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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态历史中的制度

王瑞来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为方圆所设，方圆为规矩所限。文明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秩序的遵守需要有各种规则。各种规则便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人为设置的制度或法律。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行政制度犹如一座大厦，框架很早便已构筑定型，后来的调整多是在大厦内部对房间格局的调整。我们看中国传统时代的行政制度，无论是三公九卿制，还是三省六部制，都与《周礼》记载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未脱干系。从先秦的王权时代到秦汉以后的皇权时代，几千年来，都是在一座大厦内的改造。大体框架不变，但框架内部却是时代各异，花样翻新。看似拥有一定稳定性的制度，又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的人与事，而人与事又是特定时空下的各种制度范围内的人与事。因此，制度史的研究，即制度的考证与复原便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作业。

制度的考证与复原既有宏观的整体操作，也有微观的细部作业。宏观的整体操作，尽管有从《周礼》到“二十四史”史志以及“十通”政书等较为完整的记载，但由于时代的隔膜，以现代话语加以叙述和梳理，依然很有必要。

制度史研究，较之宏观的整体操作，微观的细部作业则很有困难。除了宏观的整体操作可资利用的基本文献之外，需要从海量的文献中大海捞针和去伪存真。举个小例子，古代文献中常见有万户侯，宋代官员也有封邑的遗存保留，成为一定级别官员的一种荣誉和福利。那么，食实封一户到底给多少钱？几乎就找不到记载。后来我整理《朝野类要》，才知道“每实封一户，随月俸给二十五文”。有些古代的典章制度，在当时人看来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则相当隔膜。其实，繁杂的古代典章制度，稍稍与实施的时代拉开距离，就连当时的人也不甚了了。比如跟宋太祖之死“烛影斧声”绑在一起的柱斧究竟是什么形状，南宋朱熹就曾慨叹说：“物才数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时，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精小斧头子，在轿前。至宣政间方罢之，今人遂不识此物，亦不闻其名矣。”北宋末期业已消失的悬挂柱斧的习俗，时光流逝七八十年，便将人们的记忆冲刷得一干二净，要依赖博学的学者来解释了。物犹如此，何况复杂多变的制度。

宋代的典章制度尤为烦冗，不仅是时过境迁使人忘却，即使是当时处于体制内的官员，如果不是从事跟制度有关的工作，其实也不是十分清楚，而一般官员也懒于去弄清。比如基层官员选人改官，需填写很多文件，都去委托“书铺”这样精通制度规定的专业机构。前面提到的《朝野类要》，就是为这样的从业人员撰写的官制小辞典。因此说，对制度细部的考证与复原极为繁难。这项作业，尽管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作业，却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学术含金量相当高。对从事这项艰苦作业的学者，值得致以深深的敬意。

就宋代政治制度来看，宏观的整体考证与复原，从韩国申采湜的《宋代官僚制研究》(1981)、日本梅原郁的《宋代官僚制度研究》(1985)，到朱瑞熙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1996)，已经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就具体制度的考证与复原来看，尽管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但依然存在大面积的空白。可喜的是，一直有学者在终日乾乾地从事这项作业。田志光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我跟志光相识有年，学术交往过从颇多。由于研究宋代的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所以一直也关注志光对宋代宰辅制度的研究。从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开封宋史论坛，到日本宋代史研究会，我多次听过志光关于宋代宰辅制度研究的报告。多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地研究一个题目，犹如向地下钻井，钻得很深，终于涌出滚滚的原油。志光的《宋代宰相制度研究》就是长期钻研积累而成的硕果。

选择确定一个课题，需要进行价值评估。研究的意义是否重要，是一个决定性的标尺。志光选定宋代宰相制度作为研究课题，就是一个很见史识的选择。历代历朝的行政机构，不能没有行政首脑。无论宰相的具体名目如何，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使是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的名目，不久还是出现了内阁首辅大学士这样实际上的宰相。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下呈现出君主专制形态。在政体上，尽管赋予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也使皇权更多的是拥有象征意义，给处于行政第一线的首脑宰相留出了较大的权力空间。因此，就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的作用显得分外重要。程颐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治乱系宰相。”

