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20年必考学术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有哪些？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有哪些？

在20世纪前半期，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大约有三种，即革命史范式、科学史学范式和现代化范式。20世纪中国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导致“强烈的现实关怀”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特点。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与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密不可分。革命和现代化这两个宏大的叙事在相互竞争，并轮流塑造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表达。

1949年后，为了新政权的需要，革命史范式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科学史学范式和近代化范式则逐渐式微。直至1970年代末，革命史范式一枝独秀。

革命史范式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的发展，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说来，是侵略运动与反侵略运动的矛盾的发展。1949年后，民族危机不复存在，武力革命告一段落，国家理应转入社会经济建设。但斗争哲学、革命哲学依然主导新中国的决策，经济建设始终未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受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一个鲜明的内容迅速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阶级斗争。此后阶级斗争便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红线。

历史实用主义的传统就此开启，即不惜牺牲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明确历史研究是为政治服务。在这一范式的指导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都大同小异。在革命史的大旗之下，遮蔽了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1949—1979年，史学界没有现代化范式。1980年以后，现代化范式逐步兴起，影响越来越大，与革命史范式共同成为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的两种基本范式。在现代化范式指导下，学术成果丰硕。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国际背景分析，1980年代末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出现、第三世界革命的衰退和苏联东欧社会的主义的终结，导致了现代化理论的复兴。从中国自身的学术渊源上来说，现代化范式实际上是续写了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传统。

1980年代复兴的现代化叙事，与半个世纪前蒋廷黻倡导的现代化叙事，有一些相似之处。二者都将西方的影响视为中国现代发展的关键因素，对现代化的基本假设均来自于欧美经验，都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一个西化的过程，并且在研究过程中都伴随着关于传统文化的激烈争论。同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1930、194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多持悲观主义态度，这源于中国百年来的屡次失败，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悲观，因此“全盘西化论”颇为流行，而19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叙事则多持乐观主义态度，这与当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密切相关。相应的，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前者多持批评态度，后者则肯定较多。

除了国内学界的三种研究范式之外，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范式主要有“冲击—反应（挑战与回应）说”和“在中国发现历史”两种。

“冲击—反应说”以费正清学派（哈佛学派）为代表，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它强调的不单是中国的落后，而是其内部变化能力的丧失。中国近代任何变化的可能性只能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而其历史遗产所具有的只能是负面的阻碍作用。“在中国发现历史”则强调中国本位的立场。1960年代进入研究领域的一代年轻学者不满于将中国历史归为“冲击—反应”的模式，他们认为这样的视角是“为帝国主义辩护”，并开始从中国内部寻找变化的根基，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他们的著作从1970年代开始出版。这些著作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带来了新气象，也使其大大拓展。

21世纪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已经全方位融入全球体系。学术界又引入了新的研究范式，比如全球史范式、新社会文化史范式等。全球史超出了传统世界史的思维方式，更加注重全球之间的联系，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全球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传统观念，注重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和事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重估了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综合考虑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从而避免了片面性。

社会文化史范式的影响体现在传统的政治史和事件史不再是历史叙述的中心。以前被历史学忽略的“小人物”或普通人，成为大量史学研究的主题。这使史学研究对象大大扩展，研究水平也大大提高，加深了对历史细部问题的认识。社会史在研究新的人群的同时也提出了关于这些人群的新的问题，而新的研究对象，又引致学者对新的史料及其解读方法的探讨。历史学更多的从社会科学那里汲取研究方法，从而也带来了全然不同的理论和认识论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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