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的结果是，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队投入伪军序列。直到日本投降时，伪军、警总数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使得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二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精神阵营的中流砥柱，高度重视与日本侵略者在“国家认同”战争中的较量。双方展开以政治对政治、以军事对军事、以文化对文化的全面对抗。日军“宣抚”活动的对象主要是沦陷区的中国老百姓，而“宣抚”活动的直接敌人，就是在沦陷区依靠群众打游击的八路军。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也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相反，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人。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对敌宣传一度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对此，朱德率先使用 “宣传战”这一概念，并明确提出必须“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1940年，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肯定了运用艺术加强宣传工作的必要性。针对日寇总是“尽量利用艺术”并“特别注意到中国形式”的艺术进行宣传，朱德强调了艺术的“大众化和通俗化”问题，既然敌人能“利用它作工具”，那么我们也“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

△“宣抚班”为所谓“良民”实施医疗救助

中日双方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宣传拉锯战”。调整宣传策略后的八路军开始占据上风，而“水土不服”的日军为此头痛不已。日军“宣抚班”的任务之一就是到街头收集八路军的抗日宣传材料，并依此制定反宣传的策略。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把八路军的标语和宣传画涂掉，或者撕下来，换上日军的宣传标语和宣传画，企图抵消八路军的抗日宣传作用。可就连如何张贴标语这件事，日本人也输给了八路军。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中描写道：日军“宣抚班”的传单很大，不便携带，张贴起来也特别费劲。由于纸张质量太好，无论抹多少糨糊，在砖墙上也不易黏合。糨糊一干，就被八路军轻而易举地揭下来扔掉。而八路军因为财政困难，使用的几乎都是粗劣的纸张，反而非常适合张贴。

此外，八路军深谙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准，宣传标语往往浅显易懂，还多配以生动的漫画，易于普通百姓接受。日军每到一处，中国百姓大都弃家出逃。

在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宣抚班”首要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让弃家逃难的“土民”们回家。否则，没有了“宣抚”的对象还如何兜售他们的货色呢！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生疏隔膜，日军的宣传标语常常半生不熟，文句不通，总是牛头不对马嘴。比如“信任日军队暴寒良之善意”（意思或者是“信任日军抱善良之善意”）之类。再如当时有些日本人认为在对华宣传中经常使用“中日亲善”四个字，将“中”字放在前头是不妥的，这会增加中国人的傲慢心理。为了打掉中国人的傲气，他们用“支那”一词作宣传，而这样的蔑称又往往激起中国人的强烈反感。无论他们如何使出浑身解数，总是左支右绌，难以如意。

二

风险收益特征

日军不仅在文化战中渐处下风，在打政治仗时更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日军随军作家岛崎曙海在《宣抚班战记》中沮丧地承认：“北支到处都有八路军，他们有一套特异的收买人心的方法，在破坏我们的工作。”

骄横冒进的日本侵略者，当然无法掌握八路军的制胜“法宝”。

△华北地方的日本陆军“宣抚班”成员

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争取群众，扩大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根据这一思想，中国共产党不拘一格，充分调动卓有成效的手段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其中至为关键的是，乡村民主的推行，使得民众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的认同度空前提高。在经济上，中共抗日初期就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同时也适当保证佃权，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在文化上，中共中央提出要尽力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极大地调动了中间势力的积极性，为夺取抗战胜利争取到了重要的政治砝码。

在动员群众方面，日伪可以说是有想法没办法。日伪政权只知成天空喊“大东亚共荣”、“王道政治”的口号，在广大农村地区难以沉潜扎根，从政权机构到治理方式，都沿袭从晚清到北洋乡村治理的僵化模式。

而共产党在农村通过让广大群众参与自己乡村的管理，增强了广大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去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意识。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政权模式，是动员民众参与政治的有力举措：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普遍推行的选举制度规定：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如在华中某边区，通过参政与选举，“目前各地群众在思想上都有很大转变，变换脑筋的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从旧脑筋改成新脑筋）”。

△北京妇女“宣抚班”组织的的职业培训

为了最广泛地动员民众，八路军、新四军组织战地宣传队奔赴前线深入村村户户，召开宣传大会，公演抗日话剧，教唱抗日歌曲，广泛进行宣传鼓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热忱。抗战时期来华北访问的外国记者，对中共在华北地区喜闻乐见、成效显著的抗战动员形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看到“中国的戏剧已开始投入战争”。在山西的一个村庄里，记者贝特兰亲眼看到大雨滂沱也冲不散台下密密麻麻的群众，他们冒雨在临时搭起的舞台前看话剧，“它的主题是武装农民参加游击队”。戏剧演出就像火种一样，把抗日救亡的烈火传向四面八方。

中共的动员工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美国记者韩丁在山西潞城县调查访问后写道：“八路军和民兵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在迅速扩大。”中共广泛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抗战，彻底扭转了华北抗战初期的败退局面，华北抗战呈现一番新气象。美国记者贝尔登写道：“八路军和民兵牢牢控制了华北农村。”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空前高潮。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来没有一场抵抗外敌的战争动员起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抗日英雄吉鸿昌，“宁死不当俘虏”的东北抗联八名投江女战士，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三、

