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益龙  责任编辑：周　洁  信息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9-09-03  浏览次数： 10534次

【摘　要】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已40年。农村社会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在中国社会学重建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回顾和总结农村社会学40年的重建和发展历程，对于了解这一学科研究和发展的现状、把握学科的前沿和发展动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村社会学重建40年来，在小城镇与发展模式研究、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流动与农民工研究以及“三农”问题与乡村建设研究等诸多方面、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展望未来，农村社会学将会越来越关注乡村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更加注重运用社会调查和定量研究方法来探讨更为宏观的关于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与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农村社会学；重建与发展；“三农”问题；40年

社会学在中国自1979年开始恢复重建，至今已有40年的历程。农村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在40年的重建过程中，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回顾和总结农村社会学40年的重建与发展历史，其意义在于了解和把握这一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进展及动态趋势。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回溯并梳理学科研究的理论脉络，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一个学科已取得的进展，规避过密化的重复研究，更准确把握学科研究推进的方向，从而可更加有力地推动学科向前发展。重建4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学在诸多领域、多个方面都有着显著的进展，如果按照逻辑重心将这一过程连接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重点考察有关方面的重要进展。

一、小城镇与发展模式的探寻

四十年前，费孝通不仅领导、协调着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工作，而且还直接参与了中国农村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在早期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费孝通透过对江苏一个村庄农民生活的实地调查，探讨即便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南农村为何也面临着农民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问题，并概括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1]（P236）在农村社会学重建初期，费孝通关于农村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在其对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和探索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这一理念用费孝通的话来概括就是“志在富民”[2]（P21），亦即努力探寻让广大农民富裕起来的出路。因为要致力于实现“富民”的目标，所以，在1980年代，恢复重建中的农村社会学更多地聚焦于农村经济与发展的研究。

农村生产经营制度的改革，释放出了农村家庭提高经济效率的潜能，而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维续的背景下，出现了“工业下乡”的现象。农村里的乡镇企业快速兴起并发展起来，不仅仅带动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也推动着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工业下乡”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多人口向乡村工业较为聚集的地方集中，从而形成了小城镇快速发展的局面。

针对农村出现小城镇快速发展的社会事实，重建初期的农村社会学开始关注小城镇问题的探究。正如费孝通所说：“小城镇问题，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它是在客观实践的发展中提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识它。”[3]（P27）

小城镇之于农村发展而言是一个“大问题”，之于农村社会学来说，也是一个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真问题”。从苏南农村发展的经验来看，小城镇的快速兴起，确实让农民富起来了，也让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社会学关注小城镇问题，主要是从实地调查出发，从已发生的社会事实出发，考察小城镇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小城镇发展的经验哪些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在小城镇问题研究方面，涌现出较多研究成果，如朱通华的《农村发展与小城镇问题》、《中国小城镇》、《乡镇工业与小城镇》等，主要从苏南农村和小城镇发展经验中，探讨了小城镇发展的相关问题及对策[4]。李云才的《小城镇新论》主要从城乡关系协调的角度，讨论了发展小城镇的意义[5]。潘秀玲在《中国小城镇建设》一书中，总结了当时小城镇建设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了如何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小城镇[6]。此外，还有较多对小城镇的考察和发展对策研究的论文，汇编在一些论文集里。

小城镇问题曾一度是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对小城镇问题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却曾存在过一些误读和误解。一些有关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小城镇不是也不应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模式，城市化还需要依靠发展大中城市。然而事实上，农村社会学对小城镇问题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就是倡导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整个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小城镇发展并不排斥大中城市的发展。小城镇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注重的是小城镇发展的现实究竟如何形成并有着哪些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通过发展副业，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也迅速富起来。如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中，就发现江村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还仅为114元，通过发展家庭副业，到1980年就达到了30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1]（P295）。看到一部分农村地区率先富裕起来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也包括其它学科的农村研究开始聚焦于农村发展模式。所以，在1980年代，“模式”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流行的概念之一[7]（P47）。

