺城西北区域建立的皇家贵族陵寝，发现了近10座北朝壁画墓，以东魏元祜墓、东魏茹茹公主墓、湾漳北朝墓、北齐尧峻墓、北齐高润墓等最具代表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般的壁画墓仅仅在甬道和墓室内绘制壁画，等级较高的壁画墓则将壁画绘制在斜坡墓道的两壁上，高等级的壁画墓甚至还在墓道斜坡地面上装饰绘画。这也是壁画装饰明显有别于汉晋时期的一个变化，即墓葬壁画走出了墓室，装饰到了甬道、墓道的每一个角落。

    南北朝时期壁画墓的绘画内容中另一个时代特征就是佛教装饰图案的流行。如缠枝忍冬莲花装饰图案、摩尼宝珠图案等等，类似的图案常见与北朝响堂山石窟寺装饰雕刻、同时期佛教造像装饰图案等。这也折射出南北朝时期绘画艺术与佛教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

    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的绘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绢本、纸本，这与壁画的材质不同，这些有机质画本真正能够流传于世的，至今已是凤毛麟角，出土壁画因而补充了这个时代的绘画资料。出土壁画仍然绝大多数为墓室壁画，在内容方面更是与墓葬形制相匹配的。隋唐壁画墓从内容到形式进一步制度化，在高等级大型墓葬中，精彩壁画层出不穷，成为隋唐盛世绘画艺术的缩影。

    隋唐时期皇族、官吏的墓葬中大量使用了壁画装饰，加之政府设专职机构负责对丧葬礼仪予以管理督办，陵墓的建造与装饰逐渐形成了较严格的规格与等级制度，特别是唐前期到盛唐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地区出土的墓葬资料证明了隋唐时代具有的严格制度，在墓葬壁画内容、形制等方面也是如此。当然，隋唐代三百余年的统治中，墓葬壁画经历了从华美生动到简化粗糙的过程，这也与当时的社会兴衰相吻合。

    河南西汉墓室壁画研究的几点进展

    汤 池

    十卷本《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卷帙浩繁，来不及细看细想，现就浏览河南西汉墓室壁画得到的启迪，谈几点看法。

    一、河南永城柿园西汉壁画墓的发现，把我国古墓壁画的出现年代，由汉武帝中期提早到汉武帝初年。

    汉武帝中期的墓室壁画，见于1983年发掘的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在前室四壁及盖项石等处，有朱墨彩绘卷云纹壁画。经发掘的麦英豪先生考定，墓主人是卒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的第二代南越文王赵眜。

    汉武帝初年的墓室壁画，见于1987--1990年发掘清理的河南永城芒山柿园汉墓。柿园汉墓主室顶部西端，画着一幅巨龙升天图壁画，面积约16平方米。画面描绘着巨龙、朱雀、白虎、白鱼、灵芝、荷花、流云等物象。壁画布局主从有序，线条流利挺拔，赋彩明快热烈，风格豪放大度，寄寓着祈求墓主灵魂升天（即升仙）的思想意识。主持此项发掘的阎根齐同志，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卒于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的梁共王刘買，这就把汉墓壁画的出现年代推前到汉武帝初年。

    二、洛阳西汉墓室壁画研究的可喜进展。

    河南洛阳是最早发现汉墓室空心砖壁画的地方，也是迄今积累汉墓壁画资料较多的地方。

    洛阳西汉至新莽时期的壁画墓，现在已增加到八座，按年代早晚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包括卜千秋壁画墓、浅井头壁画墓、新安里河村壁画墓等三座，年代大致在昭帝、宣帝时期。壁画主要分布在空心砖构筑的墓室顶脊上，内容包含日月星象、神禽瑞兽、神话传说及引魂升仙等，充满浪漫幻想色彩。

