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客家的迁徙路线 ：向南向南，奔向新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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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是一个“在路上”的民系。清初政府的“复界招垦”，令闽粤赣，尤其是嘉应州（今梅州）、潮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蜂拥而至，向新安县进发，向沿海延伸，为客家民系打开一个难得的出海口。他们开基创业后，为追求梦想，不少人又从这里出发，播迁至五洲四海，其迁徙的脚步从未停歇。中原多战乱，海边战事少，引得流人归。中国先民自古就梦寐以求在滨海安居乐业，深圳、香港一带沿海地区正是令客家无数先民向往的风水宝地。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多称为宝安县，万历年间改称新安县，民国初年改回旧称宝安县。经过历史上的多次大迁徙，北方的中原流民蜂拥迁徙至闽粤赣等区域聚居生活。宋元时期，客家民系逐渐形成。清朝初期，因“迁海复界”后政府的一系列招垦令，粤闽赣等区域的客家人纷纷走出大山，南下滨海讨生活，位于“复界”区枢纽地带的新安县，便成为客家移民的目的地。他们与原住民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滨海客家”。历史学家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指出，在客家先民迁往南方以及之后的再度播迁扩散中，大规模的迁徙有五次之多，其他小规模、零散的迁徙数不胜数。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中原腹地，亦即长城以南的黄河流域及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客家先民成规模的首次大迁徙，起因于西晋末期的永嘉之乱。当年趁晋王朝内部因“八王之乱”而边疆空虚、国力衰弱之际，生活在塞外的匈奴、鲜卑、羯、羌、氐等游牧部落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相互攻伐。为避战乱，中原衣冠大族纷纷南下，多聚于江淮一带，少数跨过长江进入江西、福建及两广地区。明朝天顺年间卢祥纂《东莞县志》曰：“邑在晋为郡，东晋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南，多留兹土，衣冠礼义之俗，实始于此。”唐末，黄巢起义军横扫今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广大地区，转战近半个中国。第一次迁徙的客家先民的侨居地多经历战争洗礼，客家先民为了求生只好再次迁徙。北宋末年，靖康之变造成的难民潮，其汹涌程度及对闽粤赣大三角地带的冲击力前所未有。隆佑太后一行避难到赣州，是自有南迁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向客家地区的南迁活动。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宋恭帝“率百官拜表祥曦殿，诏谕郡县，使降大元”。临安沦陷后，闽粤赣地区的百姓起而勤王抗元，前赴后继，舍生忘死。侨居于此的客家人，为逃生而出现了一次移民潮。明朝时的新安县，人烟稠密，市井繁华，海面舟楫相望。天顺年间，陈靖吉有诗《靖康海市》曰：“长桥复道千万丈，车盖人马相来往。须臾水天同一色，落日照篷渔歌唱。”今香港新界一带一派繁华景象，先后迎来了胡、陈、黎、赵、邓、洪、袁、叶、张等姓氏的迁入。在新界地区定居的还有屯门陶氏、河上乡侯氏、屏山邓氏、衙前围吴氏，以及大埔泰坑、屯门、樟木头、新田仁寿围温氏等。锦田径口胡氏，大屿山石壁、梅窝及新界攸田村徐氏，沙角尾谢氏，屏山石埗林氏，西贡蚝涌及北港温氏，官涌及大屿山塘福邓氏，鹿颈朱氏等族姓，已是人丁兴旺、族群繁茂。客家先民历经大迁徙，壮大了客家群体，闽粤赣大三角地区客家大本营全面形成。如果说清朝以前的历次客家大迁徙推动了客家民系的形成，使客家人到了许多地方，那么入清以后则是客家民系生存地域的向海扩展，文化生态日趋开放，这是滨海客家作为客家民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横空出世的重要时期。闽粤赣大三角地区客家人经过明朝以来数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渐长，系裔渐繁，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不得不考虑向外迁徙以获取新的侨居地。