对农村发展模式的关注，由于受时代特征的影响，人们更多地是关心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亦即如何让农村富裕起来。如有学者认为，农村发展模式就是对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某种鲜明的、相对稳定的和区域代表性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概括[8]。将先富起来的农村发展经验总结为一种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其中常常隐含着一种预设，即从农村先富模式中，可以汲取或借鉴某些经济发展经验和发展路径。

然而，费孝通提出“模式”这个概念，“是从发展方式上说的”。“模式”“来自于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让这样的概念再回到正在成长的新事物中，用它来认识现实，也就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模式”的真正意义是指，“在一定地区、一段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2]（P200）。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发展模式研究的目标并非要总结可供模仿、可供推广的农村榜样。概括、总结农村发展模式的逻辑，需要有别于“农业学大寨”的逻辑。既然农村发展模式的真实内涵是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那么考察、总结和提炼“模式”，其意义就在于理解不同的农村地区如何发现特色、如何利用特色，以及如何形成特色的路子。虽然一种模式并不能照搬，但模式形成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所蕴涵的机理是具有参照价值的。

无论是对小城镇问题的探讨，还是对农村发展模式的关注，还有陆学艺等对一些典型村庄开展的实证调查研究[9]，都体现了农村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的理论焦点和研究重心，亦即对农村经济问题的重视和考察。重建之初的农村社会学强调对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与1980年代的时代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推进的。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成为第一要务，也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自然也就顺应时代的需要，重点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力图去探讨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村发展起来的路子。农村社会学关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及其所形成的小城镇理论和发展模式理论，可以说为人们对农村经济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这些新视角强调了基层社会的现实基础、实践创新和发展经验，在较大程度上有别于经济学的研究，让人们更加具体地了解和认识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模型。所以，农村社会学重视对经济问题的探讨，并未削弱其学科的特点和优势，而是在对同类问题的研究中，贡献和积累了不同的学科知识和理论。

虽然中国农村社会学在恢复重建之后的10年发展中，对农村经济问题及小城镇发展研究成为学科研究的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学在其他方面的研究处于空白。实际上，农村社会学在经历10年的发展过程中，既有关于农村社会学理论的探讨和研究，而且在关于中国农民、农村婚姻与家庭、农村贫困问题、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自治等方面已经有所涉及。虽然在一些研究领域的研究尚未达到透彻的程度[10]，但在某种意义上，农村社会学研究及这一分支学科发展所取得的进步，在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过程中具有显著的地位。在社会学的经验或实证研究方面，以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以农村社会事实为基础的研究仍占据主要部分。由此可见，农村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是推动中国社会学逐步走向繁荣的重要力量。

二、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研究的兴起

农村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自农村基本生产经营制度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营制度变革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之后，改革也逐步从经济领域向农村政治和社会领域推进。1982年新修订的宪法确立了乡镇和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政权机构和群众自治组织，到1984年，各地农村已基本完成撤社建乡的工作，从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宣告终结。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开始试行，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反映了农村政治改革已全面开启，村民自治制度在这一改革进程中逐步建立起来并在乡村社会治理方面产生了相应的效应。

到了1990年代，农村政治与治理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施行之后，首先引起了政治学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较多的政治学研究开始聚焦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以及制度施行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张厚安等运用农村社会学的方法，通过对村民自治的具体实践的实地调查，揭示了村民自治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村级治理的实际状态[11]。这些研究虽主要关注农村政治问题，但开创了政治学与农村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恢复重建的中国农村社会学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徐勇从中国特色基层民主形式的角度，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进程、体系、组织形式、活动内容、运作模式、内在机制以及面临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而且还结合对村民自治实践的实地调查，讨论了实践中的村民自治所关涉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问题[12]（PP.1-5）。围绕着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也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项继权在对河南省几个村庄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探讨并比较了集体时代的村级治理的模式和特征[13]。还有吴毅等试图用“规划性社会变迁”的概念，来概述村民自治的实际形貌，并将村民自治视为进入乡土场域中的“外置之物”，由此来理解和评价村民自治在农村尤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作用[14]（P2）。《小镇喧嚣》中关于农村乡镇政治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村民自治及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研究的一个拓展[15]。