程颐的话尽管像是泛泛而言，其实更是一种置身在宋代的当下感慨。延续隋唐五代以来崇文的社会潜流，基于历史教训的重文抑武的朝廷政策取向，科举规模扩大的技术性因素等，诸多合力造成了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唐宋变革也好，宋元变革也罢，无论以什么视点观之，看不见的天崩地裂的中国历史大变局，正是以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悄然开启的。不论以后的政治形势如何，士大夫政治在传统中国产生了超越朝代的影响，在中国知识人的意识深层植入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遗传基因。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贵族政治不同，人们多用北宋宰相文彦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这句话来形容皇帝与士大夫权力共享的宋代政治现实。士大夫是复数，是一个社会阶层，是一个政治集团。位于这个阶层与集团最顶端的就是宰相。这是因为宋代的宰相很少不是士大夫出身。所以说，程颐的话是置身宋代的当下感慨。“天下治乱系宰相”，从这个视点来看，研究宰相这一士大夫政治的龙头便具有了广泛的意义，是解码宋代政治史的一个重要路向。

研究宰相的政治活动，无疑要研究言论行事。不过，研究言论行事，如果不在制度史框架内入手，对宰相制度不甚了解，则会遇到很多拦路虎，不少事实变得不可解，甚或误解。因此，从常识而言，政治史研究须以制度史研究为基础。

志光选择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课题，认定一个方向，拥有明确的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对宋代宰相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有计划地陆续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宋代宰相制度，尽管也有一定的研究积累，但跟宋代政治制度的研究类似，一些论著仅停留于整体的概貌复原，缺乏骨骼以外的丰满血肉。有鉴于此，志光较之仅就主要依据相对完整的文献记载进行的概貌复原，另下了一番苦功夫，考证归纳，进行了制度细部的具体复原。比如，对于宰相这一职务，就分别有本官与兼官以及贴职制度的考述。考述具体到宰相拜任时所带之本官、任期中的本官迁转、罢任时本官的变化等。考察贴职则细分宰执就任前后与特殊执政的贴职，以及贴职的实际职事等。对于宰相本身，又有丁忧起复以及致仕、免谪地等多视角的综合考察。具体复原又是置于历史演进脉络中的历时操作，分别考察有北宋初期宰相权力的配置法则、北宋中后期宰相“取旨”制度、南宋宰相机构改革与职权演变。历史在时空中运行。在历时性考察的同时，还对历史的场域投射有相应的关注，比如对宋代宰相理政场域的演变，就分别考察了北宋元丰改制前的政事堂、北宋元丰改制后的三省都堂以及南宋时期的都堂。

前面讲过，对于烦冗复杂的宋代典章制度，同时代的宋人也少有人可以缕析清楚。志光对于宋代宰相制度的考证复原，不仅关注众所周知的大路货史料，还钩玄索隐，利用了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前人考证成果，这就让复原变得很充实厚重。

在大数据时代，各种数据库的存在让研究者不再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望洋兴叹，数据库延长了人脑的功能，人人都变得博闻强记了。在这种新的研究环境之下，纯粹的资料性考证，学术含金量已经变得很低。论述需要闪耀思想的光芒，而制度的复原考证也需要显现逻辑的力量。观察志光对宋代宰相制度复原考证的归纳，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逻辑的力量。志光对宋代宰相制度细部的绵密复原考证，为宋代政治史在一个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欣赏考述所显示的逻辑力量，还要感谢志光这部研究论著带给学界的重要贡献。

任何制度，形成出台，是一种固化形态，但在产生之后，并非一成不变。从初具雏形到日臻完备，在实施过程中，或微调或巨变，人事因素、地理因素、时代因素，综合作用其中。特别是行政制度，与政治变化息息相关。观察宋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这种印象尤为强烈。历史本身的动态性质，决定了历史之中相对静态的制度会不断变化。因此，包括研究制度在内的一切历史，都不能抽去特定的背景，去静止考察。制度史研究必须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相关多学科实现“量子纠缠”，从动中求静。

