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印关系新形势和新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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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印关系发展引人注目，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集中反映了近年来中印关系的量变和质变。影响中印关系的内生动力及外部因素更趋复杂多元，中印双边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均显著拓展。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印关系正处于“再平衡”、“再定位”的关键转型时期，两国应抓住机遇，助推双边关系再上新的台阶。 一、近年来中印关系新形势 （一）高层互访密集屡有突破 2013年“两会”结束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启动密集高效的外交行动,足迹遍及亚、非、拉、美、欧等五大洲，在经略周边方面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在此背景下，中印高层互动密切频繁，战略互信不断加强。习近平主席和辛格总理在南非金砖峰会和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两度会晤，为中印关系未来发展勾勒了宏伟蓝图。李克强总理和辛格总理时隔近60年再次实现两国总理年内互访，发表共同声明，达成10多项协议，为中印各领域务实合作进行了全面规划。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16次会晤、中印第5轮战略对话先后举行，双方增进了相互沟通和理解。[1] 中印高层互访密集，表明两国关系已升级为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成为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辛格访华期间，双方重申了推动两国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的决心，强调以信心、恒心和决心推动中印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向世界发出中印友好的积极信号。随着亚太地区变局大幕逐渐拉开，中印都在“重新发现”对方，着手构建“中印关系新模式”或“新兴大国相处之道”，联手推动建立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就中方而言，印度已成为盘活中国总体周边外交的重要环节，新一届中国政府着手夯实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拓展双边合作的内涵与外延。从印方看，中国为其最大邻国，辛格强调对华友好是印度外交的优先方向，印度舆论对华观日显平和、理性，呼吁跳出中印情绪化的思路，主张接触并与中国务实合作，为印谋求“在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实现增长、发展和繁荣的战略机会”，学习和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借势中国优质资源壮大自己。 （二）经贸投资合作稳步走实 一是双边贸易方面，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印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据印方统计，2013年1-9月，印度对华双边货物贸易额为478.8亿美元，下降8.6 %。其中，印度对华出口94.8亿美元，下降18.5%，占印出口总额的4.0%，下降1.2个百分点；印度自中国进口384.0亿美元，下降3.2%，占印度进口总额的11.3%，下降0.1个百分点。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89.2亿美元，下降1.1 %。[2]中国在印度出口贸易中位居第六位，而在进口贸易中为印度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二是在工程承包方面，截至2012年底，中方在印度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累计金额为601.3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5.18亿美元，印度已成中国工程承包产业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三是双向投资方面，截至2012年底，中方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的对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为7.25亿美元，印方来华设立非金融类投资项目800个，实际投资4.86亿美元。[3]据印政府数据，自2000年4月至2013年9月，13年间中国累计仅对印投资2.89亿美元，占印利用外资总量的比例为0.14%，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31位。[4] 四是经贸关系制度化方面，中印战略经济对话、财金对话、经贸联合小组等交流机制日益成熟，两国务实合作从商品贸易、工程承包向服务贸易等领域拓展。双方就在印建设工业园区、开展铁路合作、加强投资合作达成原则共识，积极探讨改变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有效举措。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合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正式建立了四国推进经济走廊合作的机制，这不仅将深化中印双边和本地区利益融合，也利于早日实现中印经贸平衡发展和本地区共同繁荣。[5] 为了培育国内制造业，提高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同时应对规模庞大且不断增加的赤字问题，印政府逐渐把目光投向中国企业的资金和技术转移。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印期间，双方同意在产业园区建设领域开展合作，为中印企业提供集群式发展平台，为双方企业开拓彼此市场、扩大相互投资提供便利条件。辛格访华期间，中印同意致力于扩大双边经贸合作，以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研究双边区域贸易安排的潜力，并回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的状况；加快商定关于建立产业园区的框架协议，为中印企业提供集群式发展平台。