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政治学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到对农村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问题的经验研究之中，并产出了大量基于对村民自治和村庄治理实地考察的经验研究成果，由此形成的规模效应大大提高了村民自治和乡村政治研究在中国农村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受主要来自于华中师范大学的学者对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政治问题研究的影响，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成为有关农村研究的热点问题。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既反映着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的一种新变化，与此同时，农村政治的变革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现实生活。因此，恢复重建后的农村社会学虽然并不像政治学那样特别地关注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政治问题，但同样也聚焦于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即村民自治和乡村政治。

在关于村民自治和乡村政治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村民自治在具体实践中所呈现出的问题，而且还探讨伴随着农村政治制度变迁，国家与农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基层政治结构与功能所发生的变化。例如，张静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农村基层秩序问题的解决，并非通过经济致富就能得到保证。对农村基层冲突和秩序问题的认识，需要把基层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16]（P3），由此对农村政治的探讨和研究，超越了对村民自治和基层选举等具体问题的关注，开始了对农村基层政权、社会冲突与秩序等更为宏观的理论层面问题的关怀。此外，在对农村基层政府的研究中，认为地方政府在某些方面具有企业的属性，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因此可用“法团主义”（corporatism）来概括农村地方政府的特点[17]（P158）。党国英从民主政治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民主需要在传统农村社会解体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由此进一步探讨了作为基层民主的村民自治在整个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及可能面临的问题[18]。此外，毛丹则从单位制的视角，考察和分析了村级政治的结构和运行机制[19]。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村民自治实践和经验，是农村政治生活的基本构成，也是一种农村政治变迁的主要内容。因为乡村的自治虽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但自1980年代后期推进的村民自治制度，并非乡村自治历史的简单复原，而是在农村政治改革进程中产生的新制度、新形态。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研究，抓住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时代核心问题和重点问题，不仅推动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式创新，从注重理论推理研究转向对经验研究的强调和重视，而且对恢复重建中的农村社会学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尽管较多村民自治研究是基于政治学理论而推进的，但很多研究借鉴了农村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采用了社会学经验研究策略，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显然丰富了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和理论，同时也为农村社会学拓展了研究视野。

诚然，农村政治只是农村社会系统的一个方面的构成，而且村民自治及其具体实践也只是农村政治在一个阶段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之一。一个学科如果要取得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就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追求创新。因此，无论农村政治学还是农村社会学，也就不宜仅局限在村民自治或村治研究这一单一领域，而且也要注重研究问题和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更新。

对于农村社会学来说，跨学科的研究对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固然很重要，但是回归或遵循学科研究范式也具有科学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因为常规的科学研究活动的一项基础性功能就是建构学科研究范式并为学科发展作出相应贡献，也就是要服务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农村社会学当然需要研究农村的政治问题，但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而是农村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亦即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农村政治。

恢复重建后的农村社会学从关注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到聚焦于村民自治与农村政治问题，这样的转向一方面体现了时代特征对农村社会学的需求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温饱与脱贫问题，对农村社会学来说，探讨农村社会如何发展经济也就显得更为重要。到1990年代，农村改革在经济方面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大部分农村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绩效取得明显改善。而在这一时期，农村改革面临着相关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诸多问题。因而对于农村社会学来说，研究并回答有关农村政治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成为时代的急需。如怎样让农民减轻税费负担？如何改善农村干群关系以缓解农村矛盾？这些问题实质上反映的就是农村治理和农村政治问题。

