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仍有学者对宋代丝织业中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继续探讨。郭正忠《宋代纺织业中的“包买商”》通过分析洪迈《夷坚志》中的一桩命案，认为宋代纺织业中已经出现或正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至少其形成的主要历史条件已经存在。漆侠《宋代经济史》则认为宋代机户的生产已经是商品性质的生产，而其生产关系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后来研究视角已经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转移到了对丝织业生产专业化与商品化问题的考察。

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独立研究的全面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宋代蚕桑丝织业不再附着于其他问题的研究上，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70年代末至世纪末成为该问题研究成果最多、论题最多的时期，宋代蚕桑丝织业方面的重要问题，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和讨论的。

综合性的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成果有两个。漆侠《宋代经济史》有专章对蚕桑丝织业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其地理分布与区域特色、官私营经营形式、生产技术、专业化与商品化等问题都有论及，提供了关于该问题的整体性的认识。张学舒《两宋民间丝织业的发展》是最早全面研究宋代私营丝织业的佳作，对民间丝织业的生产形态、机户的来源及特征、丝织品贸易与流通，以及生产技术情况等均有考察，作者从丝织品生产与土地的关系的角度，将民间丝织业划分为三种形态。

更多学者是从专题切入考察宋代蚕桑丝织业的相关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一、蚕桑丝织业的区域分布与发展

区域分布情况是研究蚕桑丝织业最直观的问题。学者们多根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等文献中的各地土贡资料来分析蚕桑丝织业的地理分布情况，与前代相比，宋代蚕桑丝织业分布更加广泛，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迅速发展，形成了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四川三大生产中心。以上三个地区也就成为宋代蚕桑丝织业区域研究的焦点，代表性的成果有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述论》 、邱云飞《宋代浙江蚕业的开发》 、邢铁《宋代河北的丝织业》 、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 等。除了三大丝织业中心外，史念海 、李并成 对西北地区的丝织业情况进行了考察。其他地区则少有论及。

原来学界对辽、西夏、金统治区的蚕桑丝织业情况关注较少，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改观。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 与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 基本弄清了辽、金统治区的丝织业生产与分布情况。关于西夏地区的丝织业，由于资料限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漆侠、乔幼梅认为西夏没有丝织业，其丝织品以及绢织院的工匠与原料都来自于宋。陈炳应 与杜建录 则对此持相反的意见。

在分区域考察蚕桑丝织业的同时，学者们注意到宋代以来传统的丝织业生产重心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丝织业渐趋衰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丝织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有后来居上之势，由此引发了对丝织业重心南移问题的探讨。这一历史事实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对丝织业重心南移的时间存在不同的观点，争议的焦点在宋代是否完成了丝织业重心的转移。黄世瑞、邹逸麟等认为宋代蚕桑丝织业的生产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地区；邢铁、程民生等则指出虽然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蚕桑丝织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另一个丝织业生产中心，但此时北方的丝织业仍占据优势，仍然是丝织业生产中心，生产重心尚未南移；也有学者不同意丝织业生产重心转移的提法，认为江南在宋代成为三大丝绸生产中心之一，不是唯一的中心，也不是由北向南转移过来的，是自身发展的结果。有些论著仅用《宋会要辑稿》所载贡绢税绢数量来判断各地丝织业生产水平，忽略了其他因素，带有一定的不完整性。

至于蚕桑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战乱与少数民族统治的破坏；生态环境变迁主要是气候变冷的影响；棉花的输入与推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南方蚕桑丝织技术的进步与商品化、专业化的发展。在分析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时，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蚕桑丝织业与财政经济

在蚕桑丝织业的区域研究之外，经济史学者注意到丝织业在国家财政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将赋税问题与蚕桑丝织业研究结合起来。王曾瑜《宋朝的两税》指出宋朝的两税中夏税征收即以丝、绵、丝织品和钱为主，粮食较少。赵雅书《宋代以丝织品作为赋税的收入与支出情形》专门考察了官方丝织品的收支情况，认为岁赋之物中除谷物外，最主要的就是布帛，其中绢紬收入约占布帛总数的70%左右；丝织品的支出主要包括军人衣料、恩裳、赐物、郊祀、官员俸禄、粮草市籴以及岁币、岁赐等。