    第二期包括烧沟61号西汉壁画墓及传出八里台的那组梯形壁画空心砖，年代在元帝、成帝之间或稍晚。壁画分布在空心砖砌筑的墓室顶脊、门额内侧及分隔墓室的梯形隔梁、后壁上方等处（图四）。壁画题材除保留部分天象图之处，突出了驱邪打鬼、历史故事、祈求升仙等内容。

    第三期包括洛阳金谷园壁画墓、洛阳尹屯壁画墓、偃师辛村壁画墓等三座，年代属新莽及其前后。墓葬形制新出现了砖砌穹隆顶前室或多室墓。壁画分布在前、后室，前室穹隆顶上绘日月、流云、星宿等天象；主室顶脊、隔梁、及四壁画柱枋避壁眼等高外，绘天象星宿及与辟邪、升仙相关的神怪。

    三、洛阳烧沟61号西汉壁画墓历史故事画考释的重要突破。

    洛阳烧沟61号西汉壁画墓，以较多地表现历史故事而享有盛誉。此墓门额内侧，中央塑象征吉祥的羊头，旁边绘神虎噬旱魃图。主室中部加一道梯形隔梁，分成前后两室；对其壁画内容的争论或讨论，发生在隔梁下沿由两块长条空心砖连接而成的楣额正面，那里画着有十三个人物出场的历史故事，郭沫若先生认为通幅都在表现《晏子春秋.内谏篇》中的“二桃杀三士”故事。很多人则认为这十三个人表现的是两个故事，画面右边八个人属“二桃杀三士”故事，大家没有异议；发掘报告说：“左边五人颇似沂南画像石像中的‘季札’图……。有人认为是周公辅成王；有人说是赵氏孤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孙作云先生认为左边五人表现“鲁孔丘拊掌师项囊（小孩）”，这是很正确的；可惜对画面左侧三人，尤其是与孔子相对、手扶曲杖的老人未作解释，可谓美中不足。近年，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贺西林正确完整地考释了这两则故事，他说：洛阳烧沟61号汉墓主室“隔梁横楣正面为一窄长横幅，内容为‘二桃杀三士’和‘孔子见老子’”。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值得肯定。

     其实，在我国汉画艺术宝库中，不难找到解开“孔子见老子”这则故事画的钥匙。例一是山东嘉祥南齐山出土的孔子见老子画像石，画面中有“老子也”“孔子也”“颜回”“子路”等榜题。例二是陕西靖边老坟梁新莽壁画墓的孔子见老子图，图中左侧老人身旁有“老子”二字榜题墨书。两侧的共同特征是：老子皆手拄曲杖，孔子做躬身拜谒状，两位老者之间的孩童项囊手推（或手牵）独轮玩具车，孔子与老子身后皆有人数多寡不等的弟子。洛阳烧沟61号西汉壁画墓中的孔子见老子图，完全具备这些特征。

    最新的资料是2009年陕西靖边渠树壕发现的新莽壁画墓，墓室两壁上栏南侧所绘孔子见老子图，人物神态之生动，画面保存之完整，皆可称为汉墓壁画罕见之佳作。此墓西壁上栏北侧绘“二桃杀三士”图，这两图相邻的布局方式，酷肖洛阳烧沟61号西汉壁画墓，汉代是否有这类画稿或粉本流传？值得我们注意。

