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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雅尚文是本色——“安徽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这道出了一个千年命题：属于内陆省份的安徽“内秀”。这是是星空，这里有星座。近代化第一人李鸿章，学富五车的“桐城派”，才高八斗的文化巨匠陈独秀，胡适。安徽人无论干什么都难以舍弃那“文”的情怀。积“文”难返，好不儒雅的皖省本色！“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是一位安徽佬的“夫子自道”，这样对仗工整的诗句不是一个文人骚客的无病呻呤，而是出自一个挥戈操刀的“武夫”之手，他就是三国名流，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

　　文才绚丽，正是皖人特色。安徽这片土地便成了一个文化染缸，凡是在这个染缸里浸泡过的皖人，无论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抑或商贾，都是“文气馊馊”的“细酸”之人。“三曹”在历史上颇负盛名，既有政治之名，也有文学之名，淮北地区被视为安徽的“西伯利亚”，但恰恰是这片“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却成为出帝王将相的“风水宝地”，一代枭雄，不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士，儒家文化的浸润常流诸笔端。“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是这位安徽枭雄的治国之道。

　　清朝中叶安徽曾冒出一个统治文坛200多年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一时间“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美誉传遍大江南北。桐城派开始创于方苞，中经刘大魁，形成于姚鼎。至今安徽桐城仍有一句话十分流行，而且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君子固穷”，再穷也不能不读书，爱书，读书，是安徽人不变的情怀，文气深入人心，而且自上而下地影响到民间社会。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氛围铸成了安徽人特有的地域性格。

　　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安徽人和中国其它地区的一样，安徽佬的“殊相”更具个案色彩，安庆有句俗话：“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这句话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世俗话表达。出自安徽人的吴敬木辛之手的《儒林外史》活脱脱地再现了书生们的灵魂。

　　安徽的本土性和地域风格造就了一代代伟人，然而，“文”的一面也常常显示出其与生俱来的不足，尚文可以“尚”出雄谋韬略，但如果唯“文”而行，又会给身兼两职者带来难以弥补的创伤。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两位中共领导人出自安徽，一是陈独秀，二是王明，一“右”一“左”构成了时代的悲剧，而且是安庆人的悲剧。

　　“无徽不成镇”——安徽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这里有江有河有湖，有各种矿体，这里还有黄山，九华山，天柱山，都是诗人驻足并呤颂不绝的地方。这样一块风水宝地没有治理好，实在令人遗憾。个中缘故也难一一细说，现在反正是穷名在外，安徽穷名远播开始于淮河水灾，其实比例不大，可是一曲凤阳花鼓把穷名唱出去了，加之媒体的宣传和各种募捐活动，使得安徽成了举世闻名的穷省，安徽人自己也日渐自惭形秽。

　　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回乡”，“萝卜”谐音“落魄”，有言道：“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

　　徽商“贾而好儒”。难怪大文豪汤显祖要发出感叹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徽州休，欹等县的弃农从商者。徽商原以经营盐叶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直至获“富贾江南”之美誉，他们居住的别墅，连皇帝乾隆看了都眼馋。儒商的气质决定了他们在洞察力和判断力上技高一筹，这也是徽州商人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和雄厚财力，不仅交通官府，甚至能以“布衣交天子”。当时徽商之住所，所见极多的是“冰梅图”——相当多的半片梅花落在一方方冰上的图案，该图令人叹为观止，洋溢着“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意。读书人饱受十年寒窗之后，终于金榜题名，一鸣惊人，这幅“冰梅图”高雅文气，意韵丰富，烘托出徽商“贾而好儒”的气氛。

　　在徽州，“十户之村，无废诵读”乃是毫不夸张的说法。

　　难舍的政治情结——在读书做官动机和官本位意识驱动下，安徽人从古到今。前赴后继地向官场进军，成绩还颇为显著——出过帝王如曹操，朱元璋，出过宰相，如管仲，张良，李鸿章等，就是当年“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和胡适，后来也分别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显赫人物，风光一时。中国的封建官场上，很多幕僚，门客，卿士，刀笔吏都出自安徽，在以政治量才的安徽人看来，做不了“老大”，能助人成业也是“君子”风度，如今安徽小保姆闻名中外，也与其“成人之美”的秉性大有关系，尽管这里有为“稻梁谋”的动机，但安徽人“不耻为下”的精神都又别具“政治”风采。