另一方面，恢复重建的农村社会学把研究重点置于农村经济或是农村政治问题之上，也是学科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一种体现，同时也反映了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农村社会学的学科独立性仍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可能受经济学在农村研究方面的影响，农村社会学也将本学科的研究焦点放在农村经济问题之上；可能受政治学关于农村政治的研究的影响，农村社会学便聚焦于农村政治问题。当然，在农村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之间，或许并没有绝对的区分，所以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在农村研究方面的分工亦非绝对清晰，由此就可以较好地理解：经济学并非只研究农村经济问题，政治学并非只研究农村政治问题，社会学并非只研究农村社会问题，人类学并非只研究农村文化问题。实际上，不同学科都有关于农村问题的研究，一个学科的独立性和发展情况可能体现在一些具有学科视野的研究，农村社会学的学科视野可能就主要表现在从农村社会的视角来理解和认识不同领域的问题。所以，农村社会学对农村政治问题的研究，也就需要避免单纯的政治分析，需要从综合性、整体性的角度，来考察农村政治与社会诸多方面的关系问题。

中国农村社会学在恢复重建的第二个10年中，可以说“逐步摆脱前10 年的单纯经济研究和单纯描述性研究而开始步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阶段”[20]。但是，强调对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实际问题的研究又成为一种新趋势，农村社会学在有着更为现实关怀和问题取向的时候，学科理论的关怀和研究的学科范式意识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和弱化。

三、关注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

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出现的突出现象和形成的典型特征就是社会流动。这里所说的“社会流动”是广义的，既包括农村人口在地理空间位置上的移动或流动，即农村人口与劳动力流动，同时也包含农村居民在社会位置尤其是所从事职业方面的流动，即职业流动。这两种流动虽有区别，但又是相互统一的，共同构成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内容。对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与农村社会的流动密切地关联起来。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时代的需要，中国农村社会学将研究的焦点放置在对农村社会流动现象和农民工群体的考察和研究之上。

尽管社会学的研究提倡价值中立，然而，在关于1990年代之后农村出现的大量人口流动现象方面，较多社会学研究则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亦即把农村人口流动视为一大社会问题，而且将这一现象界定为“民工潮”。例如，宋林飞提出，“民工潮”的形成主要受比较利益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因素驱动而产生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并预测“民工潮”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风险均呈上升趋势，且将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跨世纪难题”，因为中国城市无力承受“民工潮”的冲击，因此，为了维护城市秩序与社会稳定，需要通过发展小城镇来构筑第一级“蓄水池”，以便对“民工潮”进行分流“泄洪”[21]。此外，雷洪则把农村人口流动看作是“盲流”，所谓“盲流”，是指超量的、失控的人口流动，是一种“自然性的盲目社会流动”。“盲流”现象给社会造成了一些弊端和潜在的矛盾，不过也呈现出积极的意义和历史的进步[22]。对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群体形成这一社会事实的理解和认识，类似“民工潮”和“盲流”的观念及判断在1990年代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比较流行，比较普遍。一些相近学科对此现象亦有类似的认识，如有经济学、人口学的研究认为，农村出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虽是农民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村工业之后的第三次创举，也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农民第一次积极主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农民向旧体制下的观念提出的挑战，然而，民工过量和盲目流动却带来了个人和社会成本的提高[23]。

由此看来，农村社会学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现象作“问题化”的价值判断，并非孤立、偶然，而可能是一个时代观念的反映，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表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及其现实的存在，影响着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立场和观念。

当然，随着农村人口流动现象的持续，农村社会学对此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将此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注重对其形成机制和微观形态的考察和研究。例如，吴鹏森的研究跳出了农村劳动力剩余说和“推—拉”理论的框架，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解释了农村人口流动的社会机理，认为城乡隔离、计划经济、封闭发展抑制了农民流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必须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城乡隔离向城乡一体化、从封闭发展向对外开放的转变，正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机制的转变引发了大规模农民流动现象[24]。