如果考虑过去中资在印遭到安全审查“待遇”，印方此举显然是重大突破，将有利于营造均衡的中印贸易结构，促进中印两大市场对接。 总体上看，尽管受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利影响，双方贸易摩擦逐渐凸显，但中印经贸合作依然保持在上行轨道，双边贸易大盘保持稳定，工程承包合作进展顺利，相互投资发展潜力巨大。 （三）安全战略合作逆势推进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印本着求同存异、着眼大局原则，冷冻、管控、隔离两国之间的重大安全战略分歧，优先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维护中印关系大局，为未来解决两国矛盾与分歧创造条件。近年来，随着中印关系内涵的丰富与多元，双方都意识到，通过沟通和对话协商提升战略互信水平，也是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途径。基于上述思路变化，近年来中印关系在一些安全战略“敏感点”上取得了一定突破。两国启动了首次海上安全对话。两国防务交流和互访活动逐步得到落实，双方2013年11月举行反恐联合训练，凸显两国政府增进相互理解的共同愿望。双方还签署关于加强跨境河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同意进一步加强跨境河流合作，在现有的专家级机制下，就水文报汛、应急事件处置等问题开展合作和交换意见。这表明，中印均以积极姿态，在敏感复杂的安全战略领域不断“啃骨头”，致力于摆脱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实质性地增进双方战略互信。 （四）边界谈判进展有限，但边界地区有效管控 总体而言，中印边境管控合作一直卓有成效。但近年来，中印边界两侧情势发生了新变化，随着双方在边境地区修路和建机场，加上边防部队装备改善，双方巡逻队在边境前线“直面”的几率较之以往增大。[6] 同时，由于印私营电视及中国网络传媒井喷式发展，中印边界争端越来越清晰地曝光在两国民众视野中，边界管控面临新的难题和压力。 为加强边界地区的管控力度，预防突发事件，中印有所扩大了现有边界特代会晤机制的职责和功能。2012年1月，两国正式签署《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该磋商机制将由两国外交部门司局级官员牵头，由双方外交和军事官员组成，旨在处理有关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事务，研究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为双方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提供渠道和平台，以从外交层面及时有效地处理相关边境事务，为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创造良好条件。2013年10月，两国达成《中印两国政府边防合作协议》（BDCA），提出加强两国在边境地区沟通交流的五个步骤，涵盖边防人员旗会、双方司令部/军区对话、国防部官员涉边磋商、国防部长年度对话、军事司令部间设立新热线等层级。这对确保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全、防范突发事件和擦枪走火意义重大。 2013年4月，中印在西段边界发生所谓“帐篷对峙”事件后，两国通过边界事务磋商和协调等机制，及时通过双方外交部及驻扎当地边防军等层面的会谈和交涉，有效阻止事件升级为双边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中印“帐篷对峙”事件的顺利“软着陆”，一方面折射出两国在边界实控线走向上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也证明了中印之间有关边界问题的合作机制和架构确实在“危机管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7]总体而言，尽管边界管控属于“消极”的防控举措，但却是中印边界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也是数十年来中印边界虽未正式划定却没有发生重大交火事件的重要制度保障。 （五）多边国际合作亮点突出 近年来，印度在重构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凸显，已成为中国在多边舞台中可以借重的战略合作伙伴。两国相互支持对方参与区域合作进程，共同促进亚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印联手应对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全球性问题，维护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发展权利和空间，互壮声势，助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完善和重塑，成为双边合作的最突出亮点，也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注脚。两国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联手也让美西方感到压力。目前，金砖国家机制、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东亚峰会等已成为两国领导人良性互动、给双边关系持续“加温”的重要平台。 （六）人文交流与人脉关系的“加分效应”凸显 2010年，中印借建交60周年互办“印度年”和“中国年”。2011年，两国借“中印交流年”推出一系列民间交往项目。2012年是“中印友好合作年”，两国携手推出人文合作项目，较好地冲淡了两国边界冲突50周年的不利氛围。中印“百人青年团”互访活动进展顺利，反响较好。近年来部分中国演艺团体在印度成功举办商演，受到当地民众欢迎和喜爱，印度成为中国文艺团体重要的潜在市场，为两国人文交流合作注入新动力，有力增进了两国民间交流和相互认知。中印两国人文交流也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将对方国家作为旅游目的国，互访人数逐年攀升，2013年有望突破75万人次。两国签署三对友城协议，举办中印媒体论坛，并实现百人青年团互访。[8] 值得关注的是，中印还着手培养两国领袖和民众间的良好人脉关系。2013年中国领导层换届后，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中方领导人已通过双多边途径，与印方领导人确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中国对印关系的政策取向也获得顺利传承。辛格总理访华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2013～2015年执行计划”，内容包括文化艺术、文化遗产、青年、教育及体育事务、新闻出版与大众传媒等，并就建立首批友好城市达成一致。