　　封建时代，安徽政治家繁星点点，星光灿烂，有汉初著名张良，宋朝的“包青天”，明朝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近代安徽名人李鸿章更是大权独揽，出尽风头，操纵国家命运，是他发起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目标，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史上，仅就安徽巢湖一个地区，曾出现过三位政治名将，而且他们的政治派别，政治观点恰好三足鼎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李克农，国民革命将领冯玉祥，国民党将军张治中，在当地，他们的老乡亲切地称之为”巢湖三上将“。从中也许我们又咀嚼出一些安徽味，巢湖人将三人相提并论，同等视之，置三人的政治倾向历史命运之差异于不顾。

　　“政治标准”第一成了全省通用的“度量衡”，吃公家饭的人前途全寄托在“政治”上。安徽人也没有因商品经济的“晚来风急”而冲淡“政治至上”的态度，他们对腰缠万贯的“大款”们也许会偶现一下羡慕的眼光，但骨子里是瞧不起他们的。与此相反，对政治上有作为的人，哪怕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也要反复道喜，不仅仅是羡慕，而且更多的是钦佩与敬仰。安徽人对“政治”就这么情有独钟，又有谁能将这种暧昧说清楚。

　　闲趣南北淮人——安徽以淮河为界，分割为淮南淮北，于是“小南蛮”和“北侉子”的称呼不衾而走，“蛮”蛮的有理，“侉”侉得有味，双方分明，性格自知。黄梅戏与淮北梆子对偶，大米饭与小麦面形成对比，机智与淳朴了了分明。北侉子总认为小南蛮小气，小南蛮总认为北侉子“穷大方”，“不会过日子”。南方的文化孕育了淮河以南安徽人的灵秀，驰名中外的黄梅戏能把人唱得如痴如醉。女人是水做的，小南蛮地带盛产秀气的美女，这令人高马大的北方侉子眼馋不已，恨不能一夜娶一个“会过日子的小南蛮做老婆”，南方的美女们有时也甘愿到有钱的粗犷男人家落户，于是乎“你耕田来我织布”的戏词，安徽人无不知晓，无人不会哼哼两句。

　　的确，安徽最南和最北的人性格差异非常大。淮北人与苏北，山东，河南更为接近，几乎可以说融为一体，只是地理划分上归了安徽罢了。江南人的“蛮”味酷似福建，广东之人。尤其是徽州话，听起来很像日语或英语，它属于中国八大方言之一，别具一格，像休宁，绩溪，屯溪等地方言就是“天书”，外地人很难听懂。

　　夹在“小南蛮”和“北侉子”中间的是淮南一带的安徽人，他们有着南北圆融的个性，而且十分自信，自大。吃的是“大米白面”，南北饮食都有，气候四季分明，风景宜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更何况，全国著名的煤矿就在这里！说真的，把安徽的淮南人划归哪一放真是个难题。安徽人性格的混杂还充分表现在南北方对“离乡背井”的认识上，由于地域性的观念不同，尽管同是皖人，但对外出打工的看法并不一致。相比之下，“打工”一词在安徽变得时髦主要是在南方。安徽无为的保姆在全国出了名，去深圳，广州做“打工妹”，安徽南方女孩都能吃苦耐劳。相比之下，淮北人出去打工相对较少，安徽北部的农民重本土，讨厌离乡，传统封闭的小农意识在左右着他们。他们对于女留在身边却看得很重，他们在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上矢志不移。不生一个儿子绝不拉倒，这与南方安徽人形成了强烈对比，在观念上，他们要比“小南蛮”差一个档次。

　　在老侉们看来，“多子多福”。宁愿穷一点，也要“人丁兴旺”。他们逢年过节，总要儿孙团圆，而且会摸着孙子，孙女的头说：“活着就是为他们，再穷，看到他们就开心，喝口凉水也是甜的。”要是没有子女后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他们的想法似乎颇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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