清政府的“迁海复界”政策为客家人向广东沿海迁徙提供了可能。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廷颁布禁令：“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顺治十七年（1660年），兵部尚书苏纳海奏议坚壁清野以困灭郑氏，被顺治皇帝采纳。于是在东南沿海，从闽地开始，南北扩及粤、浙、苏等省，大约距海三十里或五十里为界，界外居民限日迁入界内，凡私自出界者，一律处死。居民所有家具器物，笨重不能搬的，一律限期烧毁。顺治十八年（1661年），广东惠州、潮州所属各县的沿海开始“迁海”。康熙元年（1662年）,朝廷复令广州府属各县至南路各县的沿海全线“迁海”。数年间，从广东饶平至广西钦州防城，流民流窜四方，老弱死于乡野沟壑，沿海界外荒无人烟，杂草丛生。新安县更是哀鸿遍野。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副都统科尔坤与兵部侍郎介山到新安县勘测，竖立界标，被迁弃之地包括洪田、岭下等6村，粉壁岭等7村镇，黎洞、上水、半天云等18村镇，河上乡等112村镇，佛堂门、鹅公澳、榕树澳、白沙澳、鸡栖澳、南头、大奚山、香港、塘福、石壁、螺杯澳、大鳌、梅窝、沙螺湾诸海岛。全县三分之二土地上的人口都在迁移之列。当“迁海”布告贴出后，绝大部分居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甘为一纸告示轻易抛家舍业，有些甚至根本不知何谓“迁海令”。但在清兵刀枪皮鞭的威逼下，人们不得不踏上颠沛流离的迁徙路。清政府原想把他们安置在县内，无奈地少人多，多数人衣食始终没有着落，最终一些人进了东莞、归善等县的深山老林，另一些人则不知所往。康熙二年（1663年），钦差华某、平南王尚可喜等再次巡勘沿海，决定第二次“迁海”，向内地再迁三十里。负责落实的都统伊里布、兵部左侍郎石图、广东总督卢崇峻等官员知道，如此强迁不仅土地全在界外，新安县建制也将不复存在，于是联名上疏，请求保留县城一隅，东、西两路24乡则全迁。朝廷暂且同意。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第二次“迁海”开始实施，新安县西起三角山，东到大鹏所城，沿海的乡村都在迁移之列，被划到界外的土地占十之八九。今深圳市几乎全境加上香港全境，都在被迁之列。“迁海”行动在南海凄风冷雨的洗刷下持续了两个多月，新安县阴湿的天空下除了冲天的火光，便是迁民的呼天抢地，夹杂着清兵的怒斥嘶吼。惠州协镇总兵曹志性情冷酷，每到一地，发现有观望不动迁者，当即斩首，因此而做了他刀下鬼的人真是难计其数。被赶入界内的民众失去了生活依靠，卖儿鬻女、妻离子散的悲惨景象时时出现。当时一斗谷子一个男孩，一百文钱一个女孩，界内各县的许多富家大户不费分文，“收养”迁民子女来做奴仆。归善、博罗、东莞等县的乡间道路上，到处可见从新安县被驱赶出来的流民。他们沿路乞讨，风餐露宿，身体强壮的尚可入营当兵，老弱病残者只能等死，全家服毒、投河自杀者屡见不鲜。海滨新安，顿成人间地狱。新安县一时几乎成了无人区，房屋被拆除焚毁，田地荒芜。经两次“迁海”，县内仅存2172人。顺治年间全县尚有田地4039顷，康熙三年（1664年）则余1013顷。盐业受到重创，盐丁由顺治年间的3818人减少到127人。新安县名存实亡。康熙六年（1667年），知县张璞奉命统计剩余田地、人口、赋税，造册上报，新安县并入东莞县，治所南头城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据点。不得人心的暴力强迁，招致怨声载道，经过数位大臣的冒死进谏，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方对政策做出调整，同意“复界”。广东省也适时出台了地方性的政策：“一定疆界以绝争端，一禁需索以宽民力，一借籽种以助农工，一轻升科以示优恤，一广招徕以尽地利，如此则民无观望不前之心，而报垦者自必接踵而至。”康熙、乾隆年间，在朝廷和地方政府“复界招垦”政策的号召下，陆续有闽粤赣山区来的客家人迁徙到广州府下属的新宁、中山、新安等县，肇庆府下属的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县，多与土著杂居。新安县是各地客家人迁入的首选之地。“南向新安讨生活”是当时传遍闽粤赣客家地区的流行语。在南岭千山万壑间的羊肠小道与溪流上，时时可见南向迁徙者的身影，他们或步履匆匆，或扁舟飞驰，奔向那南海之滨，讨生活，谋出路。现居深圳市坪山区的各客家宗族的族谱上，清晰地记录着先祖们的迁移轨迹，曾、何、李、彭、刘、罗、江、 陈、黄等大姓，皆出发于嘉应州。进入香港的客家35姓，有胡、温、叶、张、郑、邓、钟、成、文、李、杨、陈诸姓。康熙年间的这些行动，只是更大规模移民的序曲。雍正五年（1727年）后，先是周边的东莞、惠州等地许多原来观望不前的农民涌入新安垦荒，接着就有广东潮州、嘉应州，江西，福建等地民众举家迁来，迁徙渐呈高潮。