农村社会学关于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现象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还体现在从注重宏观理论探讨转向对微观经验研究的重视。例如，王春光对北京市“浙江村”的研究，将视角转向对流动主体的关注，而且注重运用微观社会学的方法，对农村流动人口聚居区加以经验考察，旨在了解流动群体在流动过程中及在城市生活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认同[25]。同样，项飚也通过北京“浙江村”等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经验调查，从“社区”理论的角度，阐释了城市里农村流动人口聚居区并不等同于“移民聚居区”，而是具有聚合性和开放性的统一，流动的“社区”实际是农民在“大社会”背景下进行实践的舞台[26]。对农村流动群体及其聚居区的研究，也逐渐从国内向国际拓展。如王春光对移居巴黎的温州人及其社会融入状况的研究，从身分合法化、非法生存与合法发展、教育、代际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经验考察，发现温州农村人口在国外成群体聚集，保存和利用乡土性社会资源，使社会经济结构一体化与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并存，形成了“非精英移民”的社会适应和融入模式[27]。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现象研究焦点的转移，不仅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范围得以拓展，而且也蕴含着农村社会学在此问题研究上范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开始超越传统的定性推论研究范式，尝试运用各种实证经验的研究范式，不再泛泛论证“民工潮”或“盲流”现象的利弊和应对策略，而是注重揭示和解释流动的农民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行为和问题。

在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工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变方面，也开始出现运用定量实证方法的研究。如李强利用大型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问题进行定量实证研究。研究指出，农民工在初次职业流动中实现了职业地位的提升，而在再次职业流动中却维持水平流动，职业地位没有获得上升。对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未能上升原因的理论解释则是，农民工缺少地位积累、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28]。农民工虽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却来自于农村，因此，对农民工的研究，也是认识农村社会的一个窗口，更是理解城乡关系变化的重要维度。对农民工群体的定量社会学研究，为农村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运用定量方法来开展农村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随着市场转型的推进和深化，农村人口流动在继续甚至扩展，每年有两亿多人口在乡城之间流动，因而农村社会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大流动”的时代。人口流动现象为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也促进了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丰富。农村社会学对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逐渐拓展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例如，有研究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问题，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由于有着不明确和不稳定的社会认同，从而进一步催化和强化了农村社会的“流动性”，因为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游离于农村和城市社会体系之外的流动人口将会增多。一旦社会经济处于不景气的状态，这些流动人口将很有可能演变为游民[29]，也就是在农村呆不住，而在城市又难以呆下去的状况。也有研究关注到，农村社会已经形成流动的价值观，“务农没有出息，已经成为许多农村青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甚至连他们的父母都持有这样的看法”[30]（P24）。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自然而然在流动动机、流动方式以及社会认同等诸多方面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

其实，农村人口流动现象依然是近些年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也是诸多理论观点产生的经验依据。例如，目前农村社会学中流行一种乡村“空心化”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农村人口流动现象而提出的。由于较多的村庄都面临着大量的人口外流，随着村庄人口的外出，村庄在平常时间也就呈现出空落状态。然而，乡村人口的外流是否就等同于乡村的“空心化”呢？当前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较多观点趋于悲观，类似于1990年代的“民工潮”论调，亦即把农村人口流动视为一种带来消极社会效应的社会问题。然而，在笔者看来，需要辩证地看待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人口流动现象。农村人口流动虽给乡村发展和城市管理带来一定的冲击，但与此同时也给农村发展和城市建设创造了新的机会。乡村并不会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导致“空心化”乃至走向终结，乡村以人口流动的方式适应现代社会，也通过流动的途径获得新的生机。因而，农村人口流动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会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新常态[31]。

