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的家庭传播研究

“家”是人类生存的心灵归属地，是理想中的庇护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家”承载着某种亲密关系，也让流动着的情感变得稳固牢靠。置于家中的媒介，其所衍生的时间、空间、沟通方式等面向既是与这个特定私人空间进行的博弈，也是与家庭个体丰富情感相互作用的结果。

高度现代性的智媒时代却开启了“家庭”与“新媒介”之间关系的另一种结构性路径。家庭媒介的技术演进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庭生活秩序与家庭成员处境，媒介逻辑主导了人们的家庭生活日常与惯习。

【智媒时代的家庭生活重构】

分隔两地的亲人通过智能视讯缩短彼此念想的心理距离；

智能家居延伸了家庭成员的感官，繁琐的家务可以让渡给人工智能应用，由此重建家庭劳作的分工机制。

家庭媒介的使用与影响

家用电视对培养家庭生活期待度及建构生活观等方面产生较大作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是具有交流价值的社会资源，电视有利于人们在家庭中建立和维系理想关系，其具有两种社交功能类型，结构型与关系型。

互联网等数字媒介的兴盛对家庭传播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它潜藏着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隐患，随之引发的争议使家庭关系面临诸多挑战。互联网对家庭边界与家庭成员间互动方式也具有重塑作用。

【亲子家庭对数字媒介技术的使用态度】

一部分父母愿意采取“积极主动”与“赋权”的方式与孩子一同融入媒介使用的过程，而另一部分父母则相对保守，他们倾向限制孩子的屏幕时间等方式来监督孩子。

智能摄像头在留守农村家庭中，既拓展了农村留守家庭成员与外出务工群体的沟通交流方式，也改变了外出务工群体与农村留守家庭的空间感知与媒介实践。

数字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融入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家庭。“媒介的使用”已被纳入普通家庭的框架之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家庭语境”“性别”“媒介功能与角色”等要素也会作用于家庭成员的媒介使用方式、习惯与偏好，影响家庭成员的日常活动、谈话模式、人际交往及社会化等能力。

家庭媒介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建构

学者们将“家庭”放置在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中，关注到新媒介技术在家庭内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文化和社会意义生成的过程。其研究路径基本围绕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媒介参与社会意义的建构，以及如何发挥个体的自主性”这一命题。

【媒介中介化】

戴维·莫利将收看电视这一行为视作人们融入社会实践、经验性的文化交流方式。他提出，媒介既是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也是人们用以建构文化和生活意义的工具，因而家庭日常生活是被媒介所中介化的情境。

【转变】

媒介从以客厅为中心的家庭模式转变为分散在家中各处（尤其是卧室）的生活模式，电视从公共媒体的角色转变为了个人媒体。

利文斯通注意到了媒介在家庭中历经的角色与功能转变，这一转变基于外部公共环境的因素，她发现了当时卧室中的媒介文化，对家庭媒介意义进行了深刻挖掘。

【家庭与外界交往】

狭义地讲，“家庭就是直接由亲属关系联结起来的一群人，其成年负责照料孩子”。“‘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主观意愿上组建的生活单位，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罗杰·西尔弗斯通等将家庭媒介视作勾连家庭内部与外部世界交往互动的重要中介物，揭示出人们通过媒介的信息流通方式获得社会交往的自身性。

张卓等人通过透视新媒体背景下城乡儿童媒介实践的日常图景,剖析其行为背后的社会动因与资本力量，试图厘清互联网时代教育不平等和阶层再生产的媒介面向。

家庭媒介的“驯化”

媒介技术本身如果要在“家居”这个空间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被“驯化”。“驯化”是研究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掌控和适应新技术和媒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成员经历了社会化和文化性的变迁，形成了个人化的实践与理解。

西尔弗斯通等学者深入研究了媒介技术在家庭生活场景中的全过程。他们的研究探讨了家庭与信息通信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深入思考了家庭如何利用技术进行消费活动。

西尔弗斯通和莫利还关注到电视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变化问题，并对家用电视技术做出语境化阐释。他们认为，家庭媒介是社会文化关系界定下的物质性产物，看电视这一行为是发生在私人场景中的社会文化实践，反映的是一种在社会市场这个大结构之下的实践结构。

随着智能媒介、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家庭传播研究面临全新的语境，我们不能再简单地用“媒介使用”或“受众需求”这样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待家庭传播，如今兴盛的家庭媒介，它们与现代家庭之间的关系早已发生了实质性转变。

家庭的媒介化：

媒介逻辑主导下的家庭运作

研究选取了10户形态各异且遍布某城市各个主城区的家庭，其家庭成员辈分跨越祖孙三代人，由此构成层次不一的代际关系；住宅类型包含了社区单元楼、现代公寓和排屋别墅三大类型。本文试图在一手经验资料的基础上，直观感受并分析不同家庭与媒介之间的自然状态。

家庭中的媒介看似是家庭成员进行信息沟通和服务家庭生活的工具，但实际却变成了一个“统摄”家庭运作的组织安排者。媒介维系着整个家庭的关系网络与日常生活秩序，并建构出新型家庭传播实践与新型生活方式。可以说家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经过“媒介化”的内部交往互动关系网。