八路军的“思想反攻战”

在巩固根据地政权的基础上，共产党对日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思想反攻战”。八路军不断总结经验，采取灵活有效的针对性措施，逐渐占据了主动，日军“宣抚班”在宣传战中渐露败相。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述道，1940年秋，日军大本营陆军班在对中共对敌新闻宣传做了系统研究后，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宣传“越来越巧妙”，感叹中共“宣传材料的收集，是选择既合时机又简单，并且富有刺激性的材料”。

原来，八路军宣传部门同样也在不断研究日军的战场心理。他们通过查看日军的信件、日记，与日军俘虏进行交流，得知大部分日军出身贫苦，来华作战多是由于受到日本军阀的欺骗或是强制性驱使，天长日久逐渐产生了厌战、怠战情绪。经过调查研究，八路军决心通过具有感染力的宣传攻破日本士兵的心理防线，由此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八路军明白处于异国他乡的日军士兵情感极其脆弱，用心理软化的办法来瓦解敌军士气，一定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对它非常喜爱。八路军利用日本樱花节的契机，给日军送去樱花图片，上写“远海那边的故乡，樱花正盛开。家中亲人盼你生还，而不是挂着勋章的骨灰盒”的宣传词。日军许多士兵看后伤心落泪，思念家乡的情愫无法自抑。

△尽忠报国流芳千古 卖国求荣遗臭万年

艺术家徐灵的木刻《日兵之家》则刻画了一位侵华日军士兵的母亲，望着家中的儿媳和孙儿默默祈祷。这是当时日本许多家庭的真实写照——母亲牵挂儿子、妻子思念丈夫，家中一片凄凉。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士兵越发思乡厌战。八路军把《日兵之家》制成许多明信片，装入“慰问袋”中，通过各种渠道向日军广泛散发。结果，日军士兵不仅暗中传看，而且有些人还将其偷偷邮寄回国。

油印宣传画也是八路军的一种有效宣传方式，其中的一幅油印画对日军的震撼很大。画中一轮明月，月亮中是一位日本妇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碉堡上有一个日本士兵在站岗，旁边写着一行日文：“你从月亮中可以望见你心爱的娇妻，她也能从月亮中看到你。”看到八路军散发的这种宣传漫画，很多日本士兵喟然长叹，暗自流泪，再也无心作战。有一名日军中佐曾作诗一首，流露了明显的厌战情绪：“百万健儿驱壮马，野战攻城尸作履。愧我何颜见父老，回思未有几人还。”

随着八路军瓦解日军工作的加强，日军中反战厌战情绪日盛，逃亡、自杀、投诚事件日益增多。日军高层对此十分恐慌，他们禁止日军士兵接触中国共产党散发的宣传画，但是收效甚微，日军思乡厌战情绪仍然大幅增加。日军榆次师团司令部副官会议上，某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承认：“因为华军的反战宣传，总觉得士兵的思想似乎起了动摇，实在难于指挥。”

△八路军的反战宣传画

至此，可以说日军“宣抚班”在侵华战场上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固然与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宣传斗争有关，但根本上还在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毕竟，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住血铸的事实。日军一边口吐莲花，另一边却刺刀喋血，他们苦心编织的温情面纱，无不被带血的刺刀蛮横挑破。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军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重庆大轰炸……，日本侵略者用战刀枪炮、细菌毒气等一切违反人类起码良知的凶残手段，对中国人民实施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戮。

日本侵略者虽然想竭力通过文化建构，使中国民众心悦诚服地认同和接受其罪恶统治，但其“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奴化措施最终却以失败收场。看透了“宣抚班”努力营造“日中亲善”的最终徒劳，作为日军“笔部队”重要成员的作家杉山平助无奈地感叹说，中国人的自尊心强大到令人惊叹的地步，在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从老妈子到下人仆从，尽管表面上恭顺，内心里谁也瞧不起日本人，“即使等到黄河水变清的时候，指望支那人从内心里向日本人屈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历经外敌入侵的百年凌辱，中国人民终于在饱受欺凌的血泪中清醒起来，同仇敌忾，抗战到底。中国民间掀起的抗日怒潮，如同大海狂潮般不可遏止。神州大地上，到处都是“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景。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抗战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连少年儿童都纷纷拿起稚嫩的笔写诗作文，呼吁抵制日货，立志好好学习，锻炼身体，誓与日寇战斗到底。

抗战时期，四川大后方往前线输送的300万名青年战士中，有一名自动请缨出征的青年，名叫王建堂。随军出征那天，他父亲王者成亲自送到誓师大会现场的，竟然是一面悲壮的“死字旗”——白布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父亲叮嘱他带上这面旗帜：“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短短数字，寥寥点墨，是觉醒后的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更是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国家不畏强敌的涅槃宣言！

抗日战争就这样成为近代以来全中国前所未有的一次社会动员，横贯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终于铸成了一道捍卫国家独立和尊严的血肉长城！

【作者系成都军区青年作家】

责任编辑/王封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