既然农村人口向外流动已是一种社会事实，且成为新时代乡村社会的新常态，那么，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就需正视这样的客观事实，关注和探究农村社会在“大流动”背景下的运行与发展状态及诸方面问题，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寻求对流动的乡村社会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的科学合理认识，并在概括和总结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起能够有效解释相关问题的农村社会学理论，推动农村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四、聚焦“三农”问题与乡村建设

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与此同时，不均衡不充分发展也显现出来。其中，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所面临的瓶颈问题就是突出的体现。由此，“三农”问题也就开始成为政策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在农村社会学界，陆学艺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三农”问题，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述，有“三农”问题论[32]、“三农”问题新论[33]和“三农”问题续论[34]。关于中国的“三农”问题，陆学艺认为，农业问题已基本得以解决，而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尚很严重，主要根源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政策，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要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仍要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35]，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破除城乡二元格局[36]。

由于“三农”问题是对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三农”问题也就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和公共管理问题。这样，也就有来自多个学科、多种角度对“三农”问题的阐述。例如，从农业经济管理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认为，“三农”问题就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的供求问题即“粮”的问题、农村的土地问题即“地”的问题以及农民转市民问题即“人”的问题[37]。而从公共管理角度的论述则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四个方面的实质性突破：一是确权和赋权，明晰产权边界，赋予农民更加完整的土地权利；二是构建“普惠、均等、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赋予农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三是赋予农民更加自由的迁徙权；四是建立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赋予农民平等获得金融服务的权利[38]。

此外，也有学者试图构建一个由时间、空间、制度以及农民主体组成的“三维一体”的中国“三农”问题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可总结出“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以农民发展为根本任务，以维护、增进农民的地位和权益为切入点，深化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协调城乡发展，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39]。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方面的“三农”问题，虽然其中各个方面有着内在的关联，且都与农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三农”问题中的不同方面其实有着较大的差异，各方面问题可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形成机制。把三个方面问题统合为“三农”问题来加以对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更加综合地认识农村发展问题。不过，与此同时，在对“三农”问题的综合研究中，也可能面临着专业性、针对性削弱的问题，因而一些关于“三农”问题的论述及应对策略，也就显得较为笼统和宽泛。

在追求时效性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社会学研究聚焦于“三农”问题。某种意义上，随着“三农”问题研究的兴起和流行，学科的边界渐渐淡化和模糊，“三农”问题研究似乎等同于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针对“三农”问题研究的学理性，叶敬忠提出了一种反思意见，指出“三农问题”的提法并未成为国际认可的学术概念，影响了国内学术界在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方面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交流。如果运用“农政问题”概念来概括中国的“三农问题”，既能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也可成为国际学术概念[40]。确实，对于农村社会学来说，反思并重新思考“三农”问题研究与学科发展的关系，将有助于农村社会学在此研究领域的学科定位，从而更好地保持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延续、积累和创新。

