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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八五三－一八五六年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土耳其表面上维持了帝国的完整和独立，但土耳其帝国的危机却加深了，土耳其进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化。还在一八五六年，英法两国就迫使土耳其苏丹再次颁布敕令，并以此作为参加巴黎和会的条件。这个敕令以禁止宗教歧视为由，给予基督教和非伊斯兰教以信仰自由，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尤其敕令允许外国人购置土耳其土地，在土耳其占有不动产。

奥斯曼帝国的危机

敕令在最后也是最基本的一点规定：“将来采取步骤，以求设立银行、修筑铁路、开辟运河、发展商务，并为达到这个目的设法利用欧洲科学、艺术和资本，施之于改革事业”。

苏丹政府不顾国家主权，向欧洲资本敞开了国家大门。外国资本源源流入土耳其。

一八五六年创办的奥斯曼银行，先由英国投资，后来法国资本也加入进来。一八六三年正式改名为奥斯曼帝国银行。银行有发行纸币权；控制对内对外贸易权及享有免税权。分行遍及全国，成为英法剥削土耳其人民的重要机构。土耳其政府债台高筑，一八七O年负债近二十五亿法郎，一八七五年达五十三亿法郎。因此不得不将关税及其财政收入交给债权者作为抵押。

土耳其政府还授予外国资本家修筑铁路的特权；当时修筑了伊兹米尔－爱丁线，伊兹米尔－喀萨巴线，伊斯坦布尔－埃德尔奈线。这些铁路主要是为外国商业和欧洲列强的战略目的服务。铁路承租权的条件对土耳其来说是极其苛刻的，土耳其政府必须为其所使用的铁路的每一公里向承租人付出一定的款项，即所谓公里保证制。

奥斯曼帝国已变成欧洲列强的附庸。一八七O年普法战争以后，东方问题又尖锐起来，法国在土耳其的势力暂时削弱，德国却乘机插手进来，俄、英、德，奥展开重新瓜分土耳其的斗争。

新奥斯曼党人和一八七六年宪法

在土耳其走向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土耳其的民族资本，在障碍重重中，毕竟开始发展了。由于土地买卖自由，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和种植专门化的现象均有发展。地主和富裕阶层越来越多的参加商业活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手工业工场遍及小亚细亚许多城镇，同时还出现了为数不多的近代工业。地毯工业在安那托利亚西部有了很大发展，这里有使用三百张车床和三千名女工的制毯手工工场。在安卡拉有呢绒手工工场三百多所。亚伊丁城出现了六十九所蒸气或水力发动机的工厂，其中外国资本占优势。另外还建立起一所炮兵兵工厂，拥有工人三千五百人。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土耳其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最著名的为那米克·凯末尔。他们在一八六五年建立了新奥斯曼党。一八六六年，新奥斯曼党曾企图以拦路请愿的方式迫使苏丹阿卜杜尔·阿西兹颁布宪法。但这个计划被告发，一部分人被捕，凯末尔等逃往国外，在国外继续倡导立宪。新奥斯曼党人在七十年代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在一八七六年发表宣言，指责苏丹阿卜杜尔·阿西兹和首相马赫穆德·涅基姆的政策。

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新奥斯曼党人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组织强大的群众示威游行，把苏丹王宫包围起来，要求罢免涅基姆。

苏丹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罢免了涅基姆，组织了包括新奥斯曼党领导人米德哈特在内的新政府。但这没有把群众的斗争情绪平息下来，一八七六年五月三十日，新奥斯曼党人又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了苏丹阿卜杜尔·阿西兹，由其弟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继承王位。米德哈特担任总理大臣，制订了一八七六年宪法，因此这部宪法被称为米德哈特宪法。宪法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公布。宪法规定在土耳其建立两院制国会，宪法保证帝国全体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和宪法上规定的一切自由。但苏丹有权干涉国会的事务。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土耳其语定为国语。

但是，一八七六年宪法并没有实施很久。一八七七－－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及土耳其的失败，给苏丹哈米德二世提供了复辟的时机。苏丹在国际会议期间把新奥斯曼党人米德哈特推到首要地位，会议破裂之后，立刻又把谈判破裂的责任推到米德哈特身上。逮捕米德哈特，并把他流放到国外，凯末尔等其他新奥斯曼领导人被放逐到帝国边远的地方。一八七八年初，当土耳其在军事上处于危急的时候，苏丹下令解散国会，取消“米德哈特宪法”，宣布恢复君主专制制度。立宪运动宣告失败。