“媒介化”蕴含着“媒介逻辑”的深刻指向，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媒介所具有的制度的、审美的、技术的独特样式及特质，包括媒介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源的方式，它在极大程度上体现为形式化逻辑。

家庭媒介的渗透力在现代家庭中被逐渐扩大，直至发生实质变化，家庭内（时空边界的感知与生产、家庭成员的沟通与相处）、外（媒介资源的充分调动）各事物均遵照由媒介技术自成的逻辑体系来展开互动、表现与日间运作。

家庭内时空边界的生产与重建

从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上的各种信息，包括软件推送的资讯，到运动时必须使用APP进行记录，当下许多普通人很难再与媒介本身分割。媒介改变了人们思考与行动的方式，移动网络等新媒介再也不是外化于身的某种功能性设备，它浸润于人们的碎片化日常，正以一种特定方式形塑人们的生活实践。

媒介重构了现代家庭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并以此种方式维系、调节着家庭成员的日常作息和空间运营。

空间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再生产过程，是一个具有生成性的、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活的实践空间。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家”是一个特定的亲密空间，由于媒介技术的效能，“家”同时也在生产重构着其他动态空间。

以在家中直播销售服装为例，正是由于新媒介的发达技术，家庭实现了空间的再生产。这一家庭工作空间的诞生，同时勾连起家与外部的社会空间。媒介也正是据此整合了家庭物理空间、直播线上空间及家庭成员工作空间，模糊了三者的边界，重建了一个融合虚拟与实在的具象空间。

在时间方面，置身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越来越根据新媒介技术来调整自我的生活规律与作息。无论是定时观看网红直播还是亲自进行直播带货，直播给居家成员生物钟带来的影响与社会工作时间的基本规律高度契合。

家庭成员间沟通相处的情感深化

新技术媒介引发了家庭成员间沟通方式的变革。

新媒介在某种程度上调适着家庭关系，也由此带来家庭内部的多重情感交织。例如夫妻双方共同经营着几个带有游戏性质的线上公益项目，即使两个人在冷战，也会通过线上互动而使情况也会得到缓和，起到调节家庭氛围的作用。

新媒介成为了家庭亲密关系的纽带，加强了家庭的社交能力，同时在媒介技术的影响下形成了特定的情感交流方式。

社交媒体为置身不同地理位置的家庭成员起到加强、凝聚亲情的作用，通过微信的界面，分离的家庭成员实现了“线上团聚”。

亲情间存在的沟通障碍又会使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彼此间存在隔阂与无奈。年轻一代也反映出，如今在“家”这个物理空间中，他们更倾向在社交媒体上与家人对话，“面对面说没必要”反映出当下许多年轻人与长辈沟通不畅的一种消极情绪。

当媒介环境与家庭环境相交叠，媒介对家庭沟通方式赋能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们过往没有的孤独感与间离感，这份感受，在“家庭”这个特定空间中格外显著。

媒介资源优势下的处境变化

由智能设备营造的媒介生态语境成为家庭成员日常生活与行动策略的资源，及连接家庭内外关系的总和。

通过经营短视频账号获得粉丝与收入，家庭主妇得以打破在家中话语权逐渐减弱的困境。

在面对家庭内与外的事件处理上，充分调动媒介资源已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惯习。大多数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实践、交谈话题选择与观念意义建立都是新媒介介入而产生的结果。

从网络医疗、购物到召开线上家庭会议，新媒介提供了一套全民共享的信息内容以及操作程序，家庭成员根据对媒介资源的充分调动来改变个人及家庭群体的生活处境，个人得以从低语境的家庭环境中解脱出来，家庭群体则加强了凝聚力，通过媒介所赋予的逻辑展开和谐融洽的生活行动。

媒介在每户家庭中，与个人的日常生活相互交织，调适着彼此间的关系。由新媒介所重构的时空、家庭内沟通方式变革引发的情感效应及媒介自身的资源与逻辑为家庭的日常运作提供了一种高度粘合的现代生活方式。

“家庭的媒介化”是一个经由新技术媒介渗透与介入而形塑的现代家庭的过程。而形塑的成立，是由于整个家庭越来越依赖媒介所持有的资源。家庭生活的各方面在媒介所建构的平台上展开，并依循“媒介自身的逻辑”。

媒介的家庭化：

家庭能动下的媒介“驯化”

在媒介框架内行动的“人”依然拥有属于自己的规则，家庭成员对媒介的存在及其发挥的影响也并非无动于衷。

安放于家中的新媒介也受到成员意志的操控与摆布。媒介对于家庭来说，早已不再是少数家庭成员的使用特权，它是被作为结构的家庭经过主观性选择的“媒介家庭化”的结果。

通过“驯化”的过程，我们将自己的痕迹烙印在这些我们拥有的物件上，并用它们来表达我们的身份。

一种崭新的媒介技术在进入家庭居住环境之后，势必要经过一个融入日常媒介设施的短暂或漫长的过程，最终才得以保留在家庭内部，成为家庭生活周转的重要媒介物。

智媒时代的“驯化”体现在：

家庭成员对媒介技术物的消费选择；

媒介在家庭运转中的社会连接方式；

家庭成员的媒介使用策略等。

媒介技术物的消费再选择

智能家居并非以某款产品的推出为终点，而是跟随消费者的互动需求推动其迭代升级。

智能家用媒介设备在进入家庭时，面临着用户选择与调控的过程。对产品是否好用进行评价反映出家庭成员对智能媒介设备的掌控权。用户借助向客服反馈等方式，促使品牌厂商更新技术，“媒介的家庭化”也成为改造外部世界的一股重要力量。

