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派”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由这一流派的开创者孙犁发起，围绕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现、培养了一批年轻作者，发表了大量与孙犁《荷花淀》风格相近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般不正面书写战争、革命等所谓的“重大题材”，而是把写作的重心放到白洋淀周边京津保地区的乡村人民的日常生活，通过对乡村风俗、景色、人物的描摹，以小见大，表现时代变迁。作品风格冲淡、自然，语言清丽、优美，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诗情画意，将思想性与艺术性比较完美地结合起来，在当时普遍铿锵雄武的战歌体写作中独树一帜。主要代表性作家有孙犁、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冉淮舟等。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流派，学界对其是否存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冯健男认为：“文学上的‘白洋淀’派可以说是‘有’，也可以说是‘无’，可以说是形成了，也可以说是并未确实地形成。”并论证了“有”和“无”的理由：“有”的理由是，的确有这么一批作家在孙犁的培养下发表了一批风格接近的作品；“无”的理由是，和赵树理的“山药蛋派”比，孙犁未和当时河北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共同形成流派，而只是与一些青年习作者产生互动，未形成成熟的流派；而且，1956年起，“孙犁主要是因病，同时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基本上不写小说了；而刘绍棠、从维熙等青年作家则由于在政治上发生了不成问题的‘问题’，被从文学创作的园地里‘清除’了出去；韩映山、冉淮舟等青年人固然还在勉力沿着原来的路子进行创作，但在‘左’的政治气候之下，似乎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尽情抒写了。这样，这个略具规模的‘流派’就不但未能巩固和发展，反而削弱了，甚至解体了。”（马云、冯荣光编《冯健男文集》第1卷第135页，花山文艺出版社2009年。）持相近观点的还有鲍昌和阎纲。不过，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不成熟、未能巩固和发展，并不等于不存在。

至于几部文学史上说到的孙犁不承认这一流派的存在，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这必须要说到孙犁和《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情况。《天津日报》创刊于1949年1月17日，孙犁与郭小川、方纪等人都是创办者。1949年3月24日《天津日报》创刊纯文学副刊《文艺周刊》，方纪任副刊科科长，孙犁任副科长。1950年5月，方纪调离《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实际上就由孙犁主持了。孙犁办刊有着自己一贯的办刊理念，他曾不止一次地申明：“刊物要有地方特点，地方色彩。要有个性。要敢于形成一个流派，与兄弟刊物竞争比赛。”“物以类聚，文以品聚。虽然是个地方报纸副刊，但要努力办出一种风格来，用这种风格去影响作者，影响文坛，招徕作品。不仅创作如此，评论也应如此。如果所登创作，杂乱无章，所登评论，论点矛盾，那刊物就办不出自己的风格来。”（《孙犁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以下同此版本）因此，在孙犁的发现、支持和帮助下，围绕着《文艺周刊》，迅速形成了一个风格相近的青年作家群体。孙犁通过书信、书评、作序等方式支持、培养了这些作家，并且还积极联系出版社将他们的作品结集出版。“荷花淀派”的骨干成员从维熙、刘绍棠、韩映山等都深情回顾过孙犁对他们创作成长的影响。从维熙说：“如果说我的文学生命孕生于童年的乡土，那么孙犁的晶莹剔透的作品，是诱发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催生剂。”（从维熙：《荷香深处祭文魂——悼文学师长孙犁》，《天津日报》2002年7月25日。）刘绍棠说：“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刘绍棠《忆旧与远望》，《天津日报》1983年5月5日）。韩映山说：“50年代初，当我还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时候，就喜欢读《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它虽是报纸上的周刊，其文学性质却是很强的，作品内容很切实，生活气息很浓厚，格调很清新，语言很优美，有时还配上一些插图，显得版面既活泼健康，又美观大方，没有低级趣味和小家子气，更没有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儿。”（韩映山《饮水思源》，《天津日报》1983年5月5日）种种迹象表明，“荷花淀派”的确是存在的。

那么，孙犁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什么不承认有一个“荷花淀派”存在呢？孙犁在1982年1月12日写给评论家冯健男的信中说：“关于流派之说，弟去岁曾有专题论及。荷派云云，社会虽有此议论，弟实愧不敢当。自顾不暇，何言领带？回顾则成就甚微，瞻前则补救无力。名不副实，必增罪行。每念及此，未尝不愧怍交加，徒叹奈何也。”在这里，孙犁更多地是一种自谦，倒不一定就是真的否定“荷花淀派”的存在。也许下面的这段话成为孙犁不承认“荷花淀派”存在的证据：“我做工作，向来萍踪不定，但不知为了什么，在《天津日报》竟一待就是三十多年，迄于老死。虽然待了这么多年，对于自己参加编辑的刊物，也只是视为浮生的际会，过眼的云烟，并未曾把精力和感情，胶滞在上面，恋恋不舍。更没有想过在这片园地上，插上一面什么旗帜，培养一帮什么势力，形成一个什么流派，结成一个什么集团，为自己或为自己的嫡系，图谋点什么私利，得到点什么光荣。”在这里，孙犁的说法显然带有某种情绪，联系前文所说的：“现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艺周刊》是我主编的，是我主持的，有的人甚至说直到现在还是由我把持的，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至于说我在《文艺周刊》，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夸张的说法，……人不能贪天之功。”这篇文章写于1983年4月份，鉴于“文革”刚刚结束，文艺界自5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对于孙犁来说不啻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早在《文艺周刊》即将创刊的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时任副刊科科长的方纪就说过：“过去旧的文艺周刊往往是几个人的小园地，我们所以没有一开始就搞，也是害怕弄成那样。现在副刊已开始和天津的群众建立了联系，有了搞文艺周刊的基础，因此，这个文艺周刊也应该是群众性的。在这个周刊上，我们是预备把一些反映人民生活更真实、更深刻的作品集中起来，在新文艺理论的建设上，要把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方针具体地加以贯彻”（《文艺座谈会记录》，《天津日报》1949年3月23日）。这段话，实际上是出于当时大形势，在告诫不要把刊物变成过去的“同仁刊物”的警示。可见，不承认是不是别有隐情呢？据此就否定“荷花淀派”的存在，是不客观的。

我的看法是，“荷花淀派”是存在的，她的如此坎坷的命运，恰恰说明了她在当时的边缘化的位置，也说明了这一流派的独特价值和别样的意义，更值得我们注意。（未完待续）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9月16日2版

本期编辑 | 吕漪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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