新奥斯曼党人的立宪运动是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反对苏丹专制制度的斗争，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立宪运动主要依靠官吏、军官、知识分子和学生，没有发动广大农民市民群众，没有把反对苏丹专制制度和反对殖民主义结合起来，只是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挽救病入膏育的老大帝国，因而是不能成功的，新奥斯曼党人的悲惨下场也是难以避免的。

“血腥苏丹”的统治

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扼杀立宪运动后，恢复了苏丹专制制度，用屠杀维持其统治，人们称他为“血腥苏丹”，列宁叫他为“土耳其的尼古拉二世”。

“血腥苏丹”，的统治支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依赖帝国主义支持，二是靠土耳其和非土耳其的大地主、高级僧侣和一部分买办的支持。

腐朽透顶的奥斯曼帝国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列强和奥斯曼帝国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争夺遗产的矛盾，苏丹统治集团和土耳其人民之间的矛盾，苏丹统治集团和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

哈米德二世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首先剥夺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利，在全国实行恐怖政策，对稍有反抗嫌疑的人都加以逮捕、拷打、流放以致屠杀，对书报实行严格审查，“自由”、“革命”等词汇在土耳其字典上被一笔勾销，连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被禁止演出，因为那上面有国王被杀的故事。哈米德二世还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作为统治工具，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因为虽然奥斯曼帝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但它本身还统治着许多被征服的民族和国家。奥斯曼帝国是一座民族牢狱。“血腥苏丹”特设有一支命名为“哈米德队”的特种骑兵队，对亚美尼亚人、马其顿人、克里特人及其他地区的人民实行无数次的血腥屠杀。

哈米德二世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采取看风驶舵政策，他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想依赖德国而加强自己的经济军事力量。一九O三年，土耳其把从柏林经过伊斯坦布尔直到巴格达的铁路修筑权（所谓三B铁路），让给德国资本家，并委托德国人整顿土耳其军队。奥斯曼帝国成为英、法、德、俄角逐的场所。“血腥苏丹”的统治，不仅解决不了奥斯曼帝国的各种矛盾，反而加速了这些矛盾的爆发。

一九0八－一九0九年资产阶级革命

十九世纪末，反对苏丹专制的运动又恢复了。一八八九年由军医学校几名学生组成命名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秘密团体。但这个组织成立不久便处于苏丹密探的严密监视之下，因此也停止了活动，一八九四年又创立新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称“青年土耳其党”。其领导人是土耳其人纳裁穆博士和新闻记者、原新奥斯曼党人阿麦德·李萨等人。这个组织以世俗学校为中心，在学生、青年军官和官吏中进行活动。它的斗争目标是在土耳其实行宪政或恢复一八七六年宪法。“青年土耳其党”首先在国内外展开宣传鼓动工作，侨居在巴黎的李萨出版了法文《忠言报》和土耳其文的《国民会议报》。在伊斯坦布尔还组织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发革命传单。一部分原新奥斯曼党人加入了青年土耳其党。

一八九七年，青年土耳其党在苏丹王宫门前举行了第一次政治示威运动。由于内奸告密，在伊斯坦布尔的组织被破坏，十三人被判处死刑，约有七十人被判处徒刑，一八九九年又有更多的党人被审判。此时，旅居在外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一九O二年召开巴黎代表大会。以萨巴黑丁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和买办利益的“自由派”集团在会上进行分裂活动，要求对帝国实行广泛的分权，反对革命斗争，企图通过外国干涉达到恢复一八七六年宪法的目的。青年土耳其党又一蹶不振。在一九O五年俄国革命、伊朗革命以及日俄战争的影响下，奥斯曼帝国内的非土耳其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高潮。亚美尼亚、安那托利亚、也门、阿尔巴尼亚等地区都发生了反对苏丹统治的起义，特别是在马其顿发生了农民游击战争。甚至在苏丹的军队中也发生暴动。新的革命形势促使濒于瓦解的青年土耳其党重新振作起来，一九O六年，他们把活动中心从巴黎迁到马其顿的萨罗尼加。

结语

一九O七年，青年土耳其党在巴黎召开一次大会，会上党内的两派以及其他团体在反对苏丹专制统治上取得一致意见，结成了大联盟。大会拟定了一个从拒绝纳税、消极抵抗到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土耳其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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