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宗教祭祀发生、性质和功能的学说。是儒家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祭祀”二字皆从“示”。“祭”，《说文》：“祀也，从示，以手持肉”，手持肉献于神前为祭。“祀”，《说文》：“从示，巳声。”《尔雅》：“祀，祭也。”析言之，祭与祀有别，“天神称祀，地祗称祭，宗庙称享”（《周礼》疏）；统言之，祭与祀无别，乃祈拜天神地祗人鬼之通称。在古代传统祭祀中，祭天地、宗庙、社稷是最重要的三种，各有不同的仪注规范，形成郊社宗庙制度，成为礼乐文化的一部分。

　　先秦儒家皆重祭祀　先秦儒家对鬼神敬而远之，有的甚至认为无鬼神，但都无一例外地重视祭祀。孔子所重四事中便有丧祭二事。他要求孝子对父母守一贯之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他认为祭祀时要诚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此即在感情上把祭祀对象当作是实有的，就在眼前。他的学生曾参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这就是说要严肃操办父母丧事，以祭祀的方式追念远代的先祖，这样民性就可以归于纯厚了。孔子祭祀观的特点是强调祭祀者的心理情意与祭祀的社会教育功能，而不去对祭祀对象——鬼神做存在论的说明。墨子批评儒家：“执无鬼而学祭祀，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墨子·公孟》）他看到了儒家祭祀观的矛盾。但儒家是从生死一贯和礼不可无的角度去论证祭祀的必要性，不同于认识论的角度。荀子否定鬼神的存在，把祭祀仅仅看成一种社会文化行为。《天论》评论求雨而行雩祭，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祭祀本无神可通，其真正的作用在于文饰教化。《礼论》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祭礼和人礼都是人类社会报本返始的文明行为，是情意的寄托，是教化的必须。《礼论》还认为，敬始慎终者才是君子；厚其生而薄其死，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是奸人之道，若“朝死而夕忘之”，则“鸟兽之不若”，怎么能相与群居而不为乱呢？所以祭礼是“称情而立文”。

　　《礼记》是儒家祭祀观的系统化　《礼记》以孔子思想为主旨，对于祭祀的性质、要领、功能做了系统说明。①礼重祭祀论。《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五礼是：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五礼以丧祭为重。②报本反始论。《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祭祀的意义在于不忘根本。③功烈纪念论。《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为纪念有功烈于民的英雄人物，因而有祭祀之兴作。④事死如生论。《中庸》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亲人有生死，但孝心不能变，祭祀就是孝子表达对先人孝敬之情的方式，所以《祭统》说：“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祭祀时，要抱有死者如生的心情，仿佛能看到听到亲祖的音容笑貌，希望祖灵品尝儿孙的供品，这是孝子的心理。⑤祭主敬诚说。既然祭祀的主要意义不在求报，而在满足祭者的思念情感，那么敬诚的态度便是至要的，仪节则是次要的。《檀弓》发挥《论语》“祭思敬，丧思哀”（《子张》）的思想，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⑥祭为教本论。祭祀的功效不在于求神赐福消灾，而在于教化人心，显扬道德。《祭统》说：“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又说：“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坊记》说：“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的祭祀观是儒家祭祀理论的集大成者。

　　儒家对祭祀的历史考察　儒家中的史学家对历史做考察时也对宗教祭祀进行考察，此种考察起始于《史记·封禅书》，继以《汉书·郊祀志》。《郊祀志》认为，“祀者，所以服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是以圣王为之典礼。它又指出，“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至周公制礼作乐而祀礼周备，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溜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而后世多变，更不应古制。作者对祭祀的性质、历史与礼制有概括的述说，在肯定祭祀必要的同时不主张为政者过分热中于神道，赞赏西汉谷永的态度。谷永反对盛称鬼神，广崇祭祀，以为是奸人之道，皆系风捕景，无有效验，“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汉以后，官方使用儒者修史，多将宗教祭祀列入礼志，将祀礼纳入人礼，统一加以论说，充分肯定祭礼对于整个礼乐文化的重要性。如《晋书·礼志》说：“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妇之义，然后为国为家，可得而治也。”《魏书·礼志》说：“圣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欲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隆杀长幼众寡之节，本于人心，会于神道，故使之三才惟穆，百姓允谐。”《隋书·礼仪志》说：“唐虞之时，祭天之属为天礼，祭地之属为地礼，祭宗庙之属为人礼。”三才之礼用以弥纶天地，经纬阴阳。周公“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作者认为，古礼以祭为主，周礼以祭为首，皆为治国所不可或缺，但应行之有道。而春秋以来，或变或废，时兴时衰，至东汉始得其时制，而梁武裁成大典。《新唐书·礼乐志》提出一个重要见解，认为“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所谓治出于一，是指政事民事莫不出于礼；所谓治出于二，是指以政治民与以礼教民析为二事。包括祭礼在内的礼制与政权系统相对分离，又往往“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备具”，走上了形式化的道路。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元史·礼乐志》亦指出：“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中国礼乐的演变确实如此，就祭礼而言，逐渐失去宗教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文饰社会生活的仪节。有鉴于此，后期儒家学者大都不热心参予宗教祭祀，而把精力转向天道性命之学的建构；只有身为礼官的儒者，方不得不参予祭祀礼制的修定。

　　历史意义　把祭祀纳入人礼，从礼教的角度看重祭祀，是儒家祭祀观的基本精神。重祭祀使得儒家与传统宗教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教化又使得儒家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态度。把祭礼纳入人礼的结果，使祭祀失去原有的强烈宗教性，逐步世俗化和形式化。儒家的祭祀观是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它与信仰主义的祭祀观有明显区别。

　　见儒家宗教观、神道设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