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对于我这两个病人梦的比较还是教给了我们：我们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去知道是否妄想症（或者说是另一种精神性神经官能症）也能够穿透到梦中来的问题，这只能建立在梦的一个不确切的概念上。梦是不同于醒着时的思维的，以致它能够容纳一些内容（是来自于被压抑物的领域的），它们没有被允许在醒着时的思维里被找到。

由此而作出的考虑，只是思维的一种形式，由梦的工作和它的那些条件把前意识观念的材料加工变形。我们神经官能症的术语学并不适用于这个被压抑物，它不能被命名为癔症性的，也不能被命名为强迫的神经症性的，和妄想症性的。恰恰相反，材料的其他部分是服从于梦的形成的。—— 前意识的思想——可以是正常的或者本身带有无论是哪种神经症的。

有可能，前意识的思想会是所有这些病理过程的结果，据此我们辨认出某一种神经症的本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任何一个这些病态观念在某个梦中不会懂得变形。因此一个梦可以，在并不需要搜索很远的情况下，对应于一个癔症性的幻想，对应于一个强迫的表象，对应于一个妄想性的观念，就是说它能够在它的解释期间对应于其中任意一个。

在对于这两例妄想症的观察中，我们发现，一个患者的梦是正常的，当这个男患者在发病端口时，而另一个男患者的梦则有妄想内容，也就是当他嘲笑自己的妄想观念的同时。因此在这两个案例中，梦接受了头一天生活里在当时被排斥的东西。而且，这并不一定是常规。

同性性欲。再认识同性性欲的机能因素并没有给我们免去研究伴随它的起源的心理过程的必要性。

典型的过程，已经在大量的案例里面被观察到了，它就在于，这个年轻的男性，直到那时还和母亲紧密的粘连在一起，当时正值青春末期后的几年转折，他将自己认同于母亲还带着她的目光审视一些爱的客体，在这些爱的客体身上他可以重遇他自己，那么他想要的是如同母亲曾爱他那样去爱。

如同这个过程的醒目标记一般，在很多年里，习惯性地被设定的爱的必要的条件就是这些男性客体是需要有一定年纪的，才能给予他变化。我们已经学习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因素，它们很可能和另一个可变的力量协同导致了这个结果。首先，对于母亲的固着，使得通向另一个女性客体的道路变得艰难。

而对母亲的认同则是跟客体连通的一条出路，它同时也允许了他对第一个客体在某种意义上保持忠贞不渝。然后，对于自恋性客体的选择倾向，通常来说，较之朝向另一个性别取向的转折来说，这是更直接更容易理解的。在这个因素背后，一个完全个人动力的另一方面隐藏着，如果它并不吻合，即是：对男性性器官的高度评价和无法放弃在爱的客体身上希望它存在的愿望。

对于女性并不多的尊重，朝向她强烈的反感甚至对其抵触，通常来自于早早地就发现了女人并不拥有阴茎。晚点我们还会学习认识到对父亲的重视或者是在他面前的焦虑，也是作为同性客体选择的强烈动机，因为对于女性的放弃，也有避免与父亲发生竞争的意义（或者避免与所有来到他位置上的男性人物竞争）。

这最后两个动机，是完全如同闪躲进攻般支撑着阴茎作为爱客体选择的条件，是可以用阉割情结来加以考虑的。和母亲的连接——自恋——阉割焦虑这些因素，其他并无任何特别方式，至此我们已经在同性性心理的病因学上将这些因素都透澈分析过了，这里他还与导致力比多早期固着的性引诱的影响相互联合起作用，从而成为使爱情生活中的被动角色得到鼓励的器质病因学因素。

但是我们从来不会相信这个同性性欲起源分析就是完全的。今天我能够重新求助于一个新的机制，它也导致同性客体的选择，虽然我并不能指出应该在哪个程度水平上来评估它在极端同性性欲成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同性性欲是明显且排他的。观察让我对几例案例都很注意，在童年的早期，针对竞争者们来自于母亲情结的特别强烈的嫉妒动向已经出现过，最常见的就是对于年长些的兄弟们的嫉妒。这个嫉妒导致对于兄弟姐妹强烈敌意和攻击的立场，这些立场甚至可以强烈到希望对方死亡的地步，但是它经受不住发展的好的面相。在教育的影响下，肯定也是由于这些动向持续的无力，由于对这些的压抑，和感情的转化，以致于先前的竞争者从此变成同性性欲爱的最初对象。

这样一个解决跟母亲关系的出路表现出与我们所认识的其他过程的多重有趣关系。首先她是完美的出路，在被害妄想症的发展中最开始被爱过的人变成了被恨的迫害者，那么在这里被恨的竞争者变成爱的客体。另外她也如同某个过程的过分夸大，以我的观点，是导致社会性冲动的个人起源。

此处首先是和不能得到满足的嫉妒敌意动向所出现的地方一样，还有认同的感情，同样既温和又社会的，它们的出现如同被压抑掉的攻击驱力的应激对抗形成一般。这个同性性客体选择的新机制，混在大量已被我们所熟知的典型条件案例里，它的源头是从一个被克服的敌意和一个朝向被压抑了的攻击欲倾向开始的。

从同性恋者的生活史上并不少见到，在母亲对另一个男孩称赞并将其奉为榜样后，转折就会在他们身上介入了。由此选择自恋性客体的倾向就被激发了，在一个短暂的激烈嫉妒期后，竞争对手就此变为爱的客体。

如若不然，这个新的机制由于在很早期发生的转变和对于母亲的认同转为背景而显现出来。并且，在由我观察的一些案例里，它只导致一些不排斥异性性欲的同性恋立场，并不导致任何的对女性的排斥恐惧。

众所周知足够多的同性恋者以社会群体冲动动向的独特杰出发展和共同效用公益方面的贡献而引起人们注意。我们由此被引导给予这样的理论解释，即认为一个在其他男性身上看到可能的爱客体的男性，对于男性社会团体，必要地表现得不同于另一个被迫在男性身上首先感知到围绕女性的竞争性敌意的男性。

与此相对立是仅仅如此的推论：在同性爱里也有嫉妒和竞争敌意，在男性社会团体里也包括了可能的竞争者。但是同样，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思辨的基础，那么，对同性客体的选择经常是来自于早期对男性间竞争性敌意的克制这个事实与同性性欲以及同性恋敏锐的社会同理心之间的关联就不能再看作是无关要紧的了。

在精神分析视角下，我们习惯于将社会性情感理解为同性性客体位置的升华。在有着社会意识的同性恋那里，客体选择与社会性情感的疏离不太会完全成功。

译者：王婷婷

简介：巴黎第八大学意义理论与实践实验室精神分析博士在读导师：皮埃尔. 納沃论文题目和研究方向《符号内外的声音》；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学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和研究方向《歧义的结构和临床功能》；个人精神分析训练7年，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分析训练4年，法国精神分析家分析训练3年，并定期进行临床个案督导；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会员；临床执业医师。

主要临床方向：神经症的精神分析治疗和欲望探索；性认同问题；语言与身体和冲动的问题；女性性问题；音乐艺术治疗。

现居巴黎，接待远程分析和网络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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