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为我们勾画了客家人迁入新安的路线图。当时客家人多由惠州淡水进入新安，分散到如今深圳境内的沙鱼涌、盐田、大梅沙、西乡、南头、梅林，有些继续南行，落居于今香港的沙头角、大博澳、西贡、九龙城、官富场、筲箕湾、沙田、元朗等地，多以开荒种地为业。举族迁徙到深圳柴湾一带的5个客家家族，后来建立了大坪村、西村等小村庄，并以姓氏命名各自建立的屋村，如罗屋、成屋、陆屋、蓝屋等。龙华区观澜牛湖的陈氏族谱中，记述其祖康熙年间由长乐迁新安的过程：“我振玖祖落居于熬湖（今牛湖）老村，振芹公落居于新村。于此前后，立英公与振宗公落居于放马埔村，振能公落居于松元下（今松元厦）村，振威公落居于新石桥村等等。彼此均为叔侄，亲密无间，同舟共济，各自开基立业。”新安县这一时期形成的客家村落，70%左右是杂姓村，多为同乡好友结伴而来，以嘉应州所属各县为多。入居坪山的各姓初到沿海时，寇患甚烈，乃自建客家围屋以自保，合力创立坪山墟，开设店铺，除自主经营外，亦有租予其他姓族，收取地资。各大姓定时进行酬神、安龙、打醮、造社等活动，以加强各姓间之相互联系。村内皆自建神厅用作祭祖，实为祠堂。新安县自明朝以来就有大量军屯，今罗湖、布吉有月岗、莆隔、翟屋边三屯，今大鹏、葵涌、盐田有王母洞、葵涌、盐田三屯，还有谭那、泉洞、滑桥、水斗、清湖、梅林、白沙、大焦等十四屯，今香港有梅蔚、官富、小焦三屯。军屯有大量的军田，“迁海”致军田荒芜。“复界”初期，在原住民没有完全回迁之前，地方政府不会贸然招徕移民垦荒。新迁入者报垦军田是最稳妥的，不但产权明晰，还可享受免税期达10年的优惠政策。无怪乎四方客家人闻风而来，踊跃成潮。较早回迁的原居民，会选择平原、河谷以及土地肥美、灌溉方便之处建村复业。后到的客家人只好到相对偏远的山地开垦，或向本地人与书院租耕。佃耕之余，努力开拓边角土地，还有合作填海造田的壮举。如沙头角十约三乡的村民，在海滩构筑堤坝，通过20年努力，终于造出大片良田。客家人在新安创业谋生的方式各有不同。吊耕，即靠租种他人田地生活，是有体力但无钱财的客家人最常见的谋生方式之一。今坪山区咸水湖《刘氏族谱》就记载：刘一绅约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前后由“兴宁南厢柏树下移居归善樵坑，吊耕于赤沙，遭虎而终”，其子刘永沣“初与父吊耕赤沙，康熙年间由长坑仔移居本邑碧甲司坪山约三家村中心围居住”。刘氏一家人均通过出卖劳动力，靠吊耕、开荒谋生。此外，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提到，进入珠江三角洲的客家人由初迁入到其势力扩展的过程为“始则租赁土人的田地，以耕以殖，继则渐次设法收买，形成以与土人相对竞争的局势”。由此可见，迁徙至新安的客家人通过吊耕谋生的占了多数。入赘为婿被传为入居新安的佳话。许庭聪原为货郎，康熙年间由福建浪迹至坪山，入赘田头村为婿，在田心起屋，成为坪山许氏的始祖。其村名“对面喊”的故事颇为有趣。“对面喊”村是许庭聪落户之处，与岳父叶培初住所隔田相望。女婿与丈母娘家的关系亲密，每逢过年过节，许家备好酒饭，就站在田边往对面大声喊：“嗨！过来吃饭吧。”叶氏这边的人听见了，就互相说：“对面喊了，快去吧。”时间一长，许氏住的地方就被叫作“对面喊”了。较为富有的客家移民会选择置地落籍的方式。他们在原乡本已有相当实力，为了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加入招垦行列。坪山马鞍岭赖氏，开基祖为赖文锦、赖尚瓒父子，迁来前在原乡与大家族分了家，然后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在马鞍岭买好田屋产业，才从容迁来。经过28年辛勤创业，赖尚瓒60岁时再次买田起屋置业。到他古稀之年时，家业已是“田产数十余石，粮租三百余担”，在坪山算得上“盛富名显”之族了。据清嘉庆年间成书的《新安县志》卷九记载：大批客家人“负耒横经……或由江西、福建，或由本省惠、潮、嘉等处，陆续来新承垦军田，并置民业”。移民渐多，村庄大增。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境内村庄有499个。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经130年增至865个，净增366个，其中客籍村庄为345个，非客籍村庄仅21个。到此，深圳东部地区客家人所占人口比例逐渐超过其他民系，呈现“反客为主”的态势，形成深圳东部以客家人居多，西部以广府人为多的格局。经过康、雍、乾、嘉百余年的累积，到清末，客家人占全县人口将近60%。深圳客家人除集中居住在今龙岗、龙华、盐田、坪山、大鹏等区外，宝安、南山等区也有客家人聚居。外来客家人亦有靠渔捞与航海为业者，盐田、葵涌一带的客家人即属此种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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