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庚子年后，京师巡警厅将内城妓院全部迁至城外，给照收捐，已准公开营业。当时经官方许可开设的妓院共有300多家，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并非只有皮肉生意。一等小班居室内陈设华丽，有的还挂有社会名流的题字和书画挂屏，或者妓女本人的彩色大幅照片。小班的妓女，多有些小性子，也不轻易应人，嫖客必须与妓女相识一段时间后才能在妓院过夜。若是“清倌”，更是老板和鸨母捞钱的钓饵。嫖客除了得经常给清倌买衣料、皮货、珠宝、翡翠等物品外，还需花钱买通老板、领家、佣人、伙计，等到钱花到一定程度时，老板和领家才会开出很高的价钱，把清倌卖身与他。

二等妓院叫茶室，设施跟一等小班差不多，但没有红绿彩绸，也很少有点串灯的。妓女从年龄、姿色、身材、服饰等都比一等小班逊色得多。三等妓院称下处。比起二等茶室，就更为简陋，房子一般又矮又破，室内陈设粗糙，茶具桌椅都十分普通。四等妓院叫土娼或小下处。这些妓院房屋更加简陋、破旧，妓女们容颜衰老，衣着平常，只能靠涂敷脂粉招徕生意。

昔日八大胡同中的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妓院；石头胡同聚集着众多“茶室”，二等妓院；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多散布着三等妓院。在八大胡同里，很少有土娼或小下处，至于“暗门子”和“游娼”更是上不了八大胡同台面，那些生意主要集中在老天桥一带。

八大胡同的妓女有“南班”和“北班”之分。“北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姣好，但文化不高。据史料记载，一般王公大人，豪商巨贾，拜倒旗袍下的争先恐后，也算是北妓中很出风头的。“南班”妓女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着名南妓，首先北来者，为身后毁誉不一的赛金花。清季南妓北来的，除赛金花外，颇负盛名的当数谢珊珊和苏宝宝。至民国，“南班”中又出现了剑胆琴心的小凤仙，协助蔡锷逃离袁世凯的控制。

八大胡同以西的宣南是士人居住区。吴建雍在《北京城市生活史》中对宣南会馆做了统计，进京赶考的士子会馆主要集中于宣武大街东西两侧的品字形区域，又以菜市口南侧最多，一条胡同就有十几座。他称：“宣南不能说它是一个单身社会，因为好多人是带家属的，有史料记载，做个小京官不容易，拉家带口，生活拮据。另外一方面，进京赶考的士子常常是单身的，一次不中，参加两次会考的时间就是六年，这期间就寓居在宣南的会馆里。因此，宣南是一定程度的单身社会。”

但不能由此断定士人与八大胡同形成和兴盛的关系。士子一般是比较穷的，不可能经常光顾八大胡同。一般都是在中了举，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之后，才与演艺界形成一种交往。也不能因为一个‘状元夫人’，就说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整体来讲，他们受社会道德的约束，生活还是比较检点的。

去八大胡同的一定是有钱人，他们或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者经商发了财。一般老百姓是去不起的。另外，清末民初，有一些没落旗人，追求新鲜，也去八大胡同。所以，八大胡同是有钱、有地位、有势力的人物控制的地方。

八大胡同的鼎盛时期在民国六七年间。民初以来，军阀割据，战争不断，水旱饥饿流行，很多年轻女子被迫堕入娼门。民国二年，参众两院成立，有许多幕后阴谋和派系斗争，都在八大胡同商议和接洽。议员们在这几条胡同的班子里都有各自的相好，有的议员为周转各种政事，每日要到班子里数次。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八大胡同变成一个涉及到政治的特殊社交场所。袁世凯复辟帝制，筹安会的秘密活动，贿选国会议员等重大政治事件，无不与八大胡同的妓院和妓女有所关联。

《京都旧事》载：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可见八大胡同的盛衰与当时的政局关系之密切。八大胡同成为一个特殊的功能区。

“它只能是在那个情况之下的，那个社会环境之下的娱乐场所。也只能是对男人的娱乐。”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袁熹说，“我们没有特别的研究，但我觉得八大胡同从来没红过，它总归是在八大胡同里，在社会上，那时的伦理道德不认为去八大胡同是一件体面事。”日军侵华时，京城各处及八大胡同的妓院数量有所增加。据统计，仅八大胡同内，就有妓院117家，妓女750人。

作为红灯区的八大胡同，终结于解放后一次有计划的突然行动。1949年5月，北京的社会治安状况已基本趋于稳定，一支由公安、民政、妇联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成立，开始了有重点的妓院调查工作。9月19日，北平市出台整治妓女办法：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的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当天下午18时以分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的方式，集中老板、领家；20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当晚，37部大卡车，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名干部和警员出动。3000多张封闭妓院的封条，分发到各分指挥部和行动小组。各个胡同口和妓院大门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封锁。

随后，妓女被送进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院的老板和领家被公安总局警法科关押。1950年《新中国妇女》有文章描述这次行动：“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1950年4月，454名妓院老板、领班全部依法处理完毕，其中罪大恶极的黄树卿、黄宛氏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政府共没收妓院房产168处，共1824 间。在被收容的一千多妓女中，没有性病的只有44人。到1950年6月底，昔日的妓女或者结婚(她们的丈夫大多为工人或农民)，或者被亲属领回家参加劳动，或者加入文艺演出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或者走进工厂成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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