跟宋代的宰相制度有关，政治与制度纠缠的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看，使北宋施行了百余年的中书门下决策体制发生了巨变。

改革的始初推力之一，不能不说是出于锐意改革的宋神宗意志。对于中央决策机制，憧憬唐朝官制的神宗，决意要回归“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受而行之”这样《唐六典》所规定的轨道上去。不能否认，这一充满反馈机制的决策程序是一种近乎理想的程序。因此，在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认可并接受了主要出于皇帝意志的官制改革设想，并具体付诸实施。

跟《周礼》的官制设计一样，三省制其实也是一种理想化的静态设计，犹如在无菌状态下的手术实施。理想的制度一旦付诸实践，加入了人的活动因素，便增加了很大的变数。正是这些变数让理想的制度变形、扭曲，无形中遵循力学原理，为强力所牵引。

元丰改制实施有一个特殊的背景，这个背景便是充满争议的王安石变法。一个理想化的制度投入“多菌”而活跃的党争背景之下，其施行状态可想而知。士大夫政治的模式是君臣共治。各种政治力量获取皇帝的支持至关重要。元丰改制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为宰相之任。左尊于右，左仆射为首相，右仆射为次相。于是，一个怪现象便出现了。由于右仆射带中书侍郎，有取旨之权，也就是有跟皇帝商议之便，形成反而次相实权重于首相的局面。副相中的中书侍郎，也比门下侍郎有权。

在改制之初，王珪为左仆射，蔡确为右仆射，蔡确实权在握。尽管有三省同进呈取旨的规定，但为蔡确所阻挠，从而实际形成了中书单独取旨的形态。王珪死后，蔡确成为左仆射，韩缜成为右仆射。蔡确明升暗降，失去实权。在党争的背景下，权重的中书侍郎成为各派角逐的对象，看重的是中书省单独取旨权。

理想的制度为党争所利用。

反对呼声过大，各集团势力需要均衡。神宗去世后，实行五年的“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受而行之”被事实上废止，实行三省同进拟同取旨。这实际上又回归到改制前的中书门下决策体制上去了。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神宗执着于三省制，其实是对唐朝制度的误读。“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受而行之”，只是停留于《唐六典》书面上的制度设计。按吕公著所言，“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长官共议国政，事无不总，不专治本省事”。可见，《唐六典》的设计并未实际施行，而入宋后的中书门下决策体制，则正是对实际唐制的沿袭。

尽管后来又实行三省同进拟同取旨，元丰改制毕竟造成了中书省权重的势态，因此作为宰相都希望把持住中书侍郎的头衔。这就是宁可做有权的次相，也不愿做权力不大的首相。到了元祐四年，吕公著还有这样的表示。后来，设置平章军国重事和平章军国事，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中书省独大进行限制。

元丰改制，对中央决策机制造成了一定的紊乱，也给党争提供了利用的机会。因此，司马光临死写下“乞合中书、门下两省为一”的奏章，他要求道：“欲乞依旧令中书、门下通同职业，以都堂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台谏官章奏，已有圣旨三省同进呈外，其余并令中书、门下官同商议签书施行。事大则进呈取旨降敕札，事小则直批状指挥，一如旧日中书门下故事。”

中书门下都堂合议制，是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北宋承袭唐制，实行了一百多年，在元丰改制一时变更之后，又不得不恢复，而到了南宋，则成为不易之制。北宋后期蔡京效仿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通过另外设置都省讲议司，超越三省，攫取了最高权力。这些对于三省制和中书门下制来说，都是一种变例。但蔡京的长期专权，无疑成为嗣后南宋权相的“榜样”。蔡京开创的是权相的祖宗法。

元丰决策体制改革，呈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无论理想还是现实，遵循事物自身规律，顺其自然，方可行远。