这些智能设备为每个家庭的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智能导向的思维，在解放人的家务劳动时，也需要不断升级与完善自身才能被家庭接受。

这些安置于家中，以网络为基础的媒介基础设备，已成为家庭生活方式运作的核心部分。家庭媒介技术自身具备了一定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对它们的消费表征着家庭成员对于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个人关系等方面的偏好和倾向。

家用媒介的选择始于家庭成员对某一特定媒介特性的需求与形态的想象，在成员间达成共识后，再将家庭媒介购置入家室，家庭成员于是成为该家用媒介的消费者与使用群体，而使用媒介的行为准则是根据家庭生活需求与规律决定的，所以“媒介使用”是在特定家庭文化阐释下的生活实践，亦是不同家庭对媒介技术的作用表现。

社会连接方式的革新与守旧

“驯化”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更致力于探讨在家居的场景下，个体展开消费和使用媒介的实践活动，是如何跨越了家的内部与外部，私人与公共之间的界限。

【围绕不同媒介展开的生活方式】

对于在家中进行直播带货的家庭而言，媒介扮演着勾连家庭内部和外部社会之间的纽带角色。新媒介的发达技术，让每个家庭能更好的融入社会，实现家庭社会化。

一户只有两个老人居住的家庭中仍保留着DVD机，两人过着用纸钞消费，用座机通讯的大众传播时期的生活方式。

对新技术媒介的放弃与不适应，带来家庭生活方式的因循守旧。

人们以何种方式过上居家生活，如何与其他成员产生连接，如何与外界发生关联，形成何种思维模式，都与媒介本身密切相关。

媒介使用策略的反身性

家庭对媒介的“驯化”作用不仅体现在家庭成员对媒介本身的择选、调适或放弃等行为上，还体现在对媒介所建构的生物钟做出的人为调整。例如主动摆脱以往依靠直播来决定生物钟的作息规律。

社会学家通过“反身性”的概念着重强调了社会行动者对自身所处情境的持续反思。

在此次家庭深访中存在着一个现象，凡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又年长的人士，他们大多都表达了对媒介技术所持有的理性态度，他们坚持认为媒介只是一项辅助，自己完全可以自主选择远离媒介环境的干扰。他们的核心观点是：人的思考力终究是高于技术的。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他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其实并不亚于家庭的其他成员。

部分家庭成员对媒介所带来的技术诱惑并不完全麻木，他们也会有意识地抗衡与反思，对技术所赋予的操作规则持有存疑，会在网上对手机不合理的“系统更新”等操作表达不满，会思考背后的技术规则。唯独在他们发现这些技术的“规训”与“设置”令他们遥不可及、无法获悉的时候，他们才逐渐屈从于媒介所规定的一套设计程序。

媒介与人实际上构成了相互“驯化”的过程。

在不同的家庭媒介发展阶段，驯化的过程是一个持续再现的过程，它强调了媒介技术在家庭中的“文化嵌入性”。家庭文化的需求和期望在一定程度上定义、塑造和支配了家庭媒介的功能、意义与发展方式，并且进一步揭示了家庭成员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转变与调整。当下大部分的家庭媒介成为了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协商、共享和建立联系的载体。家庭媒介越是深入人们的家庭日常生活，它就越受到家庭成员对其作用的认同和接受，并以适合特定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方式进行使用和运作。

结语

媒介与家庭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双向作用的动态互构过程。媒介为家庭成员的日常实践提供了意义系统与行动指南，家庭成员会根据自身对意义和价值的判断来付诸行动。

一方面，对于现代家庭生活的运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等行动过程，家庭媒介以一种“渗透”模式彰显其不可或缺的位置。家庭的运转已离不开媒介所主导的逻辑，媒介根据自身的规则特性构成了现代家庭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家”意味着个体得以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建构着媒介技术与行动主体共同交合的传播逻辑，家庭成员有权对媒介进行调适，以适应家庭特定文化，凸显人们对媒介个性的“驯化”作用，达成“媒介的家庭化”。

基于媒介化理论与再现驯化视角能为跳脱传统家庭传播研究路径提供一种范式可能，帮助我们理解智媒时代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互动与传播何以变革的过程，看到平凡、琐碎、构成生活细节的某些惯习、不被关注的生活日常及现象以及被边缘化的某些家庭成员他们的处境改变，实现理解家庭传播的的理论再对话与意义再创建。

作者介绍

李彦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吴飞：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本文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标题《“家庭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家庭化”：媒介与家庭的双向互构与实践逻辑》，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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