    宋元时期墓室壁画的发展与特点

    秦大树

    宋辽金元时期的墓室壁画在使用壁画的墓葬等级、壁画的分布布局和题材内容等诸多方面一脉相承，具有相当多的共性，大体上是自成一个发展体系，与唐代以前的壁画有较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墓室壁画的分布区域看，宋元时期的墓室壁画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等地，先后形成了河南洛阳到开封（包括郑州），晋南地区，山东济南到淄博，河北石家庄到太原等几个中心。宋元时期壁画的流行区域有从政治中心附近向经济发达区域转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其实与墓主人身份和壁画内容的嬗变息息相关。唐代各地的壁画墓表现的是两京模式，体现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而宋代壁画墓分布的变化，则强烈的体现了各地丧葬习俗和观念的不同。辽统治区域内壁画的分布主要有上京、辽阳地区和燕云地区三个中心，都是新兴的壁画墓中心，而且前两区主要在11世纪前半叶以前流行，多在大型墓葬中发现，并具有较强烈的唐代风格。后一区则流行于辽晚期到金代，主要在小型墓葬中发现。这当中体现的文化因素的承继与传播，生活方式和丧葬习俗在少数民族所建立政权的汉化的进程的关联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其次，唐宋墓葬壁画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使用壁画墓的人身份出现了一个完全的转化，这一转化出现在北宋真宗朝到仁宗朝之间。唐代壁画墓的墓主人大多是高官显贵，这种趋势延续到北宋前期，考古发掘的宋太宗李皇后陵和太宗子周王墓中尚可见在壁面装饰砖雕和绘出宫室楼阁、天象图等壁画，而仁宗以后所发现的几处重要的品官墓地，如包拯家族墓地、富弼家族墓地、吕氏家族墓地和韩琦家族墓地中都不见壁画墓；在宋陵区清理的神宗朝的魏王赵頵墓及去年在巩义市清理的神宗时期和徽宗时期的10座大中型宗室陪陵墓中都不见任何壁画装饰。而以白沙宋墓为代表的宋代壁画墓均为北宋后期出现的小型仿木结构砖室墓，墓主人的身份均为地主、乡绅等富有的平民。这也是宋元时期墓室壁画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我们从这种现象中得到的启示是，唐代墓室壁画所表现的出行场面等，是身份地位的表现，并有明确的品级规定。在墓室中不遗余力的装饰这些内容，蕴含着维系自己贵族地位的强烈愿望。然而，宋代的选官制度已经彻底地摧毁了门阀制度的余续，宋代推行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官、职、差遣分离的用官制度，使人们没有必要再去处处努力表现自己品官贵胄的地位了。

    第三，宋元时期墓室壁画所表现的内容和分布规律与唐代有了本质的变化。唐代及其以前的壁画主要分布在墓道两旁和墓室内部，墓道两侧均绘制出行图，墓室内则主要绘画内室生活和侍从，以及十分程式化的四神、十二时和天象图等。这样的场景成为唐墓两京模式的重要构成要素。从晚唐时期开始，墓室的壁面装饰开始发生变化，庞大的出行场景逐渐弱化，宋元墓葬中如果还表现出行题材，也仅用三两个人和一匹鞍马来表现。从晚唐开始，中原地区的壁画墓就不再在墓道绘画壁画，而将装饰集中到墓门以内的甬道和墓室部分。

    宋元时期小型墓葬中的题材，不外三个方面的内容。

    1.在墓室中营造的祠祭场景，包括墓主人夫妇对坐题材所表现男女墓主的灵位。围绕着这个中心出现的“伎乐”“杂剧”“奉茶”“进酒”题材，都含有祭祀和供奉死者的寓意。

    2.表现墓主人死后魂灵的活动，如升仙、超度等方面的题材，特别是对后人的福祐和互动。在宋元砖雕和壁画墓中，有一个几乎是不可缺少的题材，就是墓室后部“一门两窗”到“妇人启门”题材，对这一题材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最有可能的是墓主人升入仙界或魂灵出入墓室的门径。也有的墓葬中直接用“四洲大圣渡翁婆”或“升仙图”这样的场景来表达这部分内容

    3.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开始，在墓葬中逐渐流行用雕砖或壁画，用人物故事图像的形式表现成组的孝行图（孝悌故事），孝行图在墓中的位置并不确定，数量亦不固定，只是在表述一种观念和意愿。孝行图一经出现，迅速流行，在辽地以及南方的四川、贵州等地的墓葬中都有发现，金代最为流行，至元代以后，才逐渐从墓葬装饰中退出。在墓葬中出现与死者并无密切关联，而对生者有宣教意义的孝行题材，特别体现了宋代墓葬的现世意义。（《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30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