和买绢是宋代特有的征收丝织品的制度，学界关注较多。赵雅书《宋代和买绢之研究》最早对宋代和买制度的创立、演变与征收准则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对和买问题的基本认识。此后，赵葆寓的两篇文章探讨了和买的起源与演变为赋税的过程。王曾瑜《宋朝的和买与折帛钱》进一步注意到和买摊派的地区局限性，指出有些路不课和买，不同地区的负担也具有差异。姜锡东《宋代“和预买绢”制度的性质问题》则从经济信用与资本的角度，为和买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蚕桑丝织业与商品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问题成为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论题，与之相关的蚕桑丝织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商品化，以及丝织品的市场流通等问题进入学者的视野，成为蚕桑丝织业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

张学舒《两宋民间丝织业的发展》在探讨宋代民间丝织业的生产形态时，已经注意到蚕桑丝织业与农业分离的现象。许惠民《两宋的农村专业户》较早考察了宋代专门从事蚕桑纺织的专业户的形成与生产情况。美国学者Sheng,Angela Yu-yun的博士论文Textile use, technology, and change in rural textile production in Song, China (960-1279)围绕宋代纺织业生产的专业化与商品化展开论述，认为北宋农民基本都是利用部分时间生产织物，用来交税和自己使用，而到南宋一些农民开始从事专门的商业性的纺织品生产。作者还探讨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影响。郭正忠《论两宋乡村产业的专业化分工趋势》重点梳理了蚕桑丝织业与农业分离，乃至蚕桑丝织业内部各生产环节分离的过程。陶绪《宋代私营丝织业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指出宋代以私营丝织业为中心形成的染色业、衣帽鞋制作业等行业独立发展的倾向。

随着丝织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商品化程度加强，丝织品的市场流通大为扩展。戴静华《宋代乡村的布帛买卖》指出宋代乡村作为商品流通的布帛来源有农民家庭手工业和乡村独立织户的小商品生产。市场问题的研究论著中多有论及蚕桑丝织品的流通，如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 、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 等。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注意到宋代丝织品的消费对象集中在政府和城市，而生产分散在乡村，丝织品流通呈现“求心”运动的态势，由于形成了几个规模较大的生产基地，丝织品流通又呈“辐射”状展开。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有专门章节对布帛的流通方式与流通区域进行考察，论述了丝织品在城乡之间、国内大、小区域之间，以及国内外之间的流通情况，是目前对宋代丝织品流通最全面、细致的研究。

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从财政经济出发关注丝织品的国家征收，还是从商品经济角度探讨丝织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商品化，及其市场流通，都是将蚕桑丝织业作为社会化的产业来进行考察的。

四、蚕桑丝织业的生产技术与工艺

蚕桑丝织业生产是由栽桑、养蚕、缫丝、织造等多个生产环节组成的复杂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技术与工艺，这也是蚕桑丝织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70年代末以来，科学技术史学者对宋代蚕桑丝织业生产技术与工艺的研究全面展开。

栽桑、养蚕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是农史学者关注的重点。郭文韬等编著《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 、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 等农业科技史论著对宋代的栽桑和养蚕技术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专题研究则有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 、章楷《试论嫁接技术在我国的起源发展和在栽桑上的运用》 《古农书中记载的桑树剪伐整枝》 、李伯重《略论均田令中的“桑田二十亩”与“课种桑五十根”》 、杨际平《唐田令的“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兼谈唐宋间桑园的植桑密度》 等，论及桑树的培育、繁殖、种植密度诸问题。

纺织技术史研究集中在缫丝、织造、染整等手工制作环节的工具与技术考察，多为通论性的论述，如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 、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通论》 等。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很少。

成于南宋高宗时期的《耕织图》反映了当时的蚕桑丝织技术，也受到学者的关注。缪良云《楼璹〈耕织图〉及宋代丝绸生产》 和赵丰《〈蚕织图〉的版本及所见南宋蚕织技术》 梳理了《耕织图》中反映的宋代蚕桑纺织技术。林桂英《我国最早记录蚕织生产技术和以劳动妇女为主的画卷——介绍八百年前宋人绘制的〈蚕织图〉》还探讨了图中的人物所反映的社会风习与当时蚕织户的劳动生产组织情况， 丰富了《耕织图》的研究内容。

21世纪以来——新视角与研究领域的开拓

进入21世纪，学界对宋代蚕桑丝织业方面的基本问题的关注减少。随着生态环境史、家庭经济史等研究的展开，开拓出新的领域，学科交叉为蚕桑丝织业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视角。

一、蚕桑丝织业与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史所注重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为探讨区域蚕桑丝织业盛衰变迁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考。冯贤亮《宋以后大名府地区环境恶化与丝织业的衰落》注意到自然环境恶化、灾害频发对大名府丝织业衰落的影响。赵九洲《燃料消耗与华北地区丝织业的兴衰》提出金元以来华北环境变迁所导致的燃料危机与丝织业生产消耗燃料较多之间的矛盾，是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不过这些研究还停留在“环境变迁影响丝织业盛衰”的单向分析模式。