上面讲述的制度与政治史“纠缠”的事例，其实也跟志光有关。不仅跟他书中所述有关，还跟多年前的学术交往有关。有一年的宋史年会，志光提交一篇论文，会议组织者请我评议。读了事先传来的论文，我写下了如上议论。苏轼为赵抃作《表忠观碑》，全录赵抃奏疏，不增损一字，仅在其下缀以铭诗。适与内容相关，因效法东坡，亦将评议志光文字移录如上。

志光在宋代宰相制度研究这片园地辛勤耕作多年，成果累累。早在2013年就出版有31万字的专著《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这部专著得到宋史学界较高评价，荣获中国宋史研究会的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优秀成果三等奖。经过几年的积累，又有了《宋代宰相制度研究》这一力作。

“功夫在诗外”。作为宋史学界为数不多的专注于宋代宰相制度研究的学者，我期待志光在扎实的制度史训练的功底之上，将制度史与政治史嫁接，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把制度的演变作为事件史，洞察演变背后的人的因素、事的经纬、时的缘由、地的制约。依托制度史，跳出制度史，考察动态历史中跟制度关联的政治事相。以制度史研究锻炼出的逻辑能力，让历史研究显现更多的思想魅力。

志光嘱予为序，义不可辞，赘言如上。

摘自《宋代宰相制度研究》序言

新书速递

田志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2023年3月出版

ISBN：978-7-5228-0488-0

内容简介

学界对宋代宰相（宰辅）制度虽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该项制度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仍有许多领域尚未被涉及或是研究不够深入。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宋代宰相制度系列问题再予研究，有如下内容和特色：系统探究宰相贴职问题，宋代宰相理政场域的演变问题，北宋前期宰相本官迁转的规定、原则、路径及影响因素等，详细考察北宋中后期三省宰辅“取旨”及贬谪地问题、南宋宰相机构改革与职权演变，以及宋代宰相的丁忧起复与致仕等。本书对以上问题的系统探讨有助于推动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持续开展。

作者简介

田志光，现为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大学“杰出人才特区支持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宋史、国家治理史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目前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10余项。研究成果荣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11次。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北宋前期宰相的本官与兼官第一节 宰相拜任时所带之本官第二节 宰相任期中的本官迁转第三节 宰相罢任时本官的变化第四节 宰相之兼官及其他问题小结

第二章 北宋初期宰相权力的配置法则第一节 宰相人事安排与权力界定第二节 宰相权力增减与仕宦沉浮第三节 相权与君权的表层融合小结

第三章 北宋中后期宰相“取旨”制度第一节 宋元丰改制伊始三省宰相各自独立的取旨权第二节 宋元丰后期中书省宰相独取旨的形成第三节 哲徽钦时期三省宰相取旨权的调整小结

第四章 南宋宰相机构改革与职权演变第一节 南宋初期三省宰辅职权运行第二节 “三省合一”的本质与职能转变第三节 左、右丞相设置与两省职能的分化小结

第五章 宋代宰相理政场域之演变第一节 北宋元丰改制前的政事堂第二节 北宋元丰改制后的三省都堂第三节 南宋时期的都堂小结

第六章 宋代宰相丁忧起复第一节 宰相丁忧服终丧起复第二节 宰相丁忧起复再服终丧第三节 宰相丁忧起复未服终丧小结

第七章 宋代宰相致仕考论第一节 宰相因疾病体弱而致仕第二节 宰相与皇权冲突而致仕第三节 宰相因其他因素而致仕小结

第八章 宋代宰相贴职制度第一节北宋元丰改制前的宰相贴职第二节宰执史馆贴职的实际职事第三节宰执就任前后与特殊执政的贴职小结

第九章 宋代宰相免谪地及相关问题（上）第一节 宋代宰相免谪地类型与特征第二节 宋代宰相罢免缘由与贬谪地之关系小结276

第十章 宋代宰相免谪地及相关问题（下）第一节 宋代宰相免谪地远近与返朝任职之关系第二节 宋代宰相免谪地与皇权及同僚之关系小结

余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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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策划：周畅 窦知远

审校：赵晨 宋荣欣 李丽丽

转载自：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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