双方还商定把2014年定为“友好交流年”，并计划联手缅甸，探讨以适当方式共同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2014年5月，印度下院人民院将举行一次重要的全国大选，大选结果不仅将对印度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印度外交政策包括对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印有关候选人对华态度和政策轮廓逐步显现。 总之，近年来中印确实在夯实双边关系的民意及社会基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未来，中印关系将逐渐依靠“草根”推动，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通过两头加以推进，营造出一个持续、稳定、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态势。 [9] 二、新形势下中印关系的新特点 经过21世纪头十年的摸索与沉淀，当前中印关系呈现以下突出的新态势： （一）战略关键性迅速提升 两国最高领导人均将中印关系升级为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各自外交议程中的位置稳步提升。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大国，又同是文明古国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印关系对地区力量格局的塑造能力更加突出。中印关系对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秩序、全球发展议程、亚太区域一体化等方面的影响显著增加。如果说五六年前人们观察中印关系的视角逐渐从南亚转向亚太，那么当前研究中印关系的维度则应从亚太转向世界。诚如印总理辛格所言，当两个人口加起来有25亿的大国摆脱束缚、释放创造力的时候，中印关系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当中印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达到一定的水平，其成熟性和抗震性将更加强大，受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将降至最小。 （二）强势回归务实和理性 过去很长时期内，由于双方互信赤字太大，情绪化波动一直是中印关系的重要缺陷，容易受风吹草动和突发事件冲击。近年来，中印关系在两国高层的直接引领下，强势回归务实理性状态。表现之一是两国领导人进一步确认，世界拥有足够大的空间、足够宽的领域容纳中印两大新兴大国的共同崛起。二是2012年中印边界冲突50周年时，两国媒体舆论基调惊人一致，都着眼于反思自身和吸取教训，并得出“中印不能再战，携手放眼未来”的结论。三是中印更加重视发现、学习对方的优点和长处，跳出以往的情绪化对比思维定势，积极利用和借重对方的优质资源，推动自身发展壮大。比如，近期印度计划委员会派团访问中国，研究中国如何有效实施五年发展规划的经验。这种变化显示印看待中国的视角正逐渐改变，加强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学习和吸收，显著增加合作性在中印关系中的比重，并助推了一批主张中印友好合作团体的发展壮大，成为中印关系的宝贵资产。 （三）“求同”与“化异”齐头并进过去 半个多世纪，着眼大局、求同存异一直是中印处理双边关系的重要原则，旨在为冷冻、管控、隔离两国的重大分歧，优先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为未来解决两国矛盾与分歧创造条件。但近年来，中印双方同时意识到，通过沟通和对话、协商解决两国之间争端是增强双方战略互信、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途径。两国在继续挖掘和扩大利益汇合点的同时，以积极姿态推动缩小或解决两国分歧。基于上述思路的变化，近年来中印关系在一些所谓的“雷区”取得了一定突破，关于边界问题的新机制、战略经济对话、海上安全对话等均已启动，两国反恐对话、国防对话、就阿富汗和中亚等地区问题，亦有条不紊推进。在边界问题上，尽管解决该问题还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储备，目前有利变量也还不够多，但近来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意愿和实际努力都明显加强，对维护边界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重要性认识加深，避免边界问题绑架两国关系的意愿更趋强烈。 （四）新思维、新框架不断涌现 表现之一是各种促进中印关系的思考和建议层出不穷。如近年来“中印关系新模式”、“中印关系2.0版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新兴大国相处之道”等提法和思路不断涌现。印方还主张，中印关系也可以套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近期习近平主席就中印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主张推动中印关系同国际大势相结合，推动中印关系同各自发展需求相结合，推动中印关系同两国复兴进程相结合，推动中印关系同振兴东方文明相结合，赋予了中印关系新的内涵和视角。辛格总理在中共中央党校演讲中，则提出中印关系的“七巧板原则”即“七项原则”，以“编织精美挂毯”的手法来“谱写印中关系未来更加壮丽的篇章”。[10]这表明，两国高层均着手从理论架构层面思考和推进中印关系。二是中印双方均日益以务实、容忍的态度接受对方在自己“战略周边”的存在与活动。中印学者就两国在印度洋的合作开展二轨对话、中印在东亚峰会的协调与配合等表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时的零和思维减少，合作共赢理念增多。表现之三是中印在多边场合中合作时的戒备感减少，舒适度增加。两国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协调配合最为典型。 三、中印关系的未来走势 当前，中印关系的基本面已经确定，加强合作与对话已成为两国决策层的共识，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点基本不会受到各自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未来，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些走势值得关注： （一）中印关系趋于“正常化” 经多年实践，两国已经初步摸索出“妥善处理分歧、共谋和平发展”的友好相处之道，中印将逐渐从历史阴影中走出来，构建正常紧密的邻国关系、协调合作的大国关系、荣辱与共的新兴大国关系。中印关系对地区及国际格局的催化能力将更凸显。随着印度的崛起，其在处理中印关系时将越来越自信，心态愈加平衡。印度自身战略威慑能力的增强及其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关系的日益密切，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不安全的心理和被包围心态。