“农政问题”研究（agrarian study）在欧洲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有广泛影响，也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农村社会学理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也可关注这一研究领域，参考借鉴相关的理论。但是，“农政问题”研究显然不宜替代所有的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如果用“农政问题”概括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可能使农村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和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变得狭窄，社会学的学科属性将被削弱，毕竟农政研究更注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批评，而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需要注重农村建设，以及对中国农村建设与发展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费的政策开始推行，新农村建设被确立为应对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国家战略。此后，农村社会学及“三农”研究界也就开始聚焦于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究和讨论。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意义，温铁军认为，新农村建设是现代社会应对三农问题的普遍战略，因为三农问题其实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全球问题，占全球80%人口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41]。钟涨宝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阐述了农村社会建设之于新时代农村发展的重要性[42]。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大背景下，为推动农村取得新的发展而实施的战略。作为农村发展的国家战略，既要超越传统乡村建设的理念，也要规避陷入将农村建设当作政治运动来推行的误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要坚持尊重农民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原则，将农村民生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心[43]。此外，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策略还需要与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基础相吻合，进入后乡土社会的农村，其结构和社会需求都已发生变迁，乡村社会的分化也较为明显。后乡土社会的发展需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寻求多样化的发展道路[44]。新农村建设问题既是一个时势政策问题，也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关注和研究新农村建设，既可体现农村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取向，也是传承和延续农村社会学的学科传统和理论脉络。为何要建设新农村、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如何建设新农村，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主要基于新时期农村建设与发展经验，丰富了农村社会学的国家与农村、国家与农民、农村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等方面理论，也推动了这些理论的与时俱进。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不仅仅注重对新时代农村建设与发展战略的宏观理论的探讨，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农村社会学经验研究开始聚焦于农村建设的实践经验。例如，在后税费时代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农村的拆村并村现象较为普遍。为降低农村基层组织的行政运行成本，减少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数量，很多地方的农村建设推进了拆村并村的措施。一些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开始关注到这一现象，并在经验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村并村的实践逻辑，以及这一措施所产生的社会现象和面临的问题，讨论了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路径[45]。拆村并村是在新农村建设中，以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乡村治理创新和乡村城镇化等理念为依据而推行的一种建设措施，反映了来自于农村外部的建设力量对农村社会空间结构、社会认同结构的“裂变”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农村社会学对并村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可能还需要从农村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的理论视角来反思这一建设措施对乡村历史、文化和社会认同连续性的割裂以及对“乡愁”的斩断。此外，也有农村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利用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和探讨农村社会主体对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求，解释农村不同阶层对新农村建设需求背后的社会学意义[46]。运用定量方法来研究农村社会及新农村建设的相关问题，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农村社会学中已渐渐形成一种趋势。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反映了农村社会学的范式在不断创新，而且也体现了农村社会学的学科专业性在不断增强，分支学科的发展越来越显著。

“三农”问题属于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议题，当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参与到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之中时，虽然共同讨论一种问题，实际上存在着理论基础和认识方法的差异。农村社会学的焦点转向对“三农”问题和农村建设的关注，会丰富“三农”问题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此同时，不同学科介入共同的研究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虚化学科的边界性。

五、余论

回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不难看到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和学科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占据的重要地位。农村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也成为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领域之一，因为中国农村社会所经历的社会变迁过程和所具有的发展经验，具有着本土性的特色。中国农村社会学在把握中国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的经验事实基础上，从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本土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在小城镇与农村发展模式、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农村流动与农民工群体、“三农”问题与农村建设等方面，可以说涌现出诸多具有本土性知识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

随着后乡土社会的来临[47]，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国家推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将对乡村发展产生新的影响。面对农村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农村社会学可能要在一段时期内聚焦于乡村振兴这一时势热点问题，探讨乡村振兴的战略内涵与意义，以及国家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和产生的整体社会效应。

回溯农村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过程，可以发现在不同阶段，学科的研究有不同的关注点或重视的重点，从注重农村经济，到注重农村政治，再到注重农村人口和社会建设。从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可能我们会发现农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被忽视甚至忽略。因此，展望农村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可能需要重拾农村文化，重新发现农村文化的价值。特别是在探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中，需要关注和研究乡村文化重建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在农村社会学重建和发展过程中，运用定性方法开展研究成为主要研究范式，对快速转型的中国农村社会所进行的定性调查，为人们了解和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确实提供了“接地气”的素材，也丰富了农村社会学的本土知识。然而，就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而言，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需要用“两条腿”来走路。所以，展望未来，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定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受到重视，定量方法运用也将越来越多，由此也会推动农村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农村社会学的未来发展仍需要处理好应用性与基础性的关系问题。农村社会学关注和讨论农村建设与发展的时势政策及实践问题，会发挥学科研究的应用功能。而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其建设和发展需要依托于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因此，农村社会学还将面临着学科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重任，在重视对时势热点问题的应用研究的同时，需要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的积累和创新，推进具有学科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把农村社会学的应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有机统一起来，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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