近年来，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课题，比较突出的是对嘉湖平原桑基农业生态的研究。王建革《宋元时期嘉湖地区的水土环境与桑基农业》考察了宋元时期嘉湖地区农业生态环境变化与桑基农业的形成过程，作者注意到人类积极适应、利用自然环境的一面。周晴的博士论文《河网、湿地与蚕桑——嘉湖平原生态史研究（9—17世纪）》长时段考察了宋代以来嘉湖平原从湖沼湿地生态系统向以蚕桑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生态系统转变的动态历史过程。周晴《环境、技术与选择——南宋时期湖桑的形成》将宋代以来杭嘉湖地区的桑树栽培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指出不同的环境对桑树品种形成的影响，以及人们为适应环境作出的栽桑技术的选择。这些研究试图突破上述分析模式，把人类蚕桑丝织生产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生动地展现出来，为蚕桑丝织业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二、蚕桑丝织业与家庭生计

以往对蚕桑丝织业的研究多将其作为社会化的产业来进行考察，实际上蚕桑丝织业的生产过程大多在家庭内部完成，是家庭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本世纪初，随着家庭经济史研究的开展，已有学者关注家庭生计中的蚕桑丝织业。

王利华最早提出研究“农民家庭生计”问题的设想和研究框架，首要的是“家庭的经济生产”，衣食温饱又是第一位的内容。蚕桑丝织业属于“衣”“温”的考察范围。邢铁《中国家庭史•宋辽金元时期》有专门章节论述家庭生计情况，其中“‘女织’与衣着”一节考察了女性纺织在缴纳赋税和满足家人生活中的作用。姚志学的硕士论文《唐宋时期家庭生计问题的考察——以“女织”和“温”为中心》以对绢帛、麻、棉的研究为切入点，探讨唐宋时期普通农户的穿衣问题及家庭的经济状况，作者结合唐宋的生产技术推算出农家一年可以收获14.4—20匹绢的收益，除了满足各项负担外仍有剩余。不过作者忽略了唐宋北方地区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区域、户等、物价等因素对家庭生计的影响，缺乏全面的动态考察。董琳《南宋蚕桑专业户年收益小考——以绍兴年间的湖州为中心》试图结合物价变动对南宋湖州地区的蚕桑专业户的生计情况作动态的个案考察，作者计算出湖州安吉十口之家的蚕桑户除去口粮外剩余9.1匹绢用于赋税支出和其他生产生活支出，家庭收益受物价变动影响较大，生计极其不稳定。这是有意义的尝试，文章用现代云南宣威桑蚕生产数据倒推南宋湖州安吉的情况，忽略了古今与地区差异，所得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男耕女织分工下的古代社会,女性纺织对家庭生计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全汉昇已经注意了宋代女性从事蚕桑纺织的现象，是放在整个社会中考察的。90年代国外学者伊沛霞 、白馥兰 等研究女性的蚕桑纺织活动已经从家庭的角度展开。21世纪以来，国内妇女史研究也开始注意女性纺织对家庭的经济意义，丰富了蚕桑丝织业与家庭生计问题的研究内容，如战秀梅《宋代妇女经济活动探析》 、王翠改、吴克燕《唐宋时期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贡献》 等。

目前蚕桑丝织业与家庭生计关系的研究仍较粗疏，多是静态的考察，无论是横向的区域、户等差别，还是纵向的技术、物价变化等因素都会对家庭生计产生影响，对此还关注较少。

结 语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宋代蚕桑丝织业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起初附着于其他问题的研究，70年代末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课题，本世纪以来进一步与生态环境史、家庭经济史等其他学科结合，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论题不断细致和深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即便如此，目前对宋代蚕桑丝织业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分散、缺乏系统性，研究内容存在不平衡性。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宋代蚕桑丝织业本质属性的认识。

宋代除了官营丝织业、城市纺织作坊外，绝大多数的蚕桑丝织业是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的，在家庭内部进行生产，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农民家庭生计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因素，宋代蚕桑丝织业生产的专业化与商品化程度加强，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蚕桑丝织的专业户，但与通常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相比，这部分专业户所占的比例很少，不占主导地位。以往的研究忽略了蚕桑丝织业在宋代仍多为家庭内部生产的事实，多将此作为社会化的产业进行考察。完整认识蚕桑丝织业对普通小农家庭经济的意义，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作者王昊，云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原文载《宋史研究论丛》2019年上半年刊，注释从略，引用请参阅原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