印度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已经有了更多的自信和从容，对中印能够实现互利合作和友好交往的信心也会逐渐增强。印度已经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对印度的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印度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与中国建立稳定、合作和互利的关系符合其国家利益。虽然部分印度战略分析家和政客仍固执坚持视中国为“长期的威胁和竞争者”，但同时也愈趋认为，印度可通过经济接触、军事准备、得当外交以及大国平衡战略，将这些“威胁和竞争”限制在可控范围，两国关系抗震性将更强，成为正常紧密的邻国关系。 印度知名学者曼辛格认为，中印关系“正常化”意味着：最高政治层级的互访；恰当的各层级官员之间经常性的交流；商业和经济合作的开放和机会、合资开办企业、包括边界贸易在内的国家间整体贸易；学术界、文化界和知识界的非对抗性对话；确定边界联合工作小组的制度化机制，以制定信任建立措施；划定两国边界的实际控制线，不对各自对争议地段的领土要求持偏见，以保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既不暗示中印战略视角的分歧突然弥合，也不暗示两国贸易和其他经济交易能够与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相比；在敌对与合作两个极端之间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两国培植国家间“正常的”关系，以适应各自对国家利益、国内国际环境各种变量的认知。[11]如果概括并发展其观点，“正常”的中印关系至少应包括：（一）两国官方、非官方的交往机制化；（二）双方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的分歧基本被控制在一定框架内、由两国代表谈判解决，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不以分歧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三）双边经贸关系虽然可能暂时达不到中国与美欧日经济关系那样的水平，但必须要达成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和互利互惠，从而得以构成双边政治、安全关系的减压阀；（四）中印竞争与合作之间留存足够的空间，以便两国能够保留各自对国际国内问题的不同看法。 （二）中印之间的“非战共识”更有保障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印在边界地区发生有计划、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主要是受到两国根本利益的制约。中印两国的主要任务都是抓住战略机遇期，为实现本国的崛起和复兴营造安全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这也是两国制定军事安全政策时考虑的首要因素。此外，在过去几十年中，两国的军事实力都获得了长足进展，都拥有大量先进的常规武器与核打击能力，威慑和防御对方的能力都得到加强，这些因素使得战争对两国都将是一场难以承受的灾难，且后患无穷。 （三）中印关系重心或将从“高政治”向“低政治”下放 中印关系当中最有活力的方面始终是经济，中国已经成为了印度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12]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必须要确保与经济利益相统一。[13]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印双边贸易增长迅猛，被认为是中印和解进程中最强大和最积极的支撑力量。人们也期待贸易可以为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创造良好的氛围。与此同时，高速发展的双边贸易也有望将中印经济关系带入新的阶段，即相互投资和共同在第三国投资，以及在能源和其他资源勘探领域设立合作项目。但是，印方认为，从21世纪初以来，不断增长的双边贸易赤字实际上让双边贸易变成了单向贸易，并且已经对中印经济合作产生了负面影响。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引起印方强烈反响，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或成今后制约中印贸易发展的瓶颈。[14]从长远上看，边界、涉藏、军事等中印“高政治”议题无疑将继续影响两国关系，但其重要性和敏感度将持续下降，而中印经贸关系、民间相互认知、人文交流质量等问题的重要性经逐年上升。未来，经贸合作和相互投资等领域可能越来越决定中印关系的发展态势。中印关系“低政治化”趋势与两国关系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之势相一致。 四、未来推动中印关系的主要着眼点 世界双边关系可分友好、平淡、敌对三类，友好关系又可分成热情友好与保留友好两类。六十余年来的中印关系，最先是“热情友好”，1962战争后掉进“敌对”深渊，80年代由“敌对”转入“平淡”类，最近十年来逐渐从“平淡”提高到“保留友好”类，现在要更上一层楼恢复到“热情友好”是有可能的，但还得双方做出辛勤努力。[15] （一）淡化恩怨，准确定位和协调各自核心利益 中印是世界上少有的陆地边界还未正式划定的大国，边界谈判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持续至今。边界问题是西方殖民者遗留给双方的包袱，成为不时挑动两国人民神经的一根刺，也时常被外部所利用，牵制了两国政府较多精力，对双边关系的发展仍将产生决定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边界争议已经成为中印战略互信缺失、历史恩怨、涉藏问题、民族主义情绪的综合性载体。目前，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差距不小，解决该棘手难题不只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智慧，更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该问题，需要相互妥协的勇气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国际环境的积极变化加以配合。考虑到该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两国应在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缩小在边界实际控制线问题上的认知差距、扩大两国边贸往来等方面多做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永无出路，唯有通过耐心、艰苦、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才能最终形成一条清晰的、同时获得两国人民认可的友好边界。 （二）超越冷战，赋予中印关系新的内涵和视角 中印同步崛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际政治现象。近年来，印度不同层级的官员在不同场合强调，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中国和印度共同发展，并为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印度不认为中印关系是对抗性的，两国贸易关系日益壮大，双方在国际经济秩序、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均保持密切磋商。“印度欢迎中国的崛起，而中国也欢迎印度的崛起，亚洲和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印中两国的发展和繁荣。” [16] 与此同时，中印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存在竞争是不争之实，亟需理性看待和妥善应对。积极的竞争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外在动力，不能以消极的态度对中印关系一概而论。印度前驻华大使拉奥琦曾撰文表示，“中印关系既复杂且有多面性，两国的竞争与合作总是相互重叠，适当的健康竞争对两国关系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会诱发更有意义的合作。”[17] 随着印度崛起壮大、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提升，部分中国人也认为印度给中方带来了威胁和压力，担心印方试图用武力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与美国勾连遏制中国等。但迄今为止，印度对外战略出发点仍主要着眼于提升其国际地位、增强其战略自主等正常考量，“向美国一边倒”、与中国搞对抗等并非“印度外交政策的DNA”，也不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 诚如印总理所言，联盟和遏制的旧理论已经过时了，印度和中国是无法遏制的，两国最近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两国也不应该寻求相互遏制。合作的好处远远大于遏制可能带来的任何假定收益。印中应该在平等和友好的精神之下与对方互动，应当相信对彼此不会造成威胁。印度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由印度自身的经济利益、需要和愿望决定，并非针对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18]从长远看，如何理性看待对方发展壮大、坦然面对竞合问题，将是发展中印关系的“常态性课题”。 （三）务实合作，夯实中印关系的共同利益 基础印总理辛格访华期间，提出中印可在八个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包括基础设施扩建及现代化、城市化经验交流互鉴、制造业与服务业优势互补、共同应对能源安全、合作应对粮食安全、联手维护维护一个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协力维护基本稳定的全球秩序与和平的周边环境。这从侧面阐述了印方对中印务实合作收益的主要期待。同时，中印应推动贸易、投资并进，实现平衡发展，早日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中印两大市场对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此外，双方应善用各种契机，弘扬传统友谊，扩大友好合作的民间感情和民意基础。最后，继续维护两国在多边领域的合作亮点，密切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中的协调配合，共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四）构建多支柱、制度化的中印合作关系网络 首先，冷战后中印关系发展表明，高层互访是推进两国关系的利器，两国需要保持制度化的最高政治层级互访，保证各层级官员之间经常性交流，以有效防范战略误判和两国关系变形。其次，两国应善用边界问题各种谈判机制，采取建立边界地区互信等措施，以最终划定两国边界，同时保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最后，中印之间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的增长是互利双赢、可持续性的。另外，随着两国影响的日益扩大，两国需要建立双方海外利益的协调机制。两国学术界、文化界的非对抗性对话以及民间往来的便利化措施，对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总体而言，冷战后中印关系已逐步在四个支柱上建立了合作架构，即定期峰会和高层会议、军事互信措施、边界谈判和相互贸易投资，但这四个支柱不足以支撑整个中印关系的更大发展，“一个新的中印外交架构更显必要，而且它必须是一个深层次、多层面、环环相扣的合作架构，以便让两国政治领袖、官员、企业、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磋商和协调，建立战略互信，确认和加强共同点，妥善处理出现的矛盾与分歧，促进双边及国际合作。”[19] （五）着力培植客观平衡的舆论环境和研究视角 由于历史背景特殊和相互了解欠缺，中印关系极易受到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左右。在新兴媒体和网络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参与和影响中印关系的利益攸关方和行为体更加多元，中印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民间感情很容易发生逆转和变化。从印度国内舆论生态环境看，以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来炒作中印关系仍是印媒体“政治正确性”的潜规则。印高层也不时受公众舆论左右。从中方看，中国媒体对印度的报道也愈趋多元，报道质量和层次也千差万别，不时发生判断失真、观察失焦等问题。虽然两国有关部门都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但要根本改变这种“认知鸿沟”仍需较长时日。要从根本上推动中印关系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增强两国关系的抗震性和回旋空间，离不开一个客观、平衡的舆论环境和准确研判对方言行的思维方式。 （来源：四川大